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与故宫的不解之缘

何映宇

自15岁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始，69年来，阎崇年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北京六中上学，他曾每日眺望一墙之隔的故宫的红墙黄瓦，还在天安门广场上体育课；后来在故宫西华门内的故宫明清档案部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明清档案，以研究明清史；再后来，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故宫，成了他重点研究的对象。

从2011年开始，阎崇年筹备百家讲坛《大故宫》，用了六年时间，几乎是一鼓作气，连续完成了搜集资料、实地考察、文稿撰写和电视录像等一系列繁重的工作，我们也因此看到了他的《大故宫》从第一部讲到了第三部，对象也从以建筑为线索讲历史、真实的宫廷、历史人物、饮食服饰、婚丧嫁娶，延续到了瓷器。

在讲述《大故宫》时，阎崇年就关注到了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皇家御窑与瓷器。

去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阎崇年的《御窑千年》一书，阎崇年选择明清故宫存量最多、档案记载最详、文献记述最丰、社会影响最大的御窑瓷器为重点，讲述宋元明清御窑瓷器的发展历程，挖掘御窑及瓷器的历史、人物、事件、典制、技艺、器物、文化、艺术、生活、影响，传播工匠精神，一经出版就广受好评，短短半年时间，销量突破10万册。

了解御窑与瓷器，是对历史的敬畏

《御窑千年》写了三年，积累材料则有几十年的时间。平时，阎崇年去窑址考察把材料写在卡片上，阎崇年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说：“我书里所有的照片，都是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的馆藏，传承有绪，明代有账、清代有账，私人收藏我不收，主要是觉得说不清，过两年说不定鉴定是假的了，我不能把赝品写到书里面去。我书里写到的173件文物，都是大博物馆的收藏。”

中国古代宫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如要了解其精髓，必须通过其载体“御窑”。御窑，是帝制时代的产物，依托国家力量，荟萃了瓷器文化的精华。皇宫有御窑，更能成其大；御窑为皇宫，更能显其贵。御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它既可以指皇家御用窑场及管理机构（狭义），又可以指烧造过御用瓷器的窑场（广义）。就狭义而言，御窑贯穿明、清两朝；就广义而言，御窑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广义的御窑，历史已逾千年。了解御窑与瓷器，是对历史的敬畏，是对文化的凝聚，是对人类的贡献，是对生命的理解。

阎崇年学历史的时候，主要研究的是历史人物和典章制度，还有物。“物有很多种，”阎崇年说，“比如说皇宫里的三大殿，还有器物，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瓷器。我研究历史，对瓷器一直很关注，但是把它写成一本书，是最近三年的事情。从2015年开始，我花了三年的时间，专门写了这本书。陶瓷专家研究瓷器是什么料的，什么釉的，什么色彩的，什么花纹的，而我换一个角度来看元青花，为什么元青花出在元代，没有出在唐代、宋代？元青花形成的背景是什么？我就研究元代的文化特点和元青花之间的关系。它为什么是青花？不是红花不是黄花？元代的执政者是蒙古王朝，草原文化崇蓝尚白，元青花体现的就是当时蒙古王朝的文化特色，花是蓝色、地是白色的。如果专门研究瓷器，这不是他们的范畴，我们研究的角度不同。”

近年来，在故宫内也有很多考古新发现，在弘德殿，发现了宋代哥窑葵瓣洗、龙泉窑青釉弦纹炉等珍品瓷器；在保和殿东庑，发现了10个金印匣，共73斤。这些新发现，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惊喜。可是，一直在故宫里头，那么多人研究故宫，怎么还会在近些年才被发现呢？

阎崇年先生解释说：“瓷器送入宫里之后，有时候不小心摔碎了，摔碎了怎么办呢？不能扔掉，不能流传到民间，给民间得到民间就能仿制，所以他们就在宫里挖个坑，把它们埋了，谁也不知道。直到弘德殿施工的时候，一挖，挖出来了，知道原来摔碎了的瓷器都埋在那。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瓷母”：故宫瓷器的代表

由中央电视台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9家博物馆（院）联手制作的《国家宝藏》节目播出后获得广泛好评。每期节目展示一家博物馆的3件重磅文物，讲述它们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崭新的尝试，彰显出连接古今、观照当下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自信。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博物馆和文物是严肃、沉重的，综艺节目是娱乐、有趣的。二者如何共处？一个共同的价值承载，就是文化。作为一种“纪录式综艺”，《国家宝藏》把纪录片和综艺节目两种形式融合运用，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

《国家宝藏》大火，打头阵烧第一把火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86万余件文物，选哪三件参与节目？应该是那些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结合體，更能传递出有益于当下的文化内涵。最终，他们选择了《千里江山图》卷、各种釉彩大瓶和石鼓，这三件文物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了华夏文明的宏大叙事。

其中有一件，是堪称中国瓷器集大成之作的清乾隆多种釉彩大瓶，即“瓷母”。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足径33厘米。《景德镇陶录》记载：

凡器之高大件，最难烧造，如二尺四大盘、顶皮大碗、千圾、五百圾大地瓶、五百圾大缸、三百圾花桶等器，口面既大，圾数又高，造时必倍其坯式，较劣取优者，送窑径烧，难保不有矫、扁、损、挫之患。endprint

此瓶硕大，超出一般，被称之为“瓷母”，当然它被称为“瓷母”，不仅因为器形大，还因为它把各种釉彩集合于一器。在它的身上，有十五种釉彩，十六道纹饰，各种之间都用金彩细条隔开，集仿宋官、哥、汝、钧各窑，青花、斗彩、珐琅彩、粉彩、金彩、洋彩，窑变、开片，工艺精绝，集中体现了乾隆时期御窑集成创新的高超瓷艺，故称“瓷母”。

康雍乾三代达到中国瓷器烧造水平的巅峰，离不开一位督陶官的功劳。唐英，字俊公，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享年75岁。在乾隆朝，唐英先后管理淮安关、九江关、粤海关，遥领陶务。唐英在乾隆朝主理景德镇御窑及相关工作长达28年，“瓷母”、交泰转心瓶、干支字转心瓶、仿生瓷、西洋画瓷等享誉天下的瓷器，都是他督造的神器。唐英在28年的御窑管理与烧造过程中，亲自督导和烧造，数量多，质量优，精品美，影响大，瓷器被誉为“唐窑”，唐英被誉为“瓷神”。其中，“瓷母”又可算是唐英督造生涯中的一个高峰。

“故宫瓷器太多，‘瓷母可以作為故宫博物院瓷器的代表，”阎崇年对记者说，“这件‘瓷母的特别就是工艺精美、工序复杂、色彩丰富，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瓷器、世界瓷器的工艺水平。当然了，这不能说‘瓷母就比其他瓷器更珍贵，就像花一样，白牡丹能取代红牡丹吗？不能。所有品种的牡丹，加起来，才是牡丹，瓷器也一样。‘瓷母能取代鸡缸杯吗？也不行。有些瓷器更珍贵，比如说明朝宣德时期的瓷器可能价值更高，只是说这个节目设置了规则，只能选一件国宝，那用‘瓷母来代表比较合适。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瓷母和中国瓷器。”

因为登上央视《百家讲坛》，阎崇年的名字为大众所熟知，对于电视媒体传播传统文化，阎崇年也认为非常有必要：“我觉得这些普及性的电视节目对传播传统文化帮助很大。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不一样，用一万字来描述也未必能让读者了解瓷母到底什么样，可是电视一放就很清楚了，这是电视的特点。当然文字也有文字的力量，文字、网络、电视一起来宣传，可以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读者观众了解传统文化，则善莫大焉。”

让文物活起来，需要让文化走进人们生活。文物真正让人动容的核心，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我对这件器物什么特点什么价值比较感兴趣，这个节目用一些小话剧的方式来表现，想法也很新颖，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感兴趣的，还是器物本身。”阎崇年说。

大故宫：打开了故宫外延

2003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故宫学的贡献，在于发现了故宫的紫禁城建筑、院藏的180多万件文物、丰富的文化遗存、明清档案等等构成了文化主体。阎崇年的《大故宫》系列出版被认为是故宫学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受到郑欣淼故宫学的启发，阎崇年所讲述的“大故宫”，不仅仅是紫禁城圈里的文化内涵，他打开了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和民风等等。

故宫的文物并不都保留在北京故宫中，和历史有关。阎崇年说：“日本侵华的时候，一些爱国的专家担心日本占领北平后将文物占为己有，就挑了些精品运到大后方去。但不可能都带走，实在太多了。精品呢，也分大件和小件，小件容易搬运，他们就把小件精品（主要是书画和瓷器）装箱搬运，但总的来说还是留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多。”

1992年，阎崇年第一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刚向大陆开放，我是第一批大陆观众之一，那次我是去参加‘海峡两岸清宫档案学术研讨会，破例给我们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地下仓库。台北故宫博物院后面是座山，他们把山挖了个洞，恒温恒湿，在这里面设仓库，特别安全。”

自1992年起，阎崇年一共十次前往台湾，并多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有两年的两个学期，他在台湾的两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所以经常去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久负盛名，对内地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开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阎崇年说：“现在的文创产品市场化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拓文创产品比较早，1992年我去台北的时候，就买过翡翠白菜做纪念品，真的翡翠白菜我们不可能拥有，就买个仿制品欣赏欣赏。”

2020年，故宫将迎来建成600周年，期待着故宫大家族能够有更多的交流，共同传承和开创下一个600年的辉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