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失望之书”
侯虹斌
进入这份榜单的九本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烂书、坏书，有的甚至称得上是优良之作。但它们或因过度营销而被拔高，或因话题热门而受追捧，甚或是著作者本身的声名和地位，令其拥有过于耀眼的光环。而其作品中的硬伤与病灶，则往往被忽略，被原谅——推出这个榜单的目的，与其说是在列“失望之书”，不如说是在呼唤“希望之书”。
高大全的伟人传记
《邓小平时代》，【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
文︱思郁
通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傅高义倾尽十年之力完成的这本书，你会发现该书在处理传主的生平上有着严重的失衡，对邓1904年出生至1969年的回溯只占用了不到三十页的篇幅，前半生一笔带过，而从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详细的记载，这种奇特的安排和选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学家高度的政治嗅觉和政治觉悟，从“曲折的掌权之路”到“开创邓小平时代”这样的命名，已经表明了作者先入为主的进步史观，也难怪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批评傅高义本质上是一个“歌颂者”。对于一本政治人物传记来说，这样的写法多少有些主观，偏离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视角。
总而言之，先入为主的主流史观束缚了作者更为广阔的视野，敏感史料的缺乏限制了作者的历史想象力，外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身份隔膜，又使作者的书写陷入了宏大叙事的困境。
读完此书，我会赞同佩里·安德森的说法，邓小平还没有真正遇到适合他的传记作家。
只见细节，不见思想
《帝制的终结》，杨天石著
文︱思郁
这本“记述先人们推翻专制、创立共和思想和业绩”的《帝制的终结》穷尽了杨天石五十年的辛亥研究。作者对史料的爬梳与整理，令人叹服不已，但是只有现象，没有结论；只有历史事实，反而看不到事实背后作者对史实规律的经验探讨和总结，最终得出的还是教科书上的结论，对这样丰富的史料运用多少有些可惜了。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现如今流行通俗写史，看重大历史中的小细节，很多历史学家开始了“通俗写法著史”，仿佛只有如此才能显得贴近大众，普及常。殊不知，历史中的小细节固然重要，但个体的魅力难挡历史的潮流，在历史的叙述中，如何不能“因小失大”才是最为要紧的，一味地求通俗，求接地气，只会让历史的严谨，迷失在时代的雾霾之中。
缺少新意的“重新认识”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马勇著
文︱隋锋
马勇《重新认识近代中国》一书，回顾了从明末清初，直至袁世凯称帝止的历史，着重于义和团与戊戌变法。为让各个事件环环相扣，马勇在书中说义和团起事是因为民众怨恨洋人修铁路、挖龙脉，以致把祖宗得罪了。而事实上，义和团之所以会发展起来，是因为洋人触及了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传教士干涉地方司法，让教民横行乡里。在“温情”看历史的作者笔下，历史人物都有让人“同情”的点，没有一个人是“坏”的，所以书中也找不到任何洋人在华犯罪的记录。
马勇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理解也并无独到之处，固守费正清“冲击-反应”理论，叙述了知识分子与清王朝如何在一次次战争失败后痛定思痛，启动改革。在其看来，如果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即着手走向“现代化”，那历史或许会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于此种简单化的比较，秦晖早已指出，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封建化”的，需要做的是实现中央集权。中国当时的情况截然相反，因此日本改革的成功对于晚清，并无参照意义。
猎奇目光过滤后的真实幻觉
《打工女孩》，【美】张彤禾著，张坤、吴怡瑶译
文︱思郁
张彤禾在《打工女孩》序言中提及到在东莞这个遍布工厂的城市里，“她是一个外人”，但是她强调说，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正是这种共同身份，让我们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重重鸿沟，建立友情”。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说法，你的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华裔身份，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跨越的鸿沟，而且这个鸿沟有时候不是你的观察对象设立的，而是你自己自动设立起来的。你一遍遍强调家世背景，现在的生活状态，甚至你的漂泊与孤独——最后这一点尤其可笑，你的流浪是游历和悠闲，至少不用每天挣扎在贫困线上，不用尔虞我诈讨好主管与老板；而别人流浪的是背井离乡，是苦苦寻找生存的机会，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感。你先入为主的优越性与主观性让你只看到了她们表面的生活。
此外，《打工女孩》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就是过于真实，张彤禾描述的打工女孩吕清敏与伍春明，她们的生存状态无疑是现如今汹涌挤向城市的打工者中很有代表性的，但是这种真实过于表面，甚至说过于猎奇。
未来将是“老大哥”时代？
《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美】阿尔·戈尔著，冯洁音、李鸣燕、毛云译
文︱郑渝川
美国第四十五任副总统、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戈尔所著的《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显著优点在于，对于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六方面问题给予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如果这本书进行大幅删减，压缩到现有篇幅的三分之一左右，改名为《全球化怎么落到了这种地步》、《人类文明的六大危机》，恐怕就不该提名为“失望之书”，而应跻身年度好书之列了。
在书中，戈尔更多地痛陈问题如何严重，罗列方方面面的乱象，却没有真正展开叙述他所定义的“可持续资本主义”，即“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的框架内容，更没有就他解决具体问题的倡议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对解决经济、贸易和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发展失衡问题，书中只是简单化地提出建议，或者干脆不提出“如何做”的建议。
戈尔在这本书的结语中，向美国读者发出了诸多发问，主要意思是美国人民是不是真的有意愿重新让美国政治和经济恢复健康运作，是不是愿意美国重新担负起对世界的领导责任，是否愿意遏制当前各方面危机影响世界可持续发展，等等。他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直接答案，但用意颇为明显，“大政府”、“全球政府”之语呼之欲出，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所定义的“未来”，对于普通人来说将是不寒而栗的“老大哥”时代。endprint
记忆是宝藏，也是负累
《身边的江湖》，野夫著
文︱邝海炎
有人说，野夫的文字像川菜，剧烈的感情和戏剧化的人生际遇就像漂着一层红油的浓稠麻辣锅底，味道够重，够爽，但吃多了会麻木。确实，野夫的文章意象惨烈悲苦，文字却丰沃肥美。大凡辞藻华丽的作家都会使人生腻，但我认为，只要“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辞藻华丽点也无妨，所以，关键还是“情深”、“事信”与否。
“情深”不只是说作者与描写对象感情深，更指作为写作素材的个体记忆必须经过时间的积淀。《身边的江湖》里，除了黎爷、球球、老谭外，其他文章的记忆都缺乏时间积淀，比如，说毛喻原“洁士”、“超脱高蹈之姿”，就有文人圈互捧的恶臭；写香格里拉那篇，串入不少荤段子，本是显示性情，可怎么看野夫都放不开，反给人“老不正经”的别扭感。
而“事信”方面的问题在于，作为狐狸型作家，野夫开始有了“刺猬”的野心，他急于向世人解释大历史，传达思想，而不是分享他对世界的敏锐感受。这有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加入的大段说教，破坏了文学的艺术性。比如，他想通过表哥来写缅共，可对历史背景理解不够，叙述起来就一脚高一脚低。更让我担心的是野夫的“民国情结”，似乎因为外公是国民党军官，而外婆、父母、自己，三代人都在大陆遭受了政治践踏，一个斯文未坠、白衣飘飘的民国，作为当下的“他者”就清新地绽放在野夫心底，于是，便有了《民国屐痕》中将读者送工艺品的普通举动升华为“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其实，龙应台也好，陈丹青、野夫也罢，都不妨先读读杨奎松、吕芳上等民国史家的书，再施展“刺猬”野心不迟。
被虚妄击落的“炸裂”野心
《炸裂志》，阎连科著
文︱朱白
《炸裂志》有着一颗深入描写中国近年人心和颠沛社会的野心，但细究之时，它并没有给予指出欲望之河的源头和执着地去洞察这里荒诞的发轫之初，自然对眼下这种“炸裂”之态的形成也就缺乏了更深刻的解读。对于读者来说，掩卷之时只能“自治”和惘然。
此书将一个荒诞的并急速发展膨胀的村庄，通过一个野心家的村长、市长在使之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呈现了出来，这种直接进入事物运行核心的写法，当然是最能反映事物形成发展的角度，但也同时犯下了作家最喜欢的大而全、所谓彻底清算之类的毛病。放弃了小人物和周边细小变化的视角，成全了宏大、核心的叙事功能，这种写法不能说是失败，但的确可以视为眼下那些著名作家身上的一种顽疾。
在我看来，以个人的心念去热衷描写宏大历史和壮烈人物的特性，是中国作家动不动就露怯的重要理由。不是说那些宏大的历史和气吞山河的大变局不能去写，而是太多人尝试去描述和再现伟大的历史时会显得卑微和力不从心，至于那些小人物的琐事和日常生活中的破事，于当代文学版图中又显得过于凋败和冷清了。
对待残酷的不高明手段
《第七天》，余华著，新星出版社
文︱朱白
《第七天》从形式到内容，无不透露着取巧和讨巧。从新闻题材中抓取大量素材，用新闻充当细节，稍事加工便直接贩卖给小说读者，对于有追求的作家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取巧；而对社会现实的捕捉，不但缺乏自由的想象力，也只能提出片面问题，迎合读者抨击、谩骂和惊奇的需求，即为一种讨巧之举。
余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者和批评家心目中太优秀了，不但可以撼动市场，更是被寄予厚望写进历史的作家，他的探索性和开创性，成了一个时代的注脚。人们对之新作寄托期望自然理所应当。反观《第七天》的草率和狼狈不堪地处理新闻素材的手法，余华已经足够令人失望。
在《第七天》遭到恶评之后，余华曾表示感到失望。尽管触碰当代社会现实，对于眼下的中国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直接的肉搏，但，仅仅用现实残酷和奇幻的一面来冲击和震撼我们，是不够的，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无法对一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现实事件，当成《哈姆雷特》那样的经典去欣赏和鉴别，只会对其真伪、虚实和优劣进行先入为主的甄别。《第七天》只是聪明地利用了那些微博上早已滚动播出过的新闻，而没有对之进行有效的人性挖掘和艺术探索。
看见一个“盲视的中国”
《看见》，柴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顾文豪
《看见》似乎更乐意迷失在对于氛围的追寻中，而关键处多是语焉不详。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柴静自许的基于同情的理解的采访，呈现于荧屏，楚楚可观；落实到纸面，则似乎更多同情，甚少理解。而失了理解的同情，则不免为同情而同情了。譬如但凡涉及硬话题，诸如制度、房产、财经等，柴静显然捉襟见肘，此时再一唱三叹般抒情，诚然有些无病呻吟之窘了。即便其专擅的人物描写，也往往陷入典型性的框架，对于他人的理解最终让位给了给人物作定位。至于每篇文章里不时跳出的小情绪小感悟，有时未见精彩，反成败笔，在直接而残酷的世相面前，廉价的体悟只会削弱故事本有的说服力。
摘编自2014年第2期《南都周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