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丹心报国家 两行清泪念故人

宾四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颁发的抗日纪念勋章，以及抗战离休干部座谈会时的照片

在江苏徐州，记者见到了年近90岁的徐州市检察院原科长、抗战老人刘洪章。谈吐文雅、性情温和是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特殊的人生阅历使得刘洪章的身上具有常人没有的精神气质。作为一名有着近70年党龄的他，历史的沧桑使他对于“信仰”的理解尤为透彻，他说：“别人的党费都是按季度缴纳，我是按年缴纳，我怕自己突然走了，没来得及缴。”

刘洪章的家是六七十年代的小居室，狭窄的屋内摆放着几张旧桌子，木板床上摊着一床军绿色的床铺。因为之前租的房子不租给他们了，所以刚刚搬了过来，房间里还能看得见几个临时装衣服、生活物件用的袋子。刘老拿出了“有不少老同志都已经走了。”指着照片，老人的声音哽咽了。峥嵘岁月，保家卫国

如果说整个近代中国风雨飘摇，那么70年前中国所面临的那场灾难更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饱受创伤。也正是那个时代，铸就了时人无可逃避的责任——抗战。1942年，抗日战争正逢艰难时刻，刘洪章参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根据地团结各界青年进行抗日的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

他告诉记者，当时救国会的装备很差，没有武器，平时需要的粮食和装备都是自己解决，民兵的武器没有别的，就是打鸟的枪，刘洪章和其他民兵一样每人只配备两颗手榴弹。“用过鸟枪、扔过手榴弹、埋过地雷”，这是刘洪章对于那段特殊年代最为简洁的概括。

“他们烧了我的房子，抢劫我们村民，杀了我的亲人，我就得报仇。”刘洪章说，除了当时学校教育要抗战救国外，“报仇”对于不少中国人的刺激很大。日军在占领区进行大扫荡的时候，“烧杀抢掠、强奸妇女、三光政策，那确实……”采访中，刘老对于当年的情景不忍细说，讲述当时中国人所经历的灾难时，他停顿了。

刘洪章所在的村子100多户房屋被烧成火海，“当时整个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土墙以及用茅草铺成的房顶，一遇见火基本上都烧光了”，日本人拿着火把挨家挨户烧，等到日军走了后，刘洪章就和村民们参与灭火。因为有些房屋扑救及时，所以房子的木材可以二次使用，后来只要看见哪家的房屋木料有烧过的痕迹，就知道那是用被日军烧过的木材盖起来的。

曾经当过村民兵班长的刘洪章回忆说，为了配合正规军作战，他们班会经常接到上级的任务，侦察、放哨、抓汉奸是常有的事。他告诉记者，有的人是真汉奸，有的人则是为了掩护老百姓，装扮成汉奸与日军周旋。

为了掌握一小股日军的基本情况，刘洪章时常自己带干粮在公路两旁、高粱地里蹲守，有的时候趴在地里呆一整天，直到下一个人来换。“当时蹲守的时间都是有规定的，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上面接的是谁的班，下面交班的是谁都有记录的，回来后须将侦察掌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

刘洪章回忆，一般情况下上面让蹲守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日军过往，日军的据点也并不是每个村都有，只是设在镇上或者重要的道路处，他们只要在据点之间的道路边侦察就可以，“日军徒步路过时候排着队，通过他们排成纵队的数量，就能算出这股日军有多少人。”打仗的时候，日军会有一车一车的装备经过，扫荡的时候，就会有日军指挥官带着小股部队鱼贯而过。

对于刘洪章而言，最危险的就是深入敌人据点，他回忆自己曾经乔装农民混进日军的据点。那是在他们村附近约七公里处的孙受镇（为当时莱西县政府所在地），东侧有个山，为了保护沿边公路的畅通，日军在山上设置了岗楼。因为日本人要抓人帮他们修碉堡，搬运粮食等，所以刘洪章趁机混了进去，从而了解日军驻扎的据点有多少人，带了多少装备，驻地的防卫是怎么布置的，等等。对于混进碉堡这样的经历，刘洪章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一旦身份暴露那就没命了，有的邻村的民兵被抓住了就再也没回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洪章因为在青年救国会中抗战表现积极，一年后，他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参加了革命。

投身革命，血雨腥风

“莱西，现在叫莱西市，归青岛管了，很多年都没回去了……”刘洪章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记者，自从1948年底解放徐州时来到徐州后，他就再也没回去过，看得出来他已经融入了徐州，一口地道的徐州话让人怎么也不会将他与胶东联系起来了。故乡莱西对于他来说只活在记忆中，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随着内战的持续，青岛郊区的广大农村被解放了，一部分地主、乡绅就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青岛市，后来青岛地区的形势对国民党不利时，这部分人又组成还乡团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回到了农村。“日本鬼子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还乡团清楚，我们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对于哪家哪户加入共产党、参加‘八路革命了他们很清楚。”刘洪章说，就是因为自己参加革命，他在莱州的家被还乡团扒了。

“老爷子（指刘洪章的父亲）告诉我，国民党血洗山东的时候，革命家属就不好过了。”刘洪章的老伴儿史慧芳告诉记者，当时家里人口很简单，一个妹妹，一个老爷子，抗日的时候房子被烧了。当时刘洪章入党后，外出参加革命了，所以老爷子经常被还乡团抓起来拷问：“你儿子究竟上哪去了？是不是参加‘八路了？是共产党员不？”

老爷子受到迫害，以至于后来成了神经病，差点和其他几个参加革命的家属被还乡团活埋。1947年，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胶东战役打到了刘洪章的老家，才躲过一劫，史慧芳说：“当时土已经埋了一半了，被解放军救了。”起初村子里养着老爷子，新中国成立后，村里得知儿子刘洪章在徐州，就把老爷子送到徐州。

当时住房条件很差，在徐州市委机关工作的史慧芳将公公安排住在机关接待室，“那时候的接待室不像现在，当时仅有几张板凳，白天搞接待，晚上老爷子就在那住着。”

解放战争期间的刘洪章更是危险重重，当时刘洪章在莱西县孙受区委担任文书、宣传委员，1947年，国民党八个师向胶东推进。当时上面要求“共产党员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乡不离乡”，因为不少干部都被还乡团迫害，所以，20来岁的刘洪章组织了民兵和县里的司法班同志共计30多人带着老百姓转移，“国民党飞机上的机枪在上空扫射，当时的莱西县成了地狱了。”

刘洪章与一个民兵刘某为了躲避还乡团一晚上趴在豆子地里，“我亲眼看见还乡团在豆子地里清扫我们。我听到对方说，七个人已经抓了五个了，还有两个‘小刘。当时，还乡团已经搜到我藏身之处附近了，情形十分危险。好在，最终我们还是躲了过去。”刘洪章说，解放战争的时候，他们区参加革命的一共70多个人，被还乡团杀害得剩下七个人，自己是七人之一。“我至今都忘不了警卫员小曲，脸蛋圆圆的一个小孩，死的时候还不到18岁。”

铮铮铁骨，一颗红心

解放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不少地方获得解放，当时国家需要一批青年干部去新解放的地区开展工作，华东局山东分局在每个县调一名干部去中央团校学习，刘洪章就被莱西南县（1950年3月撤销，其辖区并入莱西县）派往学习。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1949年初，他还没有走到济南时，杜聿明的军队在徐州溃败了。为了应付时局的突变，华东局要求青年干部接管徐州，于是刘洪章只身一人扛着背包、挎着草鞋、拿了几本书，跑步来到徐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

随后刘洪章被分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徐州市委员会（简称“团徐州市委”），负责分管学校。后来又在团徐州市委组织科工作，当时没有劳动局，各单位用人、要干部、要参军的都得去团徐州市委找刘洪章要。“银行里要人也得他输送，徐州军事院校、公安、海军、情报部门要人都要归他管，他是团徐州市委组织科科长”，史慧芳说，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徐州市委权力很大，不少事情都得找团徐州市委。

有一次，解放军某部队来徐州要人当坦克兵，对方和刘洪章吵了一中午，“要人要得太多了，那时候没有适合的人，上过学的太少了，找不到人。”史慧芳回忆。

1954年，刘洪章被派往上海中共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学习，两年后，他被调到徐州市委党校担任教育科科长。“当时我培训的学员按照现在讲都是科员一级的，现在徐州不少部门‘一把手都是我培训的，他们见了我都叫刘科长、刘教授。”刘洪章告诉记者。

人生总是有起有伏。1958年，一场重大的政治挫折降临到他的身上。在徐州市委党校，教育科科长刘洪章因为学习小组会上指出苏联的赫鲁晓夫搞个人崇拜，被打成了“国际右派”。刘洪章说：“我当时对赫鲁晓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虽然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但是，他自己比斯大林还斯大林。”

从此刘老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这一扣就是22年，在此期间，他被派往徐州市物资局搬运钢铁、管理仓库，期间不但没发工资，还降了三级工资。“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是1976年，当时他还是‘右派，还在搬钢铁。”史慧芳告诉记者。

1979年年底，刘洪章被平反后，他向组织提出的要求不是恢复工作，也不是补发工资，而是“我什么条件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党籍”。

当时，刘洪章认为，“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了，我的学生那时当了党校的领导，党校我没法回去了，我就在物资局干吧”。20世纪80年代初，为人正直，一辈子清清白白的刘洪章被时任徐州市纪委书记孙良才看中，时任徐州市委书记陶有亮，点名让刘洪章去中共徐州市委经济案件办公室担任科长，负责查办官员行贿受贿案件，调解公检法各部门。

孜孜不倦，两鬓斑白

对于刘老在经济案件办公室的那些年的经历，老伴史慧芳说，“他办的案子都是铁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核实案件，他一个人跑到云南、贵州、江西、河北等地调查。

曾经有领导写纸条让刘洪章办一起案件，领导认为应该判刑，刘坚决反对，他认为对方的事情只可以纪律处分，不足以判刑，最后，领导将刘洪章调离后，给当事人判了刑。“后来，当事人平反了，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觉得这案子是刘洪章没有秉公处理，对刘洪章很有意见。其实他不了解，要是没有老刘给调查的材料，他很难平反。”提到这件事，史慧芳还是为刘洪章感到一丝委屈。后来，徐州市委经济案件办公室撤销后，刘洪章被分到徐州市检察院，直到退休。

从参加青年救国会到现在，家里的事刘洪章从来不过问，晚年的他十分后悔。提起妹妹和父亲，刘洪章深感愧疚。抗战时期，家里一穷二白，“当时离家的时候我把家里的唯一的被子带走了，后来我安顿好了，我妹妹捎信告诉我让把那床被子再给家里送回来，但我没有当回事。我感觉对不起我妹妹，那时候家里也很困难，不然她不会特地写信要被子。”

“我父亲当时被吊打，被活埋，刨出来后受饿、受冻，受到惊吓……老人没有跟我享过一天福，他临死的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刘洪章说。孩子也没有得到他的好，“我的孩子没有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四个下岗了，我从来没有给他们安排工作或者办过事。”刘洪章不愿意帮家人办事情，但对于公事他十分热衷，他说：“办公事简单，只要按照规定办就行，这个不难。”

刘洪章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其中的辛酸、折磨、痛苦甚至连他自己都没预料到。20世纪末，刘洪章老人在徐州市中心的一处房子被拆除，至今未拿到一分钱的补偿，退休后，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对于他而言，一生可谓经历不凡，战争与和平，痛苦与纠结，亲情与战友情，时代给予他对于人生意义异样的感悟。

刘洪章的心中没有抱怨，没有索取的利己之心。他说，自己当初从来没有想到能活着，更没想过以后娶妻生子。为国牺牲的同志、为己痛苦的亲人，他们的离去，他们抛却的青春、幸福以及一切美好的东西比自己要多得多，所以他很满足，满足现在的一切，满足生活的平凡，是的，平凡是生活的本色。每一个人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渺小、脆弱、微不足道的，悲与欢、生与死、穷与富、世事的变更都让人难以预料。

一寸丹心报国家，两行清泪念故人，“那时候要是被抓住了，肯定就没命了，我祖母说，我们老刘家没做坏事，所以经历这么多没有死。”刘洪章一生没求过人，唯独有一次他求人是在当右派的时候，他的工资被降了三级，五个孩子上学的学费可谓捉襟见肘，交不起学费，“我当时求人了，借了五块钱，给孩子缴学费，没学费上不了学……”

一个人的人生境界与他的人生阅历不无关系，国家的危机、民族危难，是刘洪章这一辈人无可躲避的现实，扔手榴弹、放鸟枪、侦察敌情等等这一切历史地落在他们身上。采访期间，老人波澜壮阔的一辈子感染了我。人生不易，面对战友们的死去、亲人们的离开，刘洪章以沉默应之，或许对于他而言，沉默也是一种坚强。刘洪章说，他不是一个好儿子、好哥哥、好父亲、好丈夫，他亏欠身边人的很多。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