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伊断交：一场 “心照不宣”的明争暗斗

陶短房

叙利亚内战和ISIS危机让国际社会开始正视伊朗在地缘政治上的“正面作用”，也让“阿拉伯之春”之初捞足政治资本的沙特尝到些许失落感。

一个人的生死，能有多重要？

巴克尔·奈米尔，这位伊斯兰什叶派教士的死，引发了中东一场外交选边战。

1月2日，沙特阿拉伯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以恐怖主义相关罪名，处决了包括奈米尔在内的47名犯人。

当晚至次日凌晨，伊朗示威者报复性冲击了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驻马什哈德的领事馆，打砸抢烧沙特阿拉伯使馆的家具和建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警告沙特将面临“神圣的复仇”，称奈米尔是反抗沙特逊尼派政权而被处死的烈士。

沙特方面不甘示弱，随后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勒令伊朗外交使团及相关机构于48小时内撤出沙特。而巴林也紧随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此外，苏丹宣布驱逐伊朗驻苏丹大使，阿联酋宣布降低与伊朗的外交级别，科威特则宣布召回科威特驻伊大使。

1月7日，伊朗外交部称，沙特军机在也门的空袭行动中“蓄意”轰炸伊朗驻也门使馆，造成一些外交官员受伤。

作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两个穆斯林国家，沙特与伊朗间的恩恩怨怨，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沙特“忍无可忍”

沙特与伊朗的矛盾，着实积攒得太多了。

萨达姆政权在2003年被推翻，让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占人口多数的伊拉克什叶派凭借“一人一票”的新规则控制了伊拉克中央政府，并和伊朗建立起密切关系。

借助伊拉克的“变天”，伊朗得以和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大马士革当局等本地区什叶派“伙伴”连成一体，加上也门、阿曼等国的什叶派，构成了所谓“什叶派之环”，令沙特等国感到芒刺在背。

而此时沙特也开始了“信仰输出”：利用“石油美元”和“穆斯林援助”，在世界各地建造清真寺等设施，派遣教师和神职人员，并“搭配”瓦哈比教义和行为方式，在短短十几年间，将原本在逊尼派中并不占很大分量的“瓦哈比影响”渗透到世界许多地方。

2011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海合会”国家（成员国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及其操纵的媒体和“瓦哈比之网”利用国际社会对“自发民主”的同情，很快在大多数国家掌握了“革命”主动权，使得绝大多数“革命”最终蜕变为瓦哈比派组织攘夺世俗派专制者政权——而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则演变为血腥的割据和混战。

当然，伊朗也试图从“革命”中分一杯羹，在其支持下，巴林、阿曼、沙特等国的什叶派也打着“民主”旗号搞起“革命”。对此，沙特毫不客气，立即纠合“海合会”盟友加以弹压，并在2012年索性直接出兵，把不合自己心意的巴林什叶派“革命”弹压下去。

但在叙利亚，沙特扶植的瓦哈比派代理人却遭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之环”激烈抵抗，什叶派建立的少数派大马士革政权一直坚持到今天，而附着于“瓦哈比之网”滋生出的ISIS等激进原教旨恐怖武装，反倒成为威胁整个世界安全的“地球之癌”。

双方另一个对抗焦点，是伴伊核危机而生的对伊制裁。由于伊核危机的爆发，美国主持了针对伊朗的一系列制裁，并最终在2012年几乎切断了伊朗的石油出口渠道，这使得伊朗这个前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在欧佩克内部的石油市场份额降至零。而其空出的市场份额，则被沙特趁机伙同其他“小伙伴”抢占了。

去年7月14日，历经12年拉锯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基本结束，国际社会开始逐步解除对伊石油禁运，不甘心让出“胜利果实”的沙特此后多次以“伊朗对地区和平仍然构成威胁”为由，游说美欧继续维持制裁和禁运。

对于国际社会越来越明显的“联伊抗原教旨”倾向，沙特则同样“醋意大发”。但叙利亚内战和ISIS危机让国际社会开始正视伊朗在地缘政治上的“正面作用”，也让“阿拉伯之春”之初捞足政治资本的沙特尝到些许失落感。

而在各自国内，两边的当权者需要做出刺激“老冤家”的醒目动作，以取悦本国民粹。

“非我族类”

除了与以色列之间的牵扯，中东的一切纷争似乎都与伊斯兰内斗有关。而沙特和伊朗间的恩怨情仇，则还要加上“非我族类”。

沙特是阿拉伯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居民主体为阿拉伯人。而伊朗高原则自古以来就居住着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各部落。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从今天沙特的麦加、麦地那两圣城兴起，并迅速成为阿拉伯和波斯两大民族的主体宗教。但这种“信仰认同”所形成的“一家亲”局面只维持了十年左右，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围绕“谁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穆斯林世界发生了影响持续至今的大分裂。

多数派认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是其密友和岳父之一阿布·伯克尔，并奉佰克尔为首任哈里发，其后慢慢发展成为“逊尼派”，现今人数约占全世界穆斯林的85%以上。

而认为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是合法继承人的“什叶派”，在阿拉伯世界处于少数派地位，但其教义传入伊朗高原，却很快成为波斯人的主体宗教，16世纪，第一个什叶派王国——萨法维帝国在波斯境内由波斯人建立，自此波斯王国和继承波斯王国的伊朗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便俨然什叶派各支派“盟主”，举起了对抗人数占绝对优势的逊尼派大旗。

伊朗人之所以接受什叶派而非逊尼派教义，很大原因是当时的波斯贵族既看到伊斯兰教的威力、又不愿屈居宿敌阿拉伯人之下。

而在英国人的支持下，逐步统一今天沙特领土，并于1932年正式获得“沙特国王”称号的伊本·沙特，则利用王室和带有保守、原教旨倾向的逊尼派瓦哈比派间的密切关系，以“两圣城守护者”自居，一步步将沙特带到了对抗伊朗和什叶派的第一线。

不过，尽管“道不同”，但现代沙特和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双方的矛盾并不明显，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合作。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整个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及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另一方面，则是两国的背后直至1979年伊朗爆发霍梅尼革命，都始终站着共同的“保护者”，最初是英国，后来则是美国。

不论英国、美国，都希望包括沙特和伊朗在内，中近东的“小伙伴”能够团结一致，对抗那些更令他们感到担忧的因素，如苏联集团的扩张，以及旨在推翻王室、建立世俗政权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冲击。

暗战与明枪

不过，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沙特和伊朗间也依然疙疙瘩瘩。

沙特王室和伊朗巴列维王朝“相性不合”，前者尊奉瓦哈比教义，主张“向后看”，即一切以最原始的伊斯兰教旨为准绳，反对任何旨在让社会和宗教现代化的改革，而后者则主张“向前看”，认为惟有推动世俗化改革才能让伊朗跟上时代发展。

在伊朗也有人对王室的亲西方、腐败和独揽财权十分不满，以霍梅尼为首的部分乌勒玛和教士，自上世纪60年代起提出“法基赫监督”学说，即主张每个伊朗人都应受到乌勒玛神学体系的“监护”，由乌勒玛直接干预、监管世俗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看来，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世俗社会不偏离伊斯兰传统，才能消除贫困、社会不公，以及抵御“异教徒和无信仰者”对穆斯林土地和财富的掠夺。

这一理论在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的统治》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并随着巴列维国王亲西方改革的日益不得人心，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拥护。

有意思的是，在霍梅尼革命前，这种和逊尼派教义本应格格不入的“霍梅尼学说”却受到一部分沙特瓦哈比教徒的同情、支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义虽异，但主张抵制世俗化这一点却相近，且一些沙特瓦哈比教徒认为“霍梅尼上台总比巴列维王朝要好些”。

1979年初，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当年2月1日霍梅尼回国，并迅速瓦解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同年底，基于霍梅尼教义、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并公开喊出了“输出革命”，即以什叶派教义取代周边伊斯兰国家逊尼派教义的口号。不久，“德黑兰使馆危机”爆发，伊朗和美国反目成仇，沙特与伊朗两国背后从此不再有共同的“保护者”，矛盾迅速由暗战变成明枪。

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利用伊朗刚刚发生伊斯兰革命、军队因遭清洗战斗力下滑之际，发动了旨在夺取两伊争议领土、后来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但境内阿拉伯人中大多数信奉什叶派，而统治者萨达姆及其为首的“提克里特集团”却是逊尼派。在沙特看来，两伊战争的性质，是霍梅尼进行“输出革命”的第一次尝试，一旦伊朗胜利，什叶派就会在地区内逐步扩张。沙特本国有15%左右的什叶派，以其为首的“海合会”六国中，巴林、阿曼等也都有人数不等的什叶派信徒（巴林甚至人数占优），如果伊拉克“变天”，就可能引发危及自身的连锁反应。正因如此，沙特等国理所当然地站在萨达姆一边。

对此伊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利用1984年达到高潮的“海湾袭船战”，给沙特等国油轮不少“颜色”瞧瞧，而沙特则在美国支持下加强其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

1984年6月5日，沙特和伊朗间爆发了迄今唯一一次直接“热战”——阿拉比亚赫空战。

虽然事发后两国政府相互指责，都说了些狠话，但事态很快便由热转冷，最终不了了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沙特虽然支持伊拉克，却也并不想彻底和伊朗撕破脸，只是希望伊朗知难而退、就此收敛对沙特油船的袭船战，而伊朗当时内外交困，主要精力放在和伊拉克缠斗及提防美国暗算上，也不想和沙特纠缠，更不愿损失摔一架少一架的宝贵战斗机，双方很快就心照不宣，各自约束。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如此对抗、甚至开打，两国却一直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

此后直到萨达姆政权倒台，沙特和伊朗间便维持着不尴不尬、不冷不热的关系，既没有太多合作，也不再像两伊战争后那样争吵不已。伊朗自霍梅尼去世后尽管政局多变，但“输出革命”的热情却基本收敛，这也似乎让沙特等国松了一口气。

然而最新爆发的危机，不但令沙特和伊朗中断了即便两国发生武装冲突都没中断过的外交关系，还引发了至今未平息的“外交选边战”，看上去相当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隔波斯湾相望的两个老冤家会就此大打出手：他们彼此太熟悉，也太懂得“打打停停”的分寸，知道对方是不可能一棒子打死的，如果用力过猛只能过犹不及。

2005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把包括伊朗和沙特两国在内、逊尼派和什叶派政教领袖们拉到一起，促使他们达成了“相互不斥责对方为异端”的协议。

尽管瓦哈比派原教旨领袖们对此并不认账，但包括沙特已故国王阿卜杜拉在内的两国政、教主流派都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画押。一旦到了双方主事者都认为该收场且可以收场的地步，这张目前看似被共同遗忘的“签字纸”，就会再度被双方猛然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