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当学商鞅

邓聿文

中国人都熟悉商鞅变法的历史，秦国后来能一统六国，开创帝业，源头可能要追溯到商鞅变法。

但商鞅变法开始并不容易，为了能够让那帮抱着祖宗之法的守旧势力相信变法是真的，商鞅想了一个办法，在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如有人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十金，众人不信，商鞅又把赏金提到五十金，才有一壮士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如约赏给了他五十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徙木立信”，商鞅的目的是以此建立政策权威并取信于民。

商鞅是法家人物，他推行的变法用今天的话说是实行法治。尽管有“徙木立信”举措，但在变法令颁布一年后，新法的推行还是很不顺利，原因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其中包括太子。商鞅明白要让人们遵守新法，必须处罚这些王公贵胄，但如果只处罚王公贵胄，不处罚太子，他们必不服。可太子是国君继承人，按秦律令是不能施以刑罚的，商鞅便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将他的老师公子虔处刑，将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大概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学生，以示惩戒。此后，秦国就没有人再敢违反新法了，新法得以实施下去。

提起商鞅变法中的这两件事，是想说，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也必须拿一两件具体的案件来做文章，让百姓看到领导人确实有大决心实行法治，这比一千遍空洞的说教，强调依法治国的意义效果都要强。当然，选取的案件必须是公众关注的冤案，社会影响大，但又一直翻不了，如果重新公开公正审理一两件这样的案子，老百姓就会相信领导人真的要推行依法治国了。

这些年来，因为司法腐败，各级法院判了很多糊涂案、冤案，有些性质非常恶劣，像内蒙古的呼格案，福建的念斌案等，都影响极坏，不对这些案件重新进行审理，司法不公就不可能得到消除，民众不可能树立起对司法的信心，法院的权威也无从建立。所以，最高法应借国家实施法治这个契机，拿出勇气，向司法领域的腐败和既得利益开炮。

事实上，做到这点并不难，放下私心，少考虑一点个人得失，秉持公道和正义，遵循法治精神就可以。既得利益有时看似很强大，盘根错节，但由于它从本质上是非正义的，如果有舆论和大众支持，有政权的背书，是不难把它扳倒的。而清理司法领域的冤案和积案，同司法腐败做斗争，是建立法治权威的必要之举，彰显执政党推行法治的意志，对执政党只会起加分作用，所以，它也必然会得到政权和民众支持。

新的领导集体反腐败为什么能够打开新局面，赢得公众广泛的赞同和支持？不就是民众看到了一些传说中的大老虎被打倒了吗？周永康、徐才厚之类老虎，过去仗着掌握了专政工具和巨大权力，为所欲为，外表看起来非常强大，但真要跟反腐力量较量，不说不堪一击，也经不起穷追猛打，他们所构造的腐败同盟顷刻间也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民众正是在这一个个看似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的倒台中，领略到了领导人的反腐决心，才转而相信领导人的反腐宣言并不只是口头说说，而是诚心诚意去做，这就是用行动来兑现政治承诺。

酒驾的治理也是一个道理。酒驾可以说是中国关系文化的一大顽疾。曾几何时，酒驾造成多少家破人亡的悲剧，也一度被认为无药可治。然而，只要管治者真正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提上政策目标，下得了这个决心，采取严厉手段对待酒驾，就没有治不了的顽疾。

鉴于过去的教训，刚开始民众可能不相信，持观望态度，这不要紧，越是在这种时候，主政者越要真心诚意，拿出决心，敢于同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者斗争，当然，这里需要讲究斗争策略，但只要民众看到主政者为他们着想，取信于民，定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主政者的。

在中国搞法治也一样。法律的精神实质是人人皆平等。要建立起法治权威，让所有人都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学商鞅徙木立信，敢于触及既得利益，拿几件棘手案件，公正公开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