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考古启示录

邓郁

公众对人类文明过往的求知欲，从未因考古学走进象牙塔而停滞。“公众考古”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传统与现代、权威与底层、专业与“业余”的种种对决

2017年底到2018年初，央视制作的《国家宝藏》不经意间“红透”荧屏，B站1万多人同时在线观看，豆瓣超7000位网友打出9.5的高分。这和近年“故宫淘宝”频频登上话题头条、相关纪录片和电影获热捧，以及三年前海昏侯墓发掘直播引发全国热议一起，呈现着“文物活起来”的热闹场面。

事实上，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和对人类文明过往的求知欲，从未因考古学走进象牙塔而停滞。根据《中国文物报》的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其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经费来自社会公众，客观上敦促这些国家的考古学者放下身段积极奔走，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让资金的提供者——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能够了解、理解甚至喜爱考古，支持他们的研究和工作。在此背景下，美国考古学者 Charles R.McGimsey 在其 1972 年出版的专著《公众的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中便较早地提出了公众考古的理念。但在中国，公众如何来参与、支持考古，还是一个争议与悬念多多的话题。

本刊这个专题里的主角们，并非聚光灯下充当国宝“守护人”的明星或手握话语权的专家，而是亲身触摸、感知文物价值，同时跨越了学术藩篱的普通人。我们将这群人放在“推广和参与公众考古”这个群体的框架下，本身也是一个实验之举。 某种意义上，“公众考古”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传统与现代、权威与底层、专业与“业余”的种种对决，结果并非“高下”和“对错”可以言定。

第一篇志愿者“入坑”：抓住了历史的一根麦穗

“2018年1月，江口沉银新一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即将启动。因业务工作和公众考古的需要，特在全国范围内招募考古志愿者。”

这条消息于2017年12月8日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后即引起关注。江口沉银遗址考古领队刘志岩说，短短数日，他已收到800多封报名邮件，数字超过去年。

上一年度，江口发掘出的3万余件金银铜铁的“宝贝”，规模庞大，又是水下考古，且坐实了在民间流传数百年的张献忠沉银传说——相传1646年，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像吴三桂一样弃关，把清兵引进了四川，张献忠见势不妙，决定弃都，“携历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10万向川西突围。但转移途中猝遇地主武装杨展，张献忠的运宝船队被杨展大败，千船金银也在争战中沉入江底。发掘带来的传播热度，地方旅游等带来的经济效应，已经超越了一次简单的考古发掘的范畴。志愿者们则在其中充当较为纯粹的角色。

结缘

陈华韵和江口的缘分始于逛街。

两年前的某个冬日，太阳煦暖。21岁的她陪着母亲在成都市区逛街购物。“我们往来福士靠体育馆方向走，正好就看到四川考古所的考古体验馆。走进去发现，里头贴了一张招志愿者的告示。当时还没有说是江口沉银遗址。”

她心念一动便报了名，加入群两天，接到江口沉银遗址考古领队刘志岩的电话。成了。

江口考古工作站介绍，招募志愿者一是源于工作量巨大，二是希望借此普及考古，由志愿者传递出更多有关遗址、文物和本地历史的有效信息。要求看起来不苛刻：专业不限，大学以上学历。但要扎实待上一个月，吃住在工地，服从组织要求——“并不简单”。邮箱里收到的报名表铺天盖地，超过刘志岩的想象。一直到猴年的除夕（2017年1月27日），他才通知了最后一名获得录取的志愿者。

爱看《百家讲坛》、大学学金融的陈华韵，是这次志愿者里年纪最小的，同时也是唯一一个非历史/考古专业背景的学生。她笑说不知道刘队看上了自己哪点，“可能是因为我参加过模联（模拟联合国，高校里的青年公民教育活动），干过校园记者？”

也许她想的没错，分工时她果然被分到了资料组。

2017年4月下旬，沉银遗址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刚刚结束。府河裸露出大片的石砾，走近才能发现，山脉一般起伏连绵的河床在水下若隱若现。一股淡淡的腥味在清冷的空气里飘游。

枯水期，岷江水面距离河床表面约2-3米，河床表面距离河底基岩约5-6米。河床表面向下发掘约3米开始发现文物，但较零星。遗物主要发现于河床底部红砂岩的沟槽中。

过去的几个月里，先是抽水机昼夜不停，接着整个发掘区被划分成若干10米×10米的标准探方。文物集中的基岩沟槽因为在水中，曲折滑溜，负责发掘的考古队员、民工和志愿者穿着雨靴，难免跌撞，摔倒是常事。陈华韵所在的资料组在岸上河滩工作，要匹配标签和文物，及时发现错误。和发掘组、摄影摄像组比起来，处理文字的资料组听起来似乎不耗太大体力，但出土量最多时，一天要登记、贴标签、入库三四百件，工作十多个小时。

“发掘年份、探访号、出土编号，完全不能错。后面的备注，比如说‘银锭小残。我以为只要把‘小残这两个字打上去就好了。‘球球（资料组另一名成员昵称）就会要求‘小和‘残必须要打顿号，‘残要用框框起来。因为两者所指不同。”在这样细致的要求里，陈华韵越来越准和快。

黑龙江大学考古系学生程亚楠之前有史前遗址发掘经验，这回遇到的难题却是如何与五六十个民工打交道。

每天，她管理的两个探方以每20公分一层向下发掘，从东南角这个位置一直往后推，推到西北角。她要保证自己所在探方跟隔壁四个探方进度一致。

为此她不停地交待民工，该从哪儿开始挖，保持怎样的速度。而且原始的位置特别重要，“它是在哪儿就是在哪儿。做第一手资料，一定要准确。”

彭山和江口本地的不少男性外出打工，留下的年龄偏大。工地上的民工倒是女性居多。跟他们相处也颇为奇妙。“有时你重复了几遍，民工也不听你的话，甚至装作听不懂，可能大家脾气都上来了。”还有点微妙的是，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负责的探方相互有竞赛心理，不能输，至少不能太差。“难怪说考古人都是管理团队、和地方各种力量打交道的公关高手。”一两个月下来，性子急的程亚楠被磨得圆实多了。

见证

在考古站的文保室，我有幸见到3万余件出水文物中的十余件：35到40克重的金币，刻着“福”“寿”字样的、压扁的手镯，铜刀，断脚发黑的发簪，铜提梁（篮、壶等的提手）。还有架子上清洗过的农刀、撑船的篙竿。

一块块的银锭总是最惹人注目。不规则的形状，略沉的手感，一道道紫黑色的氧化痕迹，透露着重见天日的命运。

和我不同，陈华韵是这些文物面世的现场见证者。

接触到第一个开元通宝（唐朝钱币），她特别欣喜。“欸，好像这个朝代真的在我的手中，点出来了。”经过她手上的那么多小物件，仿佛都在争先恐后地证明它们的存在感，她觉得好像在茫茫沧海中抓住了历史的一根麦穗。

一开始，她从队友手中接住文物，把标签袋入库，如履薄冰，不知要用怎样的姿态面对它们，“从小到大没人教我这个。只感觉这东西不属于我这时代。”队长和队友告诉她没关系，纵是文物，也可以坦然对待，她才放松下来。

她印象最深的一件文物叫耳挖簪：簪子很长，簪头刻着简单花纹，底部很细，呈圆形勺状。平时插在头发上，又可以随时拿下来掏耳朵。她只觉这玩意儿既有趣，又有点“恶心”，不合当代人生活习惯。工作站的副队长飞哥（李飞）介绍给大家扬之水女士撰写的《奢华之色》，大家争相传阅。加上飞哥和刘队的介绍，陈华韵才明白，这些或普通或奇异的首饰和器具，揭示出了明朝藩王阶层及平民的生活面貌，它们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晚明史。

朋友问陈华韵，你们真的发掘出来那么多东西，够买下一个成都？

她答：“发掘出来的东西是很精美，但意义不在于价值几何。如果用一个特别功利的眼光去看待考古，真没什么意思。当发掘到的这个东西，和史料记载相互印证，你会觉得内心有巨大的满足感。”

此前，对张献忠的历史评价多集中在“明末农民领袖”的基调。江口沉银遗址发掘，对其身份和功过会有相当的颠覆。“至少他烧杀掳掠是没疑问的。没建立过完善的政权，到最后成了流寇。”李飞更关心在遗址发掘背后，“湖广填四川”和张献忠屠川的关联——据史料记载，张献忠攻下武昌后，将明朝的楚王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还有人说，张献忠在四川，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

发掘既是一项工作，亦是寻根，了解我们自己和家族的源头。李飞希望，这样的历史观和心得体会，能够经由志愿者传播开来。

服务，“被服务”？

刘志岩总结，招募江口志愿者之所以在国内考古界引起巨大反响，除了项目本身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是考古发掘全程都有志愿者参与，且独立承担实际工作。之前国内的考古志愿者多是体验式的，时间一般半个月左右。2018年新招募的江口志愿者服务时间起点就是两个月。

另一些地方的探索更加大胆。

2014年6月中旬，山西省考古所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非考古行业的志愿者参与现场发掘，开全国先河。最终入选的9人来自美术、媒体、历史、地理等不同专业，经笔试、面试和培训后，分别参加了太原晋阳古城遗址和运城蒲州故城遗址的田野考古——每个人都在烈日下动真格地“入了坑”。

7月，晋阳和蒲州遗址的阳面，温度皆在40摄氏度左右。除开正午的两个小时无法工作，所有人需要早上5点就出工，到下午日落时回住处。不能拿马扎来坐，因为没地方可放——地面都是你需要发掘和考察的对象。

“我组负责灰坑堆，铁铲铁锹簸箕备；左右两坑向南北，土层为二土质黑；陶瓷迥异不同位，纵深向下铁铲挥；坑内泥泞半蹲退，坑外仔细忙分类。”

QQ空间里的打油诗活灵活现，来自在电视媒体做编辑的志愿者乔建颖。在祈县白圭村长大，乔建颖从小就对泥土有特殊的情感。去运城的地坑院游玩，他好奇，为什么有的地方土是黑色，为什么埋了那么多年？地宫为什么是个模型？“刹不住，背后的知识太多。”

在蒲州故城遗址上，他终于得偿所愿。一层又一层的土质暗含近代各个时期的信息，每个探方往下延伸都是不确定的，每一天都有新鲜感。有时挖出来干净的黏土，有时是渣渣的，还有不时出现的牙齿、弹壳、弹片、木炭。

不少考古专业的人推崇早期，甚至有“明代以后不算考古”的不成文说法。针对有文字记载的时期，考古更多像验证；史前考古则趋于自我构建和解释。两者研究方式和学术成就感迥异。但对乔建颖他们，所有的发掘都是满满的收获：“可以看出来，有的（灰坑）是士兵们做饭的屋子。从灰渣能判断出火炉的位置。那些“袁大头”（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是当时的人藏起来，还是不小心遗落的？房子中间有个走道，通道的对面是城墙、城门……”他每每会脑补那些画面，还原当时的生活场景。

閆伟光的日记把他的复杂心绪呈现得更加细微：2014.07.31

下午收工之前，发现了明清墓葬的陪葬品，但没见到墓葬，明天刮面分析，找到墓的位置，应该不会叨扰主人吧！随葬品为两个陶罐和一方砚台，做工不是很精美，推测墓主人是一个人们口中的穷秀才，但应是好书法之人。砚台应该是五台产的文石，形制不俗，桃形砚舔，方池。它可以说是我们与古代读书人对话的媒介。墓主人虽然穷困，但不弃风雅，死后仍以生前所用方砚为伴，可敬可叹可怜。放眼当下，文人之境遇依旧如是，我们能否守住自己的志趣和执着呢？

“都说文物发掘事关重大，你不担心志愿者磕碰、弄坏文物吗？”我问郑媛，她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公众考古研究部主任。

“嗯，我们业内的确有反对声音。有学者说，一般人怎么可能让他们下坑，指手画脚？不能因为这个搞公众考古就降低了我们的底线啊，岂不是本末倒置？”但经过和志愿者半个月的相处，郑媛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绝对。

“一开始，志愿者对于土质、土色的判断与对遗迹现象的处理都略显生涩，工作进度缓慢。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出土的铜钱、灯盏以及陶瓷碎片等遗物上。但‘入坑三天左右，他们逐渐对夯窝、炕、灶、水渠等各类遗迹现象都产生兴趣，尤其是参与到遗迹绘图工作中时，认真细致。自然，相比‘为工地服务，志愿者体验和学习的味道更浓一些。”

但这种模式很难复制：组织笔试面试，指导志愿者实地发掘、文物入库、资料整理等全套流程，并非一线考古人的义务，更像无偿付出和实验，也不会计入研究成果。郑媛也疑惑，靠部分文物考古机构的社会责任自觉和有限的经费投入，志愿者实践模式能走多远？

最近再联络郑媛，她告诉我：暂时没有明确的志愿者计划，2018年要看有没有合适的考古资料项目再定。而在新年前后，新一轮的江口沉银遗址志愿者招募已经开始。陈华韵刚刚完成了文博专业硕士考试，这或许是2017年那一个月经历对她的最重大的改变。她的梦想是能去类似武侯祠这样的博物馆。“因为武侯祠不太受传统博物馆藏品的主导，更多地贴近社群，去拓展博物馆教育与娱乐的其他方面。”

“那今年还报名（江口工地志愿者）吗？”我问陈华韵。

“当然想啦，只要他们收我！”第二篇古迹发烧友：国保珍贵，无名保亦动人

“凌晨四五点，摸着黑到了建陵，芦苇丛里那些传说在侯景之乱前起舞示警的麒麟，一下都在眼前。我那会儿时空感真有些错乱。等醒醒神了，仔细端详，这些神兽的姿态着实飞扬极了。一下什么寒冷、饥饿都抛开了。”

跟我讲起好几年前去南朝陵墓看石刻的情形，刘昂眉毛都快翘起来。像这样为了文物古迹风餐露宿而又流连忘返的瞬间，他已经经历了千百回。

一月土耳其、山西，二月山西，四月江苏、陕西，五月陕西、甘肃、广东，六月约旦、黎巴嫩、阿联酋，七月天津，八月伊朗、土耳其，九月土耳其，十月天津、江苏，十二月江苏、上海、浙江。一年真快，“光阴似骏马加鞭，浮世似落花流水，果然去得疾也”。

——2017.12.31刘昂朋友圈

刘昂的身份众多：北京理工大学讲师，昆曲高手，《中国国家地理》和大象公会的撰稿人。17年里，他走遍欧亚大陆的三百多处世界遗产和二千多处中国的“国保”（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若非问到，他从不显摆这些“无趣”的数字。和他有相同经历的文物古迹兴趣小组“斯飞”的召集人张利伟不太主张将他们这群人称为“民间考古人”，“古建兴趣小组”可能更为贴切。虽然大家最初出行都是在“国保”、“省保”的框架之下，但渐渐会走得更远、更偏、更野。“光说‘刷国保太狭隘了，什么保，无名保都去。”

按图索“迹”

一米八几的身材，敦实高大，谢顶圆头，两鬓到下巴蓄着几缕微卷的须髯，配上一副圆圆的超大框眼镜，加上常用装备大檐帽和手杖，坐在對面的刘昂还真有几分像一个穿越到中国古代帝都的西域头陀。

网名“昂昂千里”，出处是屈原的《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刘昂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志向之丰，和家里上万册的藏书之巨，可有一比。

他兼具文化探险者的双重素质：既有对古典的向往与感性，又富逻辑和理性。体质还不差。“看我胖？在外头跑几天也不觉得累。”

从2001年开始，刘昂开始有意识地走访国内的文物古迹。一柜子沉甸甸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是他的出行指南。一般每省分两本，一本地图，一本文字。从石器时代到近现代，地图上的文物古迹名按照时间先后依次为紫、赭石、蓝、绿、黄、棕和红色。根据字样颜色你便能判断所处的大体时代。“更详细的你就要看另一本文字介绍，它会告诉你某一个寺可能会有什么壁画。”刘昂指着地图集告诉我。

这套书被他视若珍宝。不会背着，而是划定好地点之后，出行前先抄写下来或者拍照。

“地图集会更新吗？”

“呵呵，好难才出一本，又不像LP（《孤独星球》，国外自助游指南）老更。”刘昂笑道。他又摇头叹气。“东西（文物）只会越来越少。而且这书写得太细了，有好多文物贩子就利用这个书去偷（盗文物），甚至直接就把壁画给扒下来了，也不好。”

刘昂去看的古迹，只有不到1/10是旅游景点。大多数如路边野生的，没人管便放开看。有人管的，则需要使出浑身解数。上大学时，他的学生模样和身份还比较管用。毕业之后，如果跟看门的说类似“教师”的职业还兴许有门儿，要是说公司职员之类，很可能没戏。

他曾经在豆瓣租车征集同行友人。贴出的需求如下：

1.对陵寝/造像/古建/历史有足够的兴趣，看东西专注有耐心；

2.体力好，不怕苦。能坚持每天早起晚归，户外时间12小时左右。为节省时间，一般情况午餐不吃或随身带，晚上吃一顿好的；

3.会开车。

可以想见，目标明确、紧凑到近乎自虐的行程，征到的同道并不多。“比如说在泸沽湖边发呆，那我们绝对不敢，太耽误时间了。”他坦承自己有强迫症，日子久了，越发成了独行侠。

有些路上的际遇则有了古风。斯飞组织成员周桑在接受“挖啥呢”公号采访时回忆，有年他去秦晋之间的黄河峡谷地区转了几天。那一带千沟万壑，是孕育华夏文明的古老土地，只有夏天才有些绿色生机。一天傍晚，他从山西渡河到陕西，登上吴堡石头城，偶遇姐弟俩也在那里寻访古迹。几个人便一起晚餐并互相问了路线。第二天傍晚，姐弟俩又折回陕西，和周桑在佳县黄河绝壁上的香炉寺碰面了。“这很有点像杨过和郭襄的风陵渡之约，尽管这些年已经失去联系了，但这种旅途经历很是难忘。”

“腾骧欲飞”

走过国内那么多地方，刘昂最喜晋东南的古建，四川的中小型佛教道教石窟，丹阳的南朝陵、关中的唐陵、巩县的宋陵，以及许多说不上名来的野迹。

2014年3月，做了详细计划之后，他在三天里密集欣赏了南京丹阳、句容的二十多处南朝陵墓石刻。

麒麟羽翼华丽，天禄姿态奔放，刘昂大饱眼福。而与帝陵前头上长角的石天禄、麒麟不同，梁代萧绩墓石刻的一对神兽头上无角，称作辟邪，特用于王侯墓前。这亦是古代统治者等级差别的一种标志。

眼前的辟邪巨口张开，双眼环睁，威武有神。两侧双翼上雕有清晰明朗的鳞纹，鳞纹后面衬着的鸟翅纹简洁疏朗，顺着羽翅略往上翘。最有趣的是两只神兽一只左足向前，另一只右脚向前，看起来好像在使气用力，跃跃欲试。

刘昂心性里的某一面像被唤醒了。“你看之后，尤其到宋以后都是比较内敛的，雕像都比较内敛，但南朝特别张扬，那些兽整个是飞起来的，就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要飞升了。朱偰先生（已故文保暨历史学家）用的形容词是‘腾骧欲飞，这种活泼泼的精神和后世呆板的作风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散落四野的南朝石刻，虽丛残不全，却有着那么生动、气韵伟大的精神！归途火车上，同行的朋友说，南朝挺奇怪，石刻散发出的气度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后来也不知往哪儿去了？刘昂想了想，那是一个出过《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的时代，不足为怪；又想了想，那气度可不光是书里诗里文章里写出来的呀！是啊，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了？

采访时我们再度聊起这个话题。他说，或许有当时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化都有一个从贵族或神话时代慢慢走向世俗民间的过程，中西方皆如此。只有贵族活得不像老百姓油盐酱醋那么累，才会成天想着自我飞升吧。”

受父亲影响，刘昂一到庙里就爱看碑、经幢和有文字的石刻。在南京栖霞寺，舍利塔正东纱帽峰下朝南一窟的东侧，刘昂无意间觅到大徐徐鼎臣（徐铉，南唐、北宋初年文学家、书法家）、小徐徐楚金（徐锴，南唐文字训诂学家）的篆书题名。身为“说文迷”，他少不得手舞足蹈，顶礼膜拜。那一刻，他耳边似乎听到当年北大说文解字课上的恩师李家浩，用荆州口音念“达絮笨（大徐本）……消絮笨（小徐本）……”的可爱场面。徘徊留连之际，在徐锴题名的左下方，居然瞧见近代语言文字学家黄季刚（黄侃）先生的题名，又是一番欢喜赞叹，摩挲凭吊。

国内的古迹看了大半，心痒痒的刘昂又将足迹伸向国外。强大的知识储备，加上日益积累的行程，世界各国的古迹在他脑海中自动生成了一个信息库，某些个刹那，妙事便发生了。

在伊朗的设拉子，刘昂走近阿契美尼德王朝崖墓下面萨珊时期的浮雕，那些马的圆圆的屁股，在他眼中跟中国昭陵六骏一模一样。“莫非唐朝浮雕的马学的是萨珊王朝的线条？”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博物馆，站在那些希腊化石雕艺术品面前，他脑子里转的形象却是云冈龙门青州麦积山，文字是《洛阳伽蓝记》里的……于是弥兰陀和拓跋氏就在一个思维紊乱患者的大脑中混血了。

修旧难如旧

在阿富汗，刘昂看到当地对古迹放任不管，毫无旅游开发，让其自生自灭。

巴基斯坦亦是完全原生态。世界遗产莫卧儿皇家城堡、陵墓与清真寺、卡拉奇附近的塔塔城，全部保持斑驳的原始状态，基本上没人管理。在拉合尔老城转悠时，刘昂被成群的小孩跟随。拥挤不堪的市场中，一不小心，被挤进了一个精美无比的不知名清真寺，地上睡满了无家可归的人们。后来看过了伊朗，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那些景点化的清真寺，他倒是突然怀念起那种古迹和周边生活不分的感觉。

究竟是保持古迹的原貌，顺其自然，还是用现代手段和接近原样的材质尽量修复如初呢？这是个永恒的问题。

“早年文物与建筑修复的理念是‘修旧如旧，现今却是遵循‘不改变现状和‘最小干预原则。”斯飞的张利伟说。

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比如原来夯土的，你修的话，你也要夯土的，你不能给它改成石制的或者土坯墙。不能为了加固，给它改材料。”刘昂点开他拍的晋东南南神头二仙庙照片。“这个夯土的石台，现在成了一个虎皮墙，國内好多都这样……”

撇开美学上的眼光，国家和省里虽有出资，但文保单位周边环境的整治，仍由县里负责，修座庙就要先修路，动辄花费上百万，一县财政实难应付。

见多识广后，对于断代、古迹的鉴定和解释，“发烧友”们也往往生出和权威部门不同的看法。

“有些文物有准确纪年或文献作为年代证明，但多数建筑你既不知具体年份，也找不着碑，那就要靠眼力了。从斗拱的样式，或者寺庙内佛像特征等等判断。这就说法不一了。有些当地的文保人员喜欢往早了说，其实多数都没到那么早。”刘昂表示。

在北大期间，刘昂跟老师学过一年梵文。他说有一种悉昙体梵文，流传到中国后并没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去陇东庆阳的庆城县，他看到一口金代的钟上面有悉昙梵字，当地的文保注释说，这是金代的女真文。“其实是悉昙梵字，但认识的人不多。”

长相老成的刘昂还有颗老灵魂。小提琴、巴松管、京剧皆有研习，最爱的当属昆曲。不光掌握元明清杂剧南戏传奇近百出、诗词散曲数十支，还能填词、打谱。听过他唱曲的一位网友形容：“极度投入，正襟危坐，偃仰啸歌，目不斜视，物我两忘。”

他在昆曲和考古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

“中国唱昆曲的，过去是文人唱。文人不能演戏不能下海，但文人对字、音乐呀，可讲究了，所以他唱得特别好，但是他身份是业余的。我搞考古，也完全是业余爱好，就保持这个爱好、这种纯粹。”

在刘昂看来，受到过多学术训练后，人容易谨小慎微，不敢造次。“比如我专业是中文系的古代文献，这方面就特别谨慎，写文章一个地方得查半天。但我业余喜欢文物考古，那我可以看看这个好看，那个不错，可以自由地选择、发表意见，没太多约束。”

在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里，一对金代铁狮子被盗，斯飞小组成员杨煦把此事反映给媒体，引起河北有关部门重视。遗憾的是铁狮最终还是被偷卖到了境外。遇见无良导游用“摸摸头，吃穿不用愁；摸摸背，长命又百岁；从头摸到尾，繁华又富贵”来教唆游客去触摸石质文物，他会忍不住打景区电话举报。虽然不见得奏效，但“能制止一个人也是好的”。

第三篇 澧县八十垱：静水流深，活现远古——一个“田园遗址”的非典型案例

志愿者和古迹发烧友用他们的努力，近距离观察，甚至亲手触摸历史的遗存。那么生活在古迹和文物周边的人呢， 遗迹发掘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如何看考古人，当下的生活有无可能和古代文明、农业遗产结合？在位于湘北澧阳平原的八十垱，我找到了一个非典型的案例。

9800粒稻米

从澧县汽车站坐上半小时车，便走上了乡间林荫道。清风拂面，水田葱茏，若是开得太快，几乎就要错过了路边一个高高的牌楼和造型简单的大门，这便是“八十垱遗址”的入口了。

这也是澧县文物局副局长曹毅的老根据地。生于斯长于斯，曹毅面庞黝黑，行动麻利。走在县城，皮包夹在腋下，公务员气息飘然而来。到了田间、下了土坑，拿起雨靴和铲子，他便成了一介地道农人、一个“挖土的”。

“八十垱”是地方俚语，“很多水塘”之意。下车处，一条宽约六十米，深五六米的河流既是流经此地的古河道，也是本地农人灌溉的水渠。上世纪90年代，正是在这里出土了9800余粒碳化稻谷、稻米，震惊了省内考古界。

由于考古发掘后的回填保护，目前地面并无多少可见的遗迹。为了让参观者有所认识，设计者在原考古位置模拟了六个考古发掘探方。曹毅和同事对不同年代的地质层做了标识，并一度放置了考古出土的陶碗、陶罐、谷粒等复制品。

“一把一把，挖出来是金黄色的，一见空气，不到一分钟就氧化变黑了。”亲眼见证的曹毅说起这桩发现，如数家珍。“当时是全国发现量最多的，年代也很早，八九千年。这个遗址对研究稻作起源相当重要。但我们当时只在河道里发现了水稻的实體，没有发现栽培水稻的田，必须找到栽培的田，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那些珍贵的稻米，如羽衣上的金缕般脆弱。经认定，属性为“尚处在混沌演化阶段的原始古栽培稻类型”。

从1993年到1997年，八十垱的整体发掘持续了五年，一个距今8000年历史的环壕聚落遗址渐渐浮现：地面式、半地穴式、干栏式、高台式，各种建筑遗迹散落，还发现了墓葬98座，各种陶制随葬品和穿孔石配饰、石片、兽牙等器物，骨铲、木铲、磨杵等农具，野葡萄、桃、梅、猕猴桃、紫苏、薄荷等多种植物的种子。许多的动植物、农具，和今天区别不大。

“为什么种子在水里还没有腐烂？”

“如果在泥里就没法了，反倒是在水里和氧气隔绝了，没有微生物生存，所以我们发掘的宝贝都是从水里挖出来的。”曹毅解释。“挖出来的鱼骨头、乌龟板、菱角、鸡头米（芡实），现在也都是这边的产物。”

复苏的桃源

遗址所在的村子叫梦溪镇五福村。村庄的景致也如同名字一样静美：垂柳依依，庄稼吐绿。塘边沟渠里生长着芦苇、水菖蒲；小竹、柘茨和柳树、杉树参差相伴。曹毅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和村里留守的几位老妪问候两句，“今年橘子收成怎样？”

我脑子里不住地闪过《桃花源记》的语句：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此处除了男女衣着和现代人并无二致，其他，真和经典里的图画如出一辙。

农田、水塘，木栈道，铺着鹅卵石的小步道，错落有致，各安其位。扛着锄头的农民，提着筐子的农妇，就生活在被围护起来、又不显突兀的遗迹边。木质说明牌用麻绳捆绑，石板汀缝隙里长满青草。既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江南田埂，又似是一处经过设计却不显得张扬与刻意的微型博物园。

当代生活与文明古迹，交融得熨帖顺畅。这与平时去的那些巍峨宏伟的大遗址，或全用花岗岩装修和玻璃窗展示的博物馆感觉很不一样。

曹毅说，为了让遗址得到最大的保护和复原，他们请了北京建筑大学研究历史性城市与建筑保护的汤羽扬教授来做整体规划设计。

“想象八千年前的澧阳平原，气候温暖而湿润，比现在气温应该略高；高大繁茂的松树、柘树和喜树处处可见；野鹿、野牛在丛林和原野中出没。在八十垱附近，这里已是稻花飘香，人类的踪迹随处可见。高岗上分布着成排的房子，屋内地上铺着一层防潮的红烧土、黄沙土，岗地边缘临水的地方则搭建起了干栏式的建筑。男人们在高岗边缘挖了一条壕沟，将高岗三面较低的地方围了起来，抵挡洪水。一群女人拧着穿绳索的陶罐，沿鹅卵石铺砌的小路打水拾阶而上，小孩们在河中嬉戏，不时采摘着水中的菱角……”

诗意的解说词代表了今人对于远古的想象。在五福村，推开窗子，呼吸到的空气或许和史前有了很大变化，泥土和稻米的芬芳却可能亘古未变。而农人，以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打泡的脚，磨出了朴实的生存智慧。

环壕聚落，就是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聚落的一种形态。怎样保护这些古河道呢？“当时农民天天扛着锄头在边上说，就按我们本地的土法儿，在这个岸边打一些木桩，拿苇席一围，保证管用。嘿，就按照这种方法做，还很环保哦。”

在汤羽扬看来，很多生态的、简易的、接地气的方法，都是当地人创造的。“不一定非得是考古这件事本身，而是在整个保护遗址的过程中，大家来参与，告诉你一些当地的方式，你觉得好，便采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了解到曾有高速公路规划从附近经过，后因在遗址建控范围内而改道，老百姓对此一直有意见。文物局于是与交通部门联系，为遗址区居民规划了新的道路，有关部门规划和建设了遗址与外部联系的桥梁。

五福村在澧县地势最低处，极易发生内涝。曹毅他们特地对路口的沟渠做了疏浚清淤和绿化，修了一条滚水坝，有利于水的排泄。天干的时候，也可以从古河道里抽水抗旱。

村里的小道原来就是土路，一到下雨便泥泞不堪。修缮后，每年割谷的时候，农民的农用车、打稻机、小四轮，都可以走这条路，出行更方便了。

拆迁了叠压在遗址上的废弃建筑后，文物局将其中一幢保存较好的建筑改造成看护用房，再利用一部分空间布置了一个介绍八十垱历史和文化的遗址博物馆和一间小小的农家书屋。遗址的展览也是小小的，不收门票。

“现在的人还会往河里倒垃圾吗？”

“一样的，他们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嘛。”曹毅回答。

“就知道他们不是为了赚钱”

在小河边，我遇见一位慈祥的老者。向他说明身份后，他伸出手，又缩了回去。“你好你好，我的手是湿的。”语气羞涩而又坦荡。

我告诉他没关系。他很开心地指着近处，“这些桥啊、码头啊都是文物局修的，方便人们累了的时候洗洗手哇。”

老人姓钟，是遗址雇的保护员。有时领导和游客来了，就由保护员来介绍。他也是五福村的老书记。

“（上世纪）80年代末年轻人基本就去广州打工了，那时文物考古队进来，聘请了很多村里的妇女做工，男的很少，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三个人挖两个月，大概32方土，一天挖这么一点点，工作量不大。当时一些发掘人员住在我的家里，挖了四年。”

和钟老书记有相同境遇的还有温老伯和黄阿姨夫妇。他们是因为修遗址而动迁的少数几户农家之一，现在的宅子也经过了遗址保护施工队的“改造”。外墙像是贴着一层薄薄的贴纸，图案却是仿照明清风格的长砖形状。

老温的媳妇对这点颇不满意。“原来我们自己贴的白瓷砖，他们（文物局）说和遗址整体调子不搭，就全换了这个。不好看，又不好打理。”

曹毅也知道不协调。“当时有好的民居装修方案，本来想铺成仿茅草瓦的屋面，墙面想弄成木骨泥墙的，一户下来要一二十万，成本太高了。”结果就成了个不伦不类。

但家里做主的是老温。三亩多地，老了，种不动田了，三间平房也不住了，考古队出10万全都给买下來。

“如果不考古，红花菜可以卖，菜籽可以打油。那时候我们都还在老家，也参加过（考古），挑土，跟农活差不多。挖出来以前老人用的，陶瓷，稻谷，动物的东西，多少年前的，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也不知道用处不用处。还是遵照他们说的，配合吧。”已经去了外地谋生的老温儿媳在电话那头说。

老温嘟囔过“应该再多点儿（土地）补偿才对”，但因为和这些搞考古的关系好，也没多言语。“那时候（挖出来的稻米）全堆在我家洗的，用竹筐装着洗的。”老温口气像个编外考古队员。

“当时挖出来，老百姓肯定不能抓，手一捏就破啦。挖出来以后，我们先在水里面一层层漂洗，洗了之后要视力相对好些的年轻妇女用毛笔蘸着它，一粒粒拣选出来。”

曹毅在一旁解释。

“看多了，晓得他们不是为了赚钱来的。”老温闷头笑。

1990年代发掘，遗址的整体设计和修建却是五六年前才启动。为何？

“从2001年八十垱公布‘国保，我们从2006年才开始做保护规划和方案，到2011年国家文物局才批复，来钱之后我们就开始搞保护了。”

曹毅介绍，国家文物局是没有拆迁款的，地方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争取钱，只能争取本体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的经费，补偿需要当地政府配套。像他父亲曹传松发现的城头山遗址，拆迁涉及几十户，至少得到县一级重视才能实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城头山（拆迁说服）工作，等了十来年，才开始做遗址保护和公园。

“我们做文物考古工作，只要遇到老百姓不同意征地，我们就放弃，不会再深入。主要是资金问题，有了资金才能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做（文物）工作。”

敬畏

汤羽扬主持过很多动辄几千万投资、数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公园设计，像八十垱这样“袖珍”的例子不多见。但小小的螺狮壳里，也可以做出别开生面的道场。她感觉现在的遗址公园都只针对大型遗址，里头矛盾也挺多，“包括土地流转、运行费用，不断地考古发掘，向外界表达遗址价值，都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一下把所有的东西都挖完，考古也不能太功利。”

设计者不断挪地儿，本地的文物和考古者则像磐石一样，紧紧地吸附在自己的土地上。

曹毅的父亲当过兵，退伍后回到澧县一中当老师。因为文化馆没有文化专干，被抽调过去当专干，便走上了考古这条路。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城头山遗址。

但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考古前辈、师长裴安平先生。“精益求精，画图要在1：50的米格纸上表现出1-2厘米的区别。有错误会用锄头（柄）敲你。”

遗址中央的空地上，一根歪扭的木柱高耸，高台四边内弧，稀稀拉拉立着一些矮桩。平面看起来像一颗海星，俨然成了八十垱遗址的标志和代言。每带一次访客，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看点。

“这个就是我和单位几位搞业务的同志一起复建出的。我们推断是一个古代祭祀用的建筑。当初在挖最粗的柱洞时，发现下面有牛的牙齿、大量的陶片碎末，肯定是祭祀的。但更具体的信息，还没法给出。”曹毅挠挠头，像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深厚而惭愧。

在我这个外人看来，八十垱遗址也许缺乏创意，但胜在自然素朴，很有点“小家碧玉”的意味。只是，地点偏僻（离澧县县城20公里，离常德和其他湖南大城市更远），游客稀少。从发掘到复原、修建，投入了十多年心血的曹毅会有点失落感吗？

“前面有个比较好点的农家休闲度假区，一些游客过去的时候也会在我们这里落（停留）一下……”曹毅抽根烟，看看远处。“总会慢慢好的。人太多，我也应付不过来了。”

到今天，不管是牌坊、塔、寺或者庙，但凡碰到文物保护工程，他还是会领着同事和工人烧香放鞭炮。

“不是对神，而是对先祖留存痕迹的一种敬畏。古人辛辛苦苦创造了这么多东西留下来，留到我们手里，要保护好。”

澧县博物馆就是从前的澧州文庙，也是一处国保单位。曹毅在县城这幢保存较好的古建里上班。两棵粗壮的樟树蓊蓊郁郁，他最爱工作之余在树下喝茶、下棋，觉得自己在庙里摸爬滚打的童年远比现在的孩子幸福。

一路走访下来不难发现，文物部门在各级政府里都算弱势部门，除非摊上重量级的大发现，还得有懂历史又懂经营的领导，去为各种可能的成果创造拨云见日的机会。

“这么多年，工资没怎么涨，可是精神是往上的。”曹毅指指天。“我现在看事情比较通透，没什么纠结。”他吐了一口烟圈，又指指空气。“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出这框框。虽然干这行寂寞，可是内心丰富，而且能碰上很多能人、神人。你看我们这小庙（文物局）里就四五个人，个个能下坑，能拍照，绘图、整理资料，都能干。退了休的老王，以前给故宫和中南海搞过文物修缮。还有一次，我们在这庙里拓制几块古碑，遇到好多生僻字试读不出来。当时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走进来，指甲缝里全是泥巴。就这人，我不认识的字，他能认出来。他说他是搞电子的，指着碑说，这个是某某字的异体字，那个是某某字的异体字。乖乖，好玩儿着呢。”

第四篇90后公众考古推手

时常佝偻着背，熬夜赶稿之后头发总是蓬乱斑白，说得不客气点，90后奚牧凉长得就有点像个“出土文物”。但在不修边幅的外貌下，这个北大考古专业的硕士生思维敏捷、眼光锐利，颇有使命感。他创办了公号“挖啥呢”，以个人和小团队的力量分享他对公众与考古互动的心得。

奚牧凉是考古专业出身，但目前尚不在体制内。他说做这个小号，是希望发出一些尖锐敏感之声，在乱象当中整理思路。一方面，关于“公众考古”的界定、开展形式、深入程度，在中国依然悬而未决。而现实世界里，各种力量和思潮的勃发与博弈已经远远走在传统考古学发展的前头。

不止是科普

人前话不多，头脑活跃的奚牧凉不满足于只做书斋里的研究者。好几年来，他成天琢磨如何打破考古这门专业学科和大众之间的壁垒。

国外早有了“公众考古”学科，但在国内，到底这个词包含什么，能做什么，迟迟没有定论。通常的理解是考古宣传和普及，模拟考古、博物馆的灵活展示、工地直播等等都可以列入其中。但奚牧凉的理解不止于这个层面。

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奚牧凉想起了2012年在济南章丘龙山街道考古工地实习时的遭遇。

见得多了，民工们也知道驻扎在当地、成天埋头苦干的人是考古者，但并不太清楚考古队具体是在做什么，时不时地就抛来一句——

“挖啥呢？”

奚牧凉感慨：在信息发达的时代，我们打开手机可以知道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这些家里用上了智能手机的农民却不一定了解，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埋藏和孕育过什么。

“有一个说法说中国考古从业人员大概有一万人，这个数字并不是非常大。大家可能看过《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有多少人参加海选呢？7000人。”在一次讲座上，奚牧凉提到。

與其让公众关注，能不能让公众好奇呢？与其教育观众考古知识，有没有可能分享考古的文化呢？如果有一天去博物馆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还需要担心人们认为“考古就是盗墓”吗？

奚牧凉觉得，之所以推广公众考古，是因为他觉得在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之外，还可能存在着一种双向、平等的分享模式。

2015年8月，他创立了公号“挖啥呢”。《不看这条，排6小时队看<清明上河图>也是然并卵》、《盗墓一时爽，会被判几年？》，这样的标题很容易给人以“戏说”之感。他承认，最初的设想完全是“怎么有趣怎么来”。

“比如说聂隐娘这个事。我们可以跟上电影热点讲一讲。因为当时说是在日本取景，拍唐代的事情。那必须说说唐代建筑的事情。”

没想到刚开3个月，点击量最高的一篇是《ISIS灭绝的文明，比你们想象的还多》。作者刘拓是资深古迹走访和探险人，他用1.4万字，书写了自己2014年7月斋月期间访问阿富汗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巴尔赫、赫拉特等城市所能看到的古迹，并详细梳理了这个古国的历史。

“可能因为发布那天是11月19日，赶上中国公民樊京辉被ISIS杀害这个新闻，第二天早上起来点击量就1万多了。它已经突破了考古圈，进入到泛文化圈和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了。”奚牧凉总结。

但他自己最自豪的，却是点击量不到上篇一个零头的《“文物保护法”变“文物不保护法”？》。因为在他看来，这篇文章“在较为客观、细致地对比、分析了修订前后的法条，吸纳了国内权威的文物法研究者、制定者的观点后，以‘要考虑到文物保护的实际，对文物利用理性看待的核心观点，对‘公众考古与法律这一学术课题提出了一些较之其他媒体、同行更为深入甚至专业的意见”。

考古传播，似乎进可成为一个学术研究论文，退可成为一个报道或趣味盎然的解析小品文。

于是在“挖啥呢”里头，你会读到关于对“中国最早女英雄妇好”的八卦，对“要不要发掘秦始皇陵？”的探讨，对“上交文物，除了追思会还应得到啥？”这样满足民众好奇心的知识的梳理，对夏鼐这样的旷世考古学家的介绍，还有考古文博人爱情现状的调查。数量最多、更新最稳定的，却是最缺乏文采的老老实实的《文博半月报》——本领域里的新闻盘点。

但多元的诉求，也让“挖啥呢”有点定位不明。奚牧凉明白这一点。“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这些报道都能给读者启发，让大家去关注（考古）。”

“恰塔霍裕克”

知情权、表达权、民众参与，听起来都顺理成章。但在考古这个自成一体、门第森严的学术体系里，民众的触角能伸到什么程度，国内争议极大。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说，2013年领导让他领衔抓“开放性的公众考古”，他当面就拒绝了。

“能不能选择其他的地点？圆明园遗址是世界性的课题。如果我们直播发掘，可能引起大家的质疑，是不是做秀？每天生活在游客、同行的镜头下，如果有失误，怎么办？如果被放大了，怎么办？”张中华讲述自己的惶恐。“就像一个一贯表现良好的学生，考试有1分没拿到，也会引起各方面的批评。”

这对张中华所里的老师傅们，也是一大考验。“中国考古传统，就是师傅带徒弟这样成长起来的。他首先自己就有一个观念，我的很多东西不能传给外人，必须是经过我长期观察的，甄选出来的人我才能手把手地来带。我很多东西不能暴露在镜头下。”

一位叫武伟的作者在“挖啥呢”发表过自己去山西古迹游览的经历：在潞城市原起寺，69岁的管理员大妈给她讲解寺中的青龙宝塔，颇有些愤愤不平：“专家说这个塔是北宋的。错了！它是北魏的。唐以后的塔都有基座，而这个塔没有基座。再看它的砖，多么长。宋朝没有这么长的砖。他们就信专家的，不信老人的！”武伟无法评判大妈的观点是否正确。只是好奇，专家们有没有征询过老人们的看法。“如果专家是对的（一定有99%的可能性），自然没话说。但，如果老人们是对的呢？”

“其实这塔就是北宋的。”奚牧凉笑了——武伟就是他的母亲。“我父母之前拜访文物古迹的经历很少，也是这两年开始边游历，边增长见识。但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即便没有任何文物知识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年代的，他完全有表达、讨论的权利。而且这个东西表达出来是有意义的。”

就好像他做了半年跟组顾问的《国家宝藏》，在大火的同时也带来争议。

“没怎么接触过文物的网友，看完很有共鸣。其实这个节目最初的诉求也是针对这些人，它呈现了文物的精美，传达了家国情怀和古人的文化传统，体现的是文物的精神联接感。学者们更看重的是知识的准确、学科的尊严。两者的视角、权利诉求，包括对节目的看法都不一样。”

专业从业者和知识分子的谨严，对“蔑视权威”的排斥，加上民间科考人组织文物古迹旅游团“引来”偷盗团伙，媒介在传播考古时的“戏搞”或错漏，种种乱象，都可能造成公众考古在各个层面探索时的障碍和弯道。

“但考古学本身是不是也值得反思和更新了？房地产开发在减少，中国的基建工地越来越少，各地的遗址也挖到一定程度了。更关键是方法在改变，以前那种发掘出材料，用类型学去排队的形式到了需要突破的时候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恩·霍德主持的恰塔霍裕克遗址发掘。”奚牧凉语气很沉，眼神却清亮起来。

这座复原之后“街道在屋顶之上”的建筑群遗址蜚声国际。而伊恩·霍德的胆识不仅在于头一次把实验室建在工地旁边，他认为不光考古学家、专业学者，其他人（当地土著）和感兴趣的游客都可以提出各自的见解，因为“解释不是考古学家唯一可以得出结果的”。遗址发掘项目有专门的网站，任何人可以访问到最新的研究进展，年度发掘报告、照片、探方记录均可在线阅览。

“如此开放也是一种自信，不用你都懂，但你可以说、可以看，可以来了解。”奚牧凉说。

自信和开放，总能带来艰苦后的甜头。

张中华在考古工地旁边的讲解牌上“公示”了自己的手机号。没想到好长时间，每天晚上都有群众给他打电话，有问他有无机会参与圆明园遗址考古的，有问他报考考古專业前景如何的，有找他鉴定文物的，还有和他煲电话粥的。张中华真切地感受到，“大家想去亲身体验那段历史，意愿强烈”。

更多的妙处在于：和行外人聊天，也可启发行内人的考古学研究。一次张中华和游客闲聊，谈及古代妇女裹脚的问题，他猛然想起自己挖了那么多清代墓葬，怎么就没关注过这一点？而带着相关领导参观自己的考古工地，又能“解决点实际问题”，他笑谈，“比如人社局、审计局和财政局的领导，不如带他们到工地上转一转，能给我们解决些田野补助，也值了呀。”

在我去年抵达江口前后，专门从事文物报道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齐欣在这里深入走访了几日。他感觉，江口已经变成由历史事件发生地、文物发掘地、体验地三者叠加组成的巨型展示区。

“（假以时日，）那些兴致勃勃的参观者可以穿行在现场，不用虚拟而是实地亲历，捕捉那些依然扑朔迷离又逐步显露出的真相。这既显示出了考古现场的真正魅力，也使那些严谨、漫长而枯燥的求证过程变得活灵活现。在同样的区域，同样是寻找张献忠沉银，考古工作者发现文物时候的心情，与偷盗者完全不同。这种心境，也能有机会准确传递给体验者。”

放眼古今，中国考古界的老前辈苏秉琦写下《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社科院考古所的许宏先生撰就《何以中国》，复旦教授高蒙河在媒体发布公众考古的专栏，高大伦领衔的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巡回展览、考古探险……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拉近考古和普通人的距离。

再往前探一探，显然有无穷的可能。

（参考资料：《志愿者——公众考古的星星之火》《讲文物故事 知家乡历史|澧县八十垱遗址-微澧县》，《一处小型古文化遗址展示利用案例的启示》，《斯飞：走遍中国古迹的人们》，《23年，考古发现的圆明园》，《静静的府河——张献忠沉银考古事件及未来猜想》。感谢所有受访者，特别是奚牧凉对本文的大力帮助。本刊记者孙凌宇，实习记者吴媛博、刘婵、何钻莹、王艳、张笑莹、吴漫、李颖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