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怜王谢堂前燕

李伟明

历史上有些事情，总是让后人感到莫名其妙。一千多年前的士族现象，就足以让今人咋舌。

等级秩序严明，这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而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堪称等级秩序登峰造极的表现。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二者的区别，有点类似于早些年的“城乡差别”：如果说士族是吃“马粮”的城镇户口，那么，庶族就是吃“牛粮”的农业户口。在计划经济时代，对我们农村青少年来说，如果有机会获得“农转非”的机会，那可真是人生的头等喜事。非农业户口，升学有优惠，招工有机会，参军退伍有安排……甚至，我们南方人逢年过节到粮管所买几斤面条、面粉改善生活，也要靠这个户口。在那个年代，要跳出“农门”，对于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行列——考学。

两晋南北朝（尤其是南朝），士族与庶族之间的天壤之别，当然远非“农业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差别可比。在封建专制社会，皇权够大了吧？可是，面对士庶之别，南朝的皇帝们却毫无办法。南朝宋文帝手下有个庶族大臣徐爰很能干，文帝想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命士族大臣王球同他来往，王球却毫不客气地拒绝道：“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结果，文帝不但拿他没办法，还要亲自认错，面子算是丢大了。

门第观念在那个时代发展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士族子弟似乎天生就注定要当大官，哪怕才智再平庸；而庶族子弟即使功勋卓著，身居高位，也因“出身”不好，不敢与士族相提并论，凡事还得让着点。做实事、出实绩的是庶人，而士族阶层却坐享其成。“出身决定命运”的现象，在南朝最为典型。可以想见，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作为寄生虫的大多数士族子弟，过的是什么日子。不学无术，尸位素餐，这样的生活可以延续多久呢？历史是无情的，它不会让无能之辈平白无故地永世享福。梁朝末年，江陵被北朝的西魏攻陷，梁元帝被俘遇害，许多士族子弟成为亡国奴。这些生来命好的家伙这下晓得“苦”了：平时读了点诗书的还好些，当的是文职奴隶，教主人的子弟读书；而胸无点墨之徒呢，“莫不耕田养马”，这些从没干过活的人，连骑马都不会，一下子沦落为苦役，哪里吃得消？结果不知累死了多少人。

日益腐朽的士族制度，发展到南朝后期的梁、陈二代，已经使士族子弟无人可用，国家最终不得不依靠庶族来干实事。不能自立的士族，其优越地位因此渐渐弱化了。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写得好：“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连东晋南渡以来最旺的两个家族王、谢二氏，在南朝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终于没落破败。“出身论”的观念在大势所趋之下，已经风光不再了。

安逸的环境养懒人。在士族阶层早已消亡的今天，另一种现象“富不出三代”却依然存在。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中国人普遍比以前富裕多了，许多饱尝过生活艰辛的父辈，生怕孩子像自己以前那样吃苦，对他们百依百顺，结果怎样呢？这里说说一个朋友的苦恼：朋友的儿子因为家境不错，从小受到百般呵护，如今上高中了，却一天比一天厌倦读书，一心只想着玩电脑游戏。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想法，他一脸迷惘：从未考虑过这样的事。朋友为此总是感叹自己“经济”上的成功，无法弥补“教育”上的失败。笔者也接触过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的观念是“生活就该享受”，至于谁来提供“享受”的条件、自己将来如何让别人“享受”，则似乎不是他们考虑的事。

士族的这一段历史，可以使今人受到不少启迪。士族子弟为何没有树立自立观念？士族为何终于走向衰败？我想，他们首先是被那种先天性的自我优越感熏昏了头脑，以致忘乎所以，以骄奢淫逸、好逸恶劳为荣，不相信社会将发生变革。人在得意之时最容易不清醒，“幸福生活”与生俱来，他们哪里能想到“自立”为何物？“富不出三代”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士族最终的下场告诉我们，人不自强无以自立，没“来由”的“好日子”没有理由长久。今日一些生活在上一代的宠爱里，身在福中不知福，缺乏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尤其应当读读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