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印度学习的中国行政区划大学问
梅新育
将汉中划入陕西省之后，一旦四川再度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平叛军队由于已经掌握了汉中，进军成都平原平叛就会轻易许多。
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西方一些媒体一直在炒作印度的话题，认为这两个东方大国正在经历权杖的转移，中国衰落，印度崛起。他们把这个话题称之为“龙象之争”。
当然，从印度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来看，的确速度很快，且后劲很足；但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在独立后遗留了非常多的问题，有些是基本政治架构性的。比如区域的划分原则居然是语言和民族，这为印度频繁的种族冲突埋下了祸根。
相比而言，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方法则很有学问，其对于区域稳定发展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值得印度好好学习。
为什么要把汉中划给陕西
本来，一国要想长久保持统一，其国内行政区划分应充分考虑区域制衡原则，即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省、州、邦）企图分离叛乱时，中央政府都能从毗邻地区方便地扼住其咽喉而实施镇压；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分离后都会在经济上蒙受重创，难以独存。
正如制定法律的基本思路不能是假设人人都是自律的圣人，而必须着眼于使其不能、不敢作恶；一个大国行政区划设置也必须着眼于使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不敢寻求分裂。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也是拥有独一无二数千年统一传统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之外，关键就在于这方面的制度探索与建设，并与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经过上千年思想和实践探索演变，中国各省省界划分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区域制衡之道，典型如汉中划归陕西而非四川。
从地形上讲，汉中被秦岭隔绝在渭河谷地南边，而更加接近四川盆地。无论是地理、气候，还是人文风物，汉中都更接近四川盆地，而与关中平原差异较大，似乎更应该划入四川省。
然而，蜀道艰险，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统军平定汉中张鲁，亲身领略了褒斜谷道的艰险之后，几次评价道： “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李白更长叹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如果将汉中和四川盆地划入同一省份，一旦四川当权者与北方的中央政权分离而割据或对抗，就可以轻易堵塞蜀道，阻击来自北方的军队。自从秦国将巴蜀纳为郡县以来，除蜀汉政权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逐鹿天下之外，四川盆地曾多次发生企图裂土分疆的叛乱，先后建立过成汉、前蜀、后蜀等游离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割据政权，动辄延续数十年。
欧阳直公则为此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蜀警录》）。
将汉中划入陕西省之后，一旦四川再度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平叛军队由于已经掌握了汉中，进军成都平原平叛就会轻易许多。
同时，这样的格局又会有效地威慑、遏制掌握四川地方政权者潜在的叛乱割据意图。正因为如此，自从汉中划入陕西省后，再未发生过四川地方政府主动挑起叛乱的事情。
同样，襄阳划归湖北而非方言习俗更相近的河南；徐州划归江苏而非方言风俗更相似的山东；明朝时的南直隶在清朝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且安徽省界距离江苏省会南京不远……都是基于类似的考虑。不仅如此，普遍运用区域制衡原则划分国内政区并长期有效实施，还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培育国民高于地方的国家认同，国民内心潜意识首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湖北人、湖南人、江苏人、黑龙江人……自己有权利也能够在中国国土之内四海为家，形成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心理基础。
印度教训：语言原则划省
反观印度，本来已经从英国殖民者手里继承了一套尽量考虑到了区域制衡之道的国内政区划界方案，独立后却因为国内政治斗争而彻底牺牲了上述区域制衡之道。
客观说来，英国人给南亚次大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统一，为了保证自己这份最大殖民地资产江山稳固，经验丰富、老辣的英国殖民者在划分印度各省和土邦边界时不能不尽量考虑制衡之道，典型如寇松决策1905年分割孟加拉省（尽管后来在国大党和印度社会压力下取消了这个决定）。
然而，还在英国统治时期的1920年，国大党就将“按语言原则划省”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写入自己的纲领。尽管印度联邦独立初期曾经力图保持英治时期的国内政区划分，但国内政治运动和动乱不久就改变了这一切，今天的印度国内一级政区基本上是按照语言原则划分的，导致印度版图内邦的数量从独立时的16个增加到了28个，另有7个中央直辖区。
这样的国内一级政区划分在平时就不利于潜移默化地培育国民高于地方的国家认同，国民内心潜意识首先认为自己是泰米尔纳德人、西孟加拉人、旁遮普人、马哈拉施特拉人，然后才是印度人。
印度独立至今尚未出现分疆裂土的大动乱，但不等于它的行政体制经受得起政治大动乱的考验而有效维护国家统一。
当初，印度按语言划分邦界是从安得拉邦打开突破口的，此先例一开，印度政府就再也无法遏制按语言原则划分邦界的压力，相关暴力冲突和争端此起彼伏：
1949年，老国大党人波提·斯利马穆卢（Potti Sriramal）在马德拉斯泰卢固语地区掀起运动，要求建立泰卢固语的安得拉邦。1952年，斯利马穆卢绝食58天后饿死，在泰卢固语地区引发大规模骚乱，尼赫鲁在斯利马穆卢死后第四天被迫宣布设立泰卢固语的安得拉邦。
1956年1月，孟买邦内操马拉地语的马哈拉施特拉居民，不满与古吉拉特语地区继续在一个邦内，孟买市爆发骚乱。3月，政府被迫让步，决定将孟买邦分割为古吉拉特、马哈拉施特拉两个语言邦，随后又在马哈拉施特拉居民压力下决定，将原计划作为中央直辖区的孟买市划为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结果又在古吉拉特邦引起骚乱。
按语言划分邦界的最大风险在于，一旦容许较大民族按语言划分邦界形成他们主导的邦，就无法阻止这些邦内较小民族要求援引同一原则从该邦分立出来形成新的邦。如此反复，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土划分必将支离破碎，难以为继。
在印度的实践中，这一连锁反应的风险就暴露无遗。
马哈拉施特拉邦设立后，其内部存在的那格-维达尔巴（Nag-Vidarbha）分离主义运动就备受激励；安得拉邦设立后，要求分割该邦新设特仑甘纳邦的运动和暴力冲突随之兴起，其领导人在2009年效仿斯利马穆卢绝食逼迫联邦政府同意正式启动分邦程序；北方、比哈尔等邦内部要求设立新邦的分离主义运动也水涨船高……
在上述事件中，斯利马穆卢之辈未尝不是怀着一种自认为“崇高”的目标，表现出了炽烈的献身精神，问题是这类做法恰恰暴露出他们潜意识中地区认同高于印度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