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威从何而来？

王秀宁

从7月1日起，公安部制定印发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明确各级公安机关要切实落实相关要求，充分配备相关仪器设备，加强对现场执法视音频资料的使用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接受群众报警、当场盘问检查等6种现场执法活动，应当进行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

该规定之所以会引发舆论关注，基于的是当前的社会语境。鉴于“雷洋案”导致的巨大影响力，警察执法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逮捕的警察邢某某，获得了巨大的争议式关注。

应当承认，警察的执法并不应该时刻遵循舆论的风向。警察真正需要遵循的是国家的法律与职业纪律，保持专业的姿态，作专业的回应，这一点亘古不变。但警察群体，无论是高级公安机关，还是基层民警，都应该意识到舆论的影响与作用。

面对警察被污名化的趋势，充耳不闻非上策。对于警察来说，污名化的言论必然可能失之简单、扭曲和夸大，但重要的不是去探究这些言论是否精准，而是要意识到今天的公安工作在获取社会公众的认同、信赖时，其方法和路径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只有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存在，警察群体才能有效回应质疑，乃 至重新塑造自己的权威形态。

简单来说，过去的警察权威，主要仰仗“国家机器”四个字。一方面警察与国家政权紧密绑定，是国家权威的代表；另一方面，警察拥有规模化的国 家暴力资源，可以除暴安良，也能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可以说，警察的权威主要是国家“授予”的。但近年来，警察正被动地变得越来越“个体化”。信息传播权力的去中心化，推动了警察形象从抽象到具体的演变。无论是危急时刻逆行送待产孕妇的帅气警官，还是查身份证时态度凶恶的深圳某警察，或者雷洋案中令人唏嘘的邢副所长，关于警察的形象更多地落地为具体个人。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把双刃 剑，它可以放大温情，也可以夸大恶行。在这个过程中，警察固然是国家机器，但警察权威不能简单依靠国家“授予”，而要在执法、行动中逐渐捕获、自然形成。

这一自然形成的权威形态，可以称之为“道义型权威”，它需要一个个微小事件中的警察形象不断积累，最终有机拼接成一个整体，甚至变成一种氛 围。“执法视音频记录”的出现，实际上是表明了警察群体看待权威观的改变。在一起案件的执法中，警察只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操作即可。这就意味着真相不是由警 察方面提供的，而是由第三方的技术力量提供的。这实际上呼应了道义型权威来自具体化、个人化场景的判断，一旦遭遇争议，警察不至于哑口无言。

权威来源的转型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并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息息相关。但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警察需要正视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也需要重新调整 自己的社会角色分配。警察是国家的，警察更是社会的。要重新收获公众的信赖与认同，警察亟须做出改变：既要规范和限制警察在执法中拥有的较大自由裁量权， 又要赋予警察执法时个性化的一面。

摘编自2016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