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反恐大妈”

黄周颖

“反恐大妈”一般由志愿者中的积极分子组成，往往有较长的志愿者经验。治保主任会优先挑选党员或上过党课的预备党员，然后综合考虑年龄、精力、家庭等各方面的因素。

如今，恐怖势力成为城市管理者与普通百姓需要面对的一种可能。今年3月发生的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和5月的乌鲁木齐早市爆炸案加剧了各方的担忧。

“一级防控”

“明天一级防控。”前一天，正吃晚饭的魏正红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来自东华街道多福巷社区治保主任孙红霞，她手下有一支六七十人的反恐大妈队伍，时刻严阵以待。她们的主要阵地就是社区所在的王府井大街，这里不单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距离首都的核心——天安门更是一步之遥。

王府井大街20号是魏正红的“岗哨”——她们习惯称作“点位”。这是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口，她随身带着小板凳和茶杯。从街北边的华侨大厦到南边的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都属于她的“视力范围”。

在两小时的值班中，她要来回走动十多次，这短短的两百米内包括三座写字楼，四家酒店和十几家商铺。偶尔她会碰到同样在值班的其他志愿者，但不会停下来聊天，大家只是用眼神打个招呼。

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这条长长的街道上分布着的三十多个巡逻点，戴红袖章的志愿者大妈们从不缺席。“不能聊天也不能中途离场”，魏正红说，这是铁打的纪律。

魏正红那个“点位”向北不远，从华侨大厦南面的胡同进去，走一百多米就是她们的社区——多福巷了。在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治保主任孙红霞一整天都在，这片儿的指令从她这儿发出。走过社区的报房胡同、玉石胡同和大豆腐巷胡同，每隔一两百米，都有大妈们的“点位”，戴红袖标的她们一如魏正红一样时刻警惕。

魏正红所在的“点位”只是整个东华街道173个一级防控点位中的一个，多福巷社区是整个东华门街道十三个社区中的一个。在东华街道5.35平方公里内居住着8万居民，而巡逻志愿者有上千名。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在这个辖区内，这意味着开启一级防控后，每平方公里上就有32个大妈在值班。

“一级防控”魏正红已经历很多次了。反恐大妈的巡逻被分为三个等级，一级防控最高，三级防控最低。在各种节假日和敏感时期里，值班等级会调成一级，级别越高值班的“点位”越多。一级防控一天需要安排三拨人值班，甚至会安排“双人点”。

街上车来车往，稀松平常。但对魏大妈来说，“一级防控”如临大敌。不过，除了有几个人问路外，这天未见“敌情”。

基层志愿者巡逻队实际上在八十年代末就已出现，由退休大爷、大妈组成，在居委会的领导下，日常巡逻维护治安，防盗防窃。她们也成为社区居委会这样的半官方组织更深入发动居民的一种方式。近年来她们又多了一个新任务——反恐。

就在不久前，不少反恐大妈接受了一次培训。在活动中心，她们拿着小笔记本，像学生听课一样认真，片儿警讲完日常防火防盗需要注意的事项后，进入这次培训的主题——详细介绍了五种邪教的特征，如果看到印有这些内容的小卡片或者影碟，需要及时上交打报告。大妈们一条条地记下来。

“稻草人”

五个月前，今年“两会”的每一天，魏正红与六十多个同伴都会将北京饭店围成一圈，这里住着部分参会代表。十七个值班“点位”，每天早七点到晚八点，三个班，每四小时一班。三月的北京气温还很低，魏正红值班的点位正好在饭店的西侧，背阴面，她经常冻得哆嗦。

一天，早上八九点，人大代表即将外出参会时，饭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三只“大老虎”，蹦来蹦去——一个老者背着一只毛绒大老虎玩具，旁边还有两个女子各背一只。

“现在不是说打老虎嘛，打老虎，他们两会期间就背着个老虎。”魏正红回忆道，此刻她更是下意识地想到，毛绒老虎里面是不是藏着别的什么东西？当然，没等大妈们行动，守卫这里的警察已经上前了——警察问有什么事，对方说，没什么事，我走道还不行？警察说别走这儿，对方不动，后来还躺在了地上。魏正红心里清楚这些“老虎”们是为了引起代表们的注意。

去年“两会”期间，魏正红所在“反恐大妈”小组的组长彭爱玲正在北京饭店附近巡逻。彭要不停地查岗，如果有大妈要上厕所，她会暂时顶替，这个时间段内任何一个岗位都不能空缺。突然，彭爱玲看到两个中年妇女在不远处拿出纸钱摆在地上，准备焚烧。她急忙上前劝阻。“这儿不能烧东西，别说你烧纸，烧树叶都不行。”无论如何劝说，这两个人都不走，最后要上厕所，彭爱玲就给她们指了一个远点儿的，这才解决了。这样的智慧也是经验积累的结果。

虽然有很多人在质疑反恐大妈的实际作用，但魏正红认为大妈们的作用就是“稻草人”，“这个稻草人有一个红袖标，他想犯事可能就不在这儿犯了。”

对于突发状况，大妈们接受的培训是先报警，不要与有危险的人斗。大妈们的脖子上总会挂一个志愿者的牌子，背面写着三个电话：社区治保主任、街道派出所和片儿警。

“国家任务”

7月23日这天，离魏正红八百米开外的北京市第25中学门口，七十岁的蔡文丽也坚守着自己的“点位”。她瘦瘦高高，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儿，衣着朴素干净。她一直盯着25中学门口的两个垃圾桶——最近她很关注“它们”。“如果往里扔一个很破的书包，你不知道什么东西，觉得可疑就赶快报警，这里是王府井，万一爆炸指不定出什么事。”

7月15日在西宁机场外发生了一起爆炸案，源于两枚被丢弃在垃圾桶的礼花炮意外燃爆，这条新闻让她开始非常重视垃圾桶。

不过值班这么久，蔡文丽还未发现一个向垃圾桶扔不明物体的人，倒是遇到不少抽烟的路人，烟头没灭就想往里扔——她总会以眼神制止他们，但有些人像是赌气，干脆就在蔡大妈面前踩灭烟头，然后扬长而去。23日短短一下午，她脚边儿竟有一排烟头。

蔡文丽每晚都准点收看《新闻联播》，接下来是《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一个不落，“积累一些知识，在值班的时候就能用上。”endprint

中午12点，蔡文丽开始做饭。一家人的午饭和往常一样：西葫芦摊饼和番茄汤。爱人宋老师吃完饭午休后，蔡文丽赶到25中外的“点位”——她成为志愿者已经五年了。

当天的“一级防控”同样让她高度警惕。如果遇到可疑人，蔡文丽只需穿过马路，一路小跑三分钟内就能到社区，报告治保主任或者直接打片儿警的电话。随后，要迅速返回原岗，稳住嫌疑人，不能让其走掉，“平时很平常，出事就是大事。”——蔡文丽称之为“国家任务”。

蔡文丽一个人坐着并不觉得孤单，“没人和我们说话就更能够全神贯注周围的情况。你是有任务的。”除了偶尔会来巡视的治保主任外，事实上并没有人监督她们。

值班已经成了蔡文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生活安排都会为值班让步。蔡对这种规则严格遵守到了苛刻的程度。近几年的春晚，她和她的爱人都没有看全过，有时两人一个在街这头值班，一个在街那头，冻得哆哆嗦嗦。

蔡文丽的父亲早年是地下党，解放后做过全国人大代表。但在随后那段疯狂的岁月中，一家人被赶出房子，父亲被劳改，她和自己的母亲被关过牲口圈。九十年代，她的儿子在一次工作事故中不幸受伤残疾，而老伴宋老师也意外摔倒，以致现在腰部装有一个金属块。她的前半生似乎总在不停地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无论这种打击是来自时代的错位还是个人的宿命。

现在这个三口之家的经济来源是两人的退休金，住的是30平米的旧房子，但她似乎并未感到日子难熬。她不跳广场舞，以前会练练太极拳，现在也基本不去了，“没有那个精力”。对她来说，除了照顾老伴和儿子，最大的精力都放在了“点位”上。

在这一“岗位”，她多少找回了曾经在工厂里那种积极分子的感觉。而且，那种平静或许能给她带来更多安慰——毕竟不用经历之前那么多变幻无常了。

7月23日这天下午三点多，值班的蔡大妈有些累了，她坐在25中门口的台阶上，摇着自带的塑料扇子。这时宋老师拄着拐棍过来看她。很快，他就被蔡大妈催走了。

“不卑不亢”

与蔡文丽平静与苛刻地遵守规则相比，在椅子上硬坐三个小时让魏正红有些受不了，遇到邻居不能聊天也够憋得慌。于是，她弄来了一台小收音机。冬天戴着帽子，她就把收音机放在帽子里。

值班中，外国人问路是大妈们经常遇到又觉得轻松的事儿。用自学的简单英文和手势比划告诉了对方方向后，有时外国人会向蔡大妈伸出大拇指。对外国人的态度，大妈们有些复杂的情绪。魏正红在一次值班时，被告知“对外国友人，不卑不亢”。

在一次值班中，她还遭遇了“裸男事件”——一个裸男出现在她值班的街上，迅速招致大量的围观路人。魏正红赶紧驱散这些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她最担心的就是有人拿手机拍照，她认为这会被迅速传到网络上。这种对“新闻”的理解和应对策略超出一般人对大妈的想象。她不怎么使用互联网，也不网购，但她知道“这种传播特别快”。

值班有报酬，但并不多。普通的值班，大妈们能拿到5元或10元回报。“两会”或除夕这种日子，报酬会上升到100到150元。除此之外，志愿者们会得到两套制服，魏正红更愿意谈论在那个严寒的三月里，值班结束后，收到一个火烧和一瓶矿泉水如何让她感激。

反恐大妈并不是脱离时代的一代人，她们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有的社区活动中心里有大屏幕的电子报刊阅读器，有的大妈甚至订阅了手机报。一次记者见到蔡文丽，她正在和旁边的保安讨论乌克兰局势和马航MH17失联。

魏正红秉持着朴素的善恶观，她的女儿是一名中医，信仰佛教，魏作为母亲不参与也不反对。“我心里就是觉得应该做个好人。”

7月23日下午五点，蔡文丽和同伴值班结束。太阳快落山了，她要赶着回家做晚饭，她是这家的顶梁柱；另一位大妈是社区舞蹈队的副队长，她要尽快吃饭，然后和姐妹排练新舞蹈。此刻，她们脸上值班时的紧张神情不见了，一级防控告一段落，她们松了一口气。走在夕阳里，摘下袖章，慢慢隐没在人群中。

不远处胡同里有两家新疆风味饭馆，这也是重点假日大妈们巡视的地方。7月29日，这一天直到晚上六点前，新疆饭馆里并没多少客人，几个伙计坐在外面玩着手机，一切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相对于大妈们的紧张，饭馆杨老板语气很轻松，他说自己和志愿者与片儿警都很熟，在片儿警那里也早有“备案”，做生意也五六年了，“根本没什么影响”。很快，小饭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就要开始了。

（源自《看天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