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士兵与政客

刘波

1月11日，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完成了他与国民长达8年的漫长告别“仪式”。两日后以色列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在他的家庭农场里，沙龙的遗体与他的已故妻子比邻而眠。沙龙在这个世界上的出演彻底谢幕了，但历史对他的评判才刚刚开始。

沙龙的一生与血腥的冲突相伴，无论是早年沙场上的戎马生涯，还是晚年指挥应对巴勒斯坦人暴动的城市战。作为以色列“国父”一代的残留者，他参加过所有五次中东战争，级别也从1948年普通的分队指挥官，升级为1982年战争的以色列统帅、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沙龙是最后一位亲身在1948年作战过的以色列总理，他的继任者奥尔默特虽然生于1945年，但那时还是个幼儿。沙龙的一生充满争议，从生到死对他所收获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

用一篇文章来总结一位经历复杂的历史性人物的一生，是一件看似很容易但又令人惶恐的事情。一方面，关于他的记述浩如烟海，你丝毫不用担心素材的匮乏，你甚至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精选和解释材料，把他打扮成你希望别人看到的面貌，比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正在按照他们的内心需要，分别将沙龙描绘为“英雄”或“屠夫”。但另一方面，只有疯子才会相信几千字能概括一个具有如此丰富性的人的一生，他的追求、权衡、谋略与痛苦。如果要进一步将这个人缩略为某个概念，就更具有潜在的扭曲性而令人不安了。即使如此，笔者仍然想要非常冒昧地把沙龙总结为两个概念——“士兵”和“政客”。前半生主要是他的“士兵”一面，后半生主要是“政客”一面。

士兵

与后来的移民相比，沙龙更了解他生活的那块土地。他于1928年2月26日出生于当时是英国托管地的巴勒斯坦。他14岁时加入军事组织“哈加纳”，该组织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从英国统治下获得解放。对沙龙来说，1948年战争在他的生命中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性格和政策。以色列将1948年战争称为“独立战争”，巴勒斯坦人将其视为一场大灾难。它对双方都是生死存亡之战，而以色列最终取得的胜利其实只是在毫厘之间，因为论总体实力阿拉伯各国占有一定优势，但它们极不团结，且浪费了大好机会。

1948年只有20岁的沙龙已经是步兵连长了，而且在战斗中负伤。他们作为军人的战斗为以色列国的立足创造了条件，但谁也不能保证在他们内心中未曾留下一丝侥幸和后怕。就像自小在贫穷、冷漠环境中长大的儿童毕生都会充满猜忌心理一样，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独立战争”，对阿拉伯人的不信任和敌视渗入了沙龙的血液，造就他顽固好斗的性格，以及勇猛、或者可以称为残忍的行为方式——当然这一点对他的许多阿拉伯对手也同样适用。60多年来，以色列的军事信条就是以百倍的“以眼还眼”报复对方的袭击，以先发制人来求得更高的安全。正如内塔尼亚胡在沙龙的葬礼上所说，该信条的基础是由沙龙奠定的。

1948年战争后，沙龙进入希伯来大学学习历史和中东文化，但随即在新战争的召唤下于1953年再次入伍。在那几年里，阿以双方沿着战争停火线不断发生摩擦，尤其是从1953到1955年。以色列历史学家施莱姆的研究表明，这个期间以色列采取报复和挑衅措施以扩展占领区的做法，沙龙起了主要作用，这些军事行动也奠定了沙龙粗暴好杀的声名。当时本·古里安让沙龙负责对阿拉伯游击队的袭扰发起惩罚性攻击，在此过程中沙龙把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平民也当作打击对象。1953年10月的凯比亚村屠杀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因为一位犹太妇女及其两个孩子死于不明炸弹袭击，沙龙领军对凯比亚村展开报复，打死64人，一半是妇女儿童，引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抗议。但沙龙回忆道，后来受本·古里安接见时，他并未被责备。本·古里安说，除非让阿拉伯人明白，杀害犹太人要付出高昂代价，否则以色列就无法存活下来。可以说，这个训导贯穿了沙龙的一生。

将军

不过，在后来的战争生涯中，作为更高级别的指挥官，沙龙的经历是是明智与鲁莽、胜利与失误的交替，虽然战果彪炳，但他不时暴露出的缺陷也很显眼。这一切都是因为沙龙喜欢冒险，常常过于自信地恃勇轻进，有时这能收到奇效，有时却让部队陷于本可避免的风险之中。

1956年以色列秘密联合英法进攻埃及。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艾森豪威尔任总统的美国对英法采取了批评态度，并对战争的结束发挥了关键作用。战争中，沙龙指挥的部队为了快速抵达苏伊士运河而进攻陡峭的米特拉山口，但遭到埃及军队的伏击，暴露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伤亡惨重。虽然他的军队经过半日激战最终攻占了山口，沙龙却因违反军令遭到斥责。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也撤出了西奈半岛。

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沙龙负责指挥一个坦克师。这是整个中东战争史上以色列最为辉煌的一页，多线作战但大获全胜，一举占领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沙龙指挥在加沙推平当地居民的房子，为他赢得了“推土机”的称号。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以色列正式开始了在被占领土上修建定居点的工作。

但6年后埃及和叙利亚又险些制以色列于死地。1973年，两国联合在犹太人的“赎罪日”发动突袭，以色列一度南北两线崩溃，十分被动。在此危急时刻，沙龙以伪装奇袭战术骗过埃及守桥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绕到埃军后方，包围埃及第三军，扭转战局，创造了中东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他也被归家的以色列士兵欢呼为“犹太之王”。

1974年沙龙结束军职，后成为国会议员，1977年利库德集团领导人贝京出任总理后，沙龙出任贝京政府的农业部长，在此期间，他开始在约旦河西岸推行定居点政策。1981年，他转任国防部长，次年经历了他生命中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不同的是，这次是他自己发动的。沙龙决定挥军进入叙利亚南部，以驱逐盘踞在那里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势力。这一仗并不是非打不可，后人也猜测贝京并未准备投入到一场长期战争。

战争的后果很快超出了沙龙的预料。在围困贝鲁特期间，黎巴嫩人伤亡惨重，以色列国内抗议也日益激烈。1982年9月，他默许黎巴嫩长枪党人以搜寻恐怖分子的名义进入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导致至少1000名巴勒斯坦难民被杀害。后来的以色列官方调查认为沙龙负有间接责任，他被迫去职。沙龙的鲁莽举动最终也陪上了贝京的政治生命，导致他次年辞职并退出政治舞台。

1982年战争的结果是黎巴嫩南部地区变成一个战场，一方是以色列军队、亲以的南黎军，另一方是反以的真主党等武装。直到2000年以色列才完全撤出黎巴嫩（有争议的萨巴阿农场除外）。在这十几年里，总共有1200名以军士兵和1.7万黎巴嫩人死亡。黎巴嫩人和以色列起初并无宿怨，但这场入侵造就了强悍的真主党，并在2006年证明了它能够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这不能不说是沙龙辉煌战争生涯里的一处不足。

政客

5次中东战争结束后，沙龙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位精通韬略的军人，还是洞悉政治运作的政客。1993年工党领导人拉宾主持开启了奥斯陆和平进程，准备以“土地换和平”方式寻找巴以冲突解决方案，后来拉宾遇刺。奥斯陆进程自始就遭到沙龙的反对。2000年夏，美国总统克林顿利用他任期内的最后机会，撮合阿拉法特和巴拉克举行戴维营和谈，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这一切让一直在野等待的沙龙看到了机会。

2000年9月，沙龙一意孤行，在一千名警卫的严密护卫之下参观阿克萨清真寺，此举给了巴勒斯坦人强烈的刺激。这一刺激，加上巴勒斯坦民众对和谈失败、建国希望再次落空的沮丧，以及对巴解自身腐败无能的不满，诱发第二次巴勒斯坦人暴动。沙龙是一个为战斗而生的人，冲突的爆发令他如鱼得水。在一次次自杀式袭击的爆炸声中，以色列人不再幻想和平而是渴望安全，于是次年沙龙就在选举中以25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巴拉克，再次上台。任期内他表示不会再赞同与巴勒斯坦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他对被占领土发起“防卫墙”行动，对巴勒斯坦武装领导人实施“定点清除”的刺杀战略，同时在约旦河西岸修筑隔离墙。

应该说9·11后的“反恐”氛围为沙龙的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虽然有时采取自杀式袭击的行为，这在技术上与“基地”等组织类似，但其政治目标完全限于巴以冲突的具体背景之中，完全不同于在全球策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但9·11之后人们对恐怖主义谈虎色变的氛围，让以色列可以将它们混为一谈，从而在国际上获取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在此背景下，沙龙称阿拉法特默许和纵容恐怖袭击，拒绝与他对话。以军重新占领根据奥斯陆及其后续协议移交给巴勒斯坦人的各城市，把阿拉法特围困在安姆安拉的官邸中，直到他在2004年底去世。一些巴勒斯坦人相信阿拉法特死于毒杀。

沙龙在2003年的选举中再次击败了工党，巩固了政治地位。但从这时起，在表面上看，他开始短暂地与和平“调情”，一是离开利库德集团另组“前进党”，二是突然宣布撤出加沙的22个定居点，被右翼宗教势力指责为“叛徒”。不过，很难说撤出加沙只是战术意义上的一着棋，还是代表了与和平有关的政治目标。因为在此期间，沙龙一直在强化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他主持修建隔离墙，通过道路网把犹太人定居点连接起来，同时把巴勒斯坦土地分割成小块。而且加沙的定居点本来就很稀疏。加沙是个人口密集且宗教情感强的地方，不像约旦河西岸那样容易管理。由于沙龙2006年初便陷入昏迷，所以对他的真实意图人们只能永久性地猜想了。

对于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国际法院2004年发布的咨询意见认为，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的建墙工程是违法的，有义务停止。以色列定居点占据了主要的水源和适于耕种、放牧的土地，对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确是不公平的。美国虽然一直是以色列的盟友，但除了小布什任内的一小段时期之外，美国从来没有公开为以色列定居点的合法性背书。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沙龙的葬礼上说，引导沙龙的北斗星是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的生存，他从未偏离过这个宗旨。作为定居点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沙龙的目标是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制造“既成事实”，以便在未来的和谈之中，使其显得不可放弃，从而被永久性地并入以色列，但这是巴勒斯坦一方绝对不会答应的。今天的以色列执政者需要仔细地评估和清算沙龙留下来的这笔遗产。

终曲

沙龙的生命与以色列的生命交织在一起。这个国家在一些人眼中代表着集体农庄的纯洁与开拓精神，在另一些人眼中则代表“殖民主义”的残酷，就像沙龙本身的矛盾性一样。沙龙精明而又狂妄，在战场上他勇敢向前，往往不顾命令贸然行动，在政坛上他在各派之间穿针引线，重建以色列的政治版图。他还在政治上彻底击败了阿拉法特。

可以说沙龙始终生活在1948年，他的童年是在恐惧和战火中度过的，他恐怕到死不会忘记少时父母担心阿拉伯人袭扰的情景。直到昏迷前的最后几年里，在与巴勒斯坦各派武装交战的时候，他仍称那是“我们的独立战争的继续”。沙龙不是演讲家、鼓动家，他惯于保持沉默，忠于家庭，嗜好美食，自称喜欢“用一切方法烹饪的肉”，由此导致的肥胖正是他多次中风的原因。假如命运不是让他降生在这块充满血与火的土地上，假如巴以早一天实现和平，他或许不过是一个喜欢在自家农场里享受宁静生活的双鱼座男人而已。

最近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巴以之间斡旋，但对巴以和重启和谈，人们已经不抱幻想，巴以和平本身也变成了乏味的话题。“那个地方注定要战火连天，那是一块被诅咒的土地”，已经成为某种流行的意识，这也是沙龙留给世界的遗产之一。但没有冲突是不可解决的，在21世纪还相信存在根深蒂固不可解的冲突，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

摘编自2014年1月23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