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与“文革”：作文也“放卫星”

聂晓阳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時文取代。一些有意义的教改尝试也因此终止。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文章，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的，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期的名家几乎“集体蒸发”，取而代之的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材完全成了宣传手册。

作文浮夸风飘进了校园，某市教育部门便宣布：“有几个学校学生创作指标达到了几万篇，如市立师范，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创作。经典课文也遭到批判：“《捕蛇者说》所鼓吹的思想，无非就是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减少对农民阶级的剥削。这种思想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民的地位，是封建毒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教材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如此，各地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文革”初期教育部曾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摘编自《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