乡村人情债让农民不堪重负

雷宇

我国民间自古就有礼尚往来的传统习俗，原本正常的为增进亲情和友情的人情往来，无可厚非。但近年来“礼尚往来”走了样、变了味，不仅人情往来的项目增多，而且礼金暴涨，异化的人情风，使得亲情和友情反而变淡了。在部分地区的农村，有的家庭无法承受这种“人情债”，可为了“脸面”，只能举债硬撑；有的家庭实在应付不了，干脆外出躲避。农村这种异化的人情风，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格格不入，是地方治理需要关注并着力加以解决的一个现实课题。

办酒席的名目越来越多，人情礼金“滚雪球”般上涨

2017年春节，尽管刚刚上大学的女儿望眼欲穿地等待母亲归来，但在福建打工的望女士最终还是决定不回老家过年。是不断加码的“人情债”，让望女士对回家之路望而却步。

“今天一头（“头”为地方方言，一桩的意思。）人情，明天一头人情，过年尽是走人情。”老家在江汉平原地区的望女士算了一笔账：不回家过年，可以省下近一万元。而这个数字，相当于望女士远赴千里之外打工收入的三成以上。

人情成债，望女士的故事不是个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连续5年组织老师和研究生在春节期间返乡调研，在华中、东北等10余个省，近百名80后、90后三农研究者们，把目光投向自己家乡，发现部分地区人情风俗异化的新课题：项目剧增，礼金暴涨，部分农民举债送人情影响生产生活，离了规矩、丧失功能、淡化意义的人情仪式，“良俗走向恶俗”。

博士生班涛的家乡，属于江淮平原皖北一个普通农业型村庄。当地以种植小麦与水稻等粮食作物为主，人均耕地1.5亩，老一代留守种田，青壮年外出打工，打工是很多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班涛的观察中，人情支出快速上涨悄然发生在最近3年。随礼标准的增长，是乡亲们感触最多的一点。3年以前，同属于一个自然村、关系一般的村民，随礼标准在五六十元，关系近一些的邻居、朋友随礼普遍在100元，关系最近的兄弟姐妹则在500～600元。近3年来，这一标准普遍上涨了一倍左右，关系一般的村民随礼标准被抬到100元，关系最近的兄弟姐妹达到1000元以上。

传统以情感互动为基础的“送情”，变成了以“送钱”为主。博士生姜红（化名）的农村现状调查，至今已经覆盖了中西部10个省的农村地区，自己家乡的人情风让她深有感触。

姜红的老家，在湖北荆州地区一个乡镇。在姜红的老家，亲戚分为至亲、近亲和远亲，村邻主要是本小组和邻近小组关系好的村民，他们送的礼金在当地称为“白人情”。她的统计显示，16年来，老家的人情礼金迅速上涨，近亲、远亲和“白人情”上涨10倍，至亲人情上涨幅度更是达到20倍左右。以考上大学的升学宴为例，2000年时，“白人情”还只有5～10元，而今在喜宴的账本上已经看不到两位数的礼金；叔伯、姨妈一类至亲，在当时刚刚上涨到100元的标准，几年前，这个数字已经统一为2000元以上。

其演进的逻辑为，在外工作或打工先富起来的人提高礼金标准，同一层次的亲属不得不勉力逐步跟上。同时，每一次的回礼中，按照人情往来的规矩都需要加码。由此扩散，一来二往滚雪球，在一定范围内自然水涨船高。

人情项目的增多，则让研究者们在回归家乡的调查中目不暇接。

按照传统习俗，只有小孩“喜十”（小孩出生10天办酒席）或满月（两者只选其一）、年轻人结婚、男性高寿（80岁、90岁）和老人去世这些项目才会办酒席，但现在人情项目年年增加，人情的无序化凸显。

副研究员桂华对湖北秭归农民办酒席的名目做了一个梳理，2000年以后人情风俗开始变化，最近五六年尤其明显。如今秭归农民办酒席的名目大致包括：娶媳妇、嫁女儿、老年人去世、盖房子、买房乔迁、店铺开业、考大学、参军、生孩子、孩子满10岁、成年人36岁、50岁以后每10年过生日等，有十余项之多。

母猪下崽要办酒席、建房子修一层办一次、服刑人员归来也办酒席……几年来，研究者们在各地听到这样的故事都已经见怪不怪。

办酒席的传统观念，也在逐渐被打破。原来农村只有初婚才会办酒席，离婚后再婚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再婚夫妇都极为低调。现在离婚越来越多，很多再婚的夫妇，会大张旗鼓地摆酒。访谈对象成大叔，有一儿一女，都结了两次婚，初婚和再婚都办了酒席，村民的“白人情”每次都是两三百元。以前只有孩子考上大学一二本学校，才好意思请考学酒，而今被戏言“不论考北大清华还是北大青鸟，都请客”；原本只为男性高寿老人庆祝的寿酒，也开始为女性老人過，而且年龄要求越来越低，从最初的80岁，降为60岁。

酒宴名目增多的同时，送人情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在姜红的老家，很多类型的人情酒席，都搭配有人情礼金以外的其他花销。婚礼酒席上，长辈要送鸡蛋钱或压箱钱（鸡蛋钱是男方长辈给，压箱钱是女方长辈给），金额多与礼金钱数相当；考上大学以后，至亲不仅要送礼，还要给路费，若人情是500元，路费就要给300元；白事上，除了送人情钱，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在出殡前夜，要跟着和尚“圈香”，圈一次一个晚辈要么给100元以上的“香钱”，要么买价值相当的一条烟，一个晚上大概圈3次，一户的成本又要增加300～400元。

人情负担过重，部分农村家庭入不敷出

博士三年级学生刘成良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民对于人情的看法和抱怨最多，因此也形成了一些广为流传的俗语：“人把人皮披上，不赶人情是不行的”；“人情就是债，头顶锅来卖”。

走了十余个省，刘成良发现，近些年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农民的家庭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怪现象是，农民的存款和家庭中用于发展生产方面的支出并没有增多，相反在人情上的开支反而越来越大。

湖北省秭归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38万人口，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6万人，2.2万户。刘成良和桂华在当地的调查显示，农民家庭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用于人情支出，部分家庭甚至达到一半。每年农历十一月份到次年正月，都是农村办酒席高峰期。调查期间，每个村民小组几乎每天都有家庭办酒席。当地的风俗是同一个村民组基本都要到场贺喜，目前乡情的标准是每次200元，特别贫困的送100元人情。再就是亲戚，姑舅姨一类至亲从1000元、2000元到5000元不等，少数家庭送人情达到万元。endprint

一个普通家庭维持的3种人情关系，加起来两百户左右。当地人认为，每个家庭大致五六年办一次事比较正常。按照5年的频度算，若每个家庭每年需送出40次人情礼金，则一年需要支出一两万元。

“当前国家确定的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2736元。秭归当地正常家庭的人情支出，高于贫困线5倍以上。”很多调查对象都反映，“我们这里绝对贫困的很少，多数是相对贫困”。

很多农民家庭缺乏发展生产资金甚至是入不敷出，人情负担过重，是一个重要因素。刘成良对走访中的一个家庭“人情成债”印象深刻：这家人还住着30多年前盖的土坯房，家徒四壁，唯一的电器是一台不到20英寸的老款电视机，“但就是这样的家庭，一年人情支出也在5000元左右，借债送人情成为必然”。

在200公里以外，姜红老家的村子情形相仿。村民们主要依靠在沿海城市打工或种植葡萄为生。前几年，打工收入不错，葡萄种植也正处于高收益时期，老百姓的手头结余多，出手阔绰。但这两年，受到产业转型的影响，打工收入有所下降，葡萄种植也遭遇销量下滑，老百姓手头的结余也相应减少，人情压力让他们愈来愈难以承受。

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妇，若在家中务农打小工，年收入不到2万元，但一年的人情开支至少8000元。人情开支占了全年近一半的开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于很多家庭，人情成了一份无法逃脱的沉重负担。

博士二年级学生雷望红做过统计，就一次人情酒席来看，主家的支出一般占所收礼金的一半以内。为了避免自己只送礼不收礼而亏本，只好不断地追随人情项目和礼金数额增长的脚步，有由头就抓紧时机办酒席。大多数家庭为了平衡收支，都会尽量地三五年就找一个人情名目办一场酒席。雷望红将此总结为一个人情压力下，乡村社会走进了无法自拔的怪圈。一方面都在感叹人情压力大，没有挣到钱，可又都在争相办酒席。不办酒席的人要给人送礼，办酒席的人挣了钱又很快给人还回去了，最后根本留不下钱。

异化的人情风，改变着乡村生态

“能否选择有些人情不走呢？”雷望红也曾问过自己的家人。

家人的答案充滿无奈。远亲不走都没事，但这只是少数，大多数要送的人情事主，离咱家住得近，本来一直有来往，有人家办酒席你不去，“不只是断了一家人情，谁都会看不起”。

礼钱最后都耗费成为酒宴和鞭炮，每个家庭事实上都成为人情往来的输家。

在姜红的家乡，早在腊月初一，全镇酒席“一条龙”服务班子的“档期”都被排满。若想在正月十五前办酒席根本办不了，因为请不到“一条龙”服务班子来帮忙做酒席。而这个有50多个行政村的乡镇，近些年兴起的“一条龙”队伍保守数字在七八十家。

异化的人情风，也在改变着乡村的生态。传统的农村酒席都是在家里办，洗菜、招呼客人等都由左邻右舍过来义务帮忙。但随着打工经济带来的村庄人口流动，帮忙人员减少，在饭店办酒席或者请“一条龙”队伍办酒席，方便快捷。这种方式一经兴起，又因为被赋予了“场面”“省事”的标签，而被更多的村民接受，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温情随之消失。

由于办酒席能够赚钱，因此诸如老人去世等白事，也可以成为子女赚人情钱的一个机会，也有子女会专门抢着给老人办白事。秭归有一户三兄弟，母亲去世了，去世前跟着老大生活，按常理应该是老大家办白事，但是老三提出想在自己家办白事。老太太的葬礼前，两兄弟为此事大吵了一架。

在贺雪峰团队的调研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少人情礼金攀升达到顶点后，轰然崩塌的案例。一直在互相走动的人之间，一方无法承受时，不是回归到人情正常往来，而是变成了突然之间不再有任何来往的“沙漠化”。

异化的人情风，拷问地方治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至今清晰地记得，2013年的正月初四，自己第一次向中心的老师和研究生们发出倡议，写写“回乡记”。当时的初衷，不过是大家平时就是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调研，过年回家乡，事情不多，也是个观察社会的好机会。

出乎贺雪峰意料的是，返校后出来的60多篇文章，质量都不错；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家乡，不约而同地感慨变化之大。“这恰恰是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快速变迁的一个缩影！”

由此持续了5年的“回乡记”，范围遍及全国近30个省级行政区域，近百名三农研究者长达5年的返乡调查和记录，渐渐拼接起一幅中国农村人情交往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人情风的异化在不同区域的农村差别很大，可以标出不同的色块，长江流域尤其是洞庭湖地区，人情风异化最严重；调研中的东北地区不少地方也呈泛滥状态；上海和苏南集体经济强劲有力，广东、福建宗族组织完备，相对理性。

汇总超过500篇的文章，贺雪峰有一个基本的感受，变化发生在2000年前后。伴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和民工潮到来，乡村社会快速变迁，国家政策越来越好，赋税减免消失，新农合普及。一边是富裕程度快速提升，人群分化加快；一边则是留守老人多，村庄空心化，凝聚正能量的力量变得薄弱；“旧的乡村规范崩坏，而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规则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人情风异化就是其中隆起的一个脓包。”“这必须要有政府和精英人士的介入。”贺雪峰发出呼吁。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推行“限桌令”“限额令”等，这种行政直接干预人情风的做法，引发了不少争议。贺雪峰认为，“政府之手如何掌控，也值得思考”。

调研中，四川、山东一些地方村里“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度”引起了贺雪峰的关注。在当地，政府通过以乡贤为基础，组建“红白喜事理事会”，以宣传教育为主，从规范引导入手，从村民自治落脚，制定村规民约，对随礼标准、规模、项目进行约定，“找到了平台和抓手，用软法去陋习、树新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