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卜振兴

[摘要]近年来，提升政策透明度逐渐成为了货币政策实践操作的趋势。针对货币政策出现的这一新变化，系统分析了货币政策透明度提升的理论基础，即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从实践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经历了起步期、快速发展期、平台期和快速提升期等四个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作为宏观调控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也应该创新政策工具、转变政策风格，以满足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需要。

[关键词]货币政策；透明度；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2-0061-13

这些做法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隐秘性的做法有了巨大的转变，那么，各国央行政策风格转换的理论基础有哪些？我国在货币政策透明度实践方面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货币政策风格转换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增强对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支持和理解。

二、理论基础

各国央行货币政策转变既是基于对实践经验的判断，同时也是基于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有关货币政策透明度方面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

2017年第2期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一）预期理论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依靠市场的力量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和理性人的基础之上的，现实世界无法完全满足这些假设条件。由于垄断性、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会发生失灵，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的配合来调节经济运行。传统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主体对于经济形势和调控政策的预期，更谈不上政策当局主动与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提高政策透明度。随着预期理论的建立和不断发展，这种状况正在不断改变。预期指的是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前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判断。预期理论按照预期形成的机制可以分为静态预期、非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理性预期是指市场主体在运用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的长期中平均说来最为准确的，而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理性预期的思想是由穆思（Muth）于1961年首先提出来的[1]，后来经过卢卡斯（Lucas）[2]、萨金特（Sargent）和瓦尔拉斯（Wallace）[3]等人的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理性预期理论。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的观点，如果货币政策意图能够清晰准确地传递到公众那里，那么，公众就会按照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使得货币政策不会对实际经济变量（如产出、就业等）产生影响，而只会影响到名义变量（如物价水平等），货币政策就失效了。

基于理性预期的理论，很多学者认为只有出其不意的货币政策才会产生效果。这一结论在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是成立的，因为如果货币当局希望通过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政策效果之一就是物价水平的上涨。如果公众清楚地了解到扩张性货币政策意图，那么，他们也会预期到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产生通货膨胀。为了减少这项政策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他们必然会要求提高工资水平，一旦工资水平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就会上升，生产厂家的利润并未得到提升，就不会有更多的资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失业情况难以得到改善。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的货币政策并未产生明显效果，只是推高了物价水平，其结果是货币政策无效。

但是，当货币当局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提高政策透明度反而会提高政策的有效性。这是因为一旦公众意识到央行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首先他们预期到生产会缩减，那么，他们对于工资的预期收入也会减少；同时，由于信贷紧缩，预期价格水平也会下降。公众认识到货币的购买力是在不斷提升的，同时预期未来工资收入会下降，这会使得他们减少当期消费。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的下降，必然会对经济产生收缩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升有利于政策效果的发挥。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各国普遍使用的是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因此，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的观点，模糊的货币政策受到了各国央行的普遍认可。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石油经济危机的爆发，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滞涨阶段。此时央行的目标是降低通货膨胀水平，采用隐秘性的政策反而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这也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积极推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成功降低通胀水平的原因。

作为货币政策透明度重要基础的预期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主体是有理性的条件之上的，经济主体会按照经济形势最大化自身的收益，这也是运用预期理论解释透明度问题时需要予以充分考虑的。为了更好地提高央行政策的可预测性，央行可以向公众提供有关应对外部供给和需求冲击的信息或反应函数，以此来获得公众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信任。一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央行引导公众的预期就会变得非常简单（Thornton，2003）[4]。

（二）信息经济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和对称的，但是现实情况则很难满足信息完全性的假设。以斯蒂格利茨（Stiglitz J E）、阿克洛夫（Akelof）和斯彭斯（Spence M）等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就主要研究信息在市场运行和操作中的作用。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市场参与的双方掌握信息的程度存在差异，如一方有信息，另一方没有信息；或者一方有很多的信息，而另一方则只有很少的信息。

信息不对称会产生两个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又称为事前机会主义，指的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总是尽可能地做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的选择。道德风险又称为事后机会主义，指的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尽可能获取收益而将成本转嫁他人。不论是逆向选择还是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必然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因此，为了提高市场的效率，应对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应该将信息透漏给对方，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以货币政策为例，在制定和颁布货币政策时，货币当局和公众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货币当局明显占有信息优势，而公众则处于信息的劣势。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公众对于货币政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推测，而建立在推测基础的对策往往是不准确的，这必然会引发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难以预期，具有很大的变数。因此，为了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市场波动，降低货币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货币当局有必要向公众传达有关货币政策制定过程、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框架等一系列信息。

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在消除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以下作用：一是公众与货币当局共享的政策信息越多，就越能降低公众对于货币政策的不信任和不配合，使得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政策博弈由非合作博弈更多地转向合作博弈；二是提高政策透明度水平，有助于减少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疑虑和预测误差，降低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率。Geraats（2002）[5]认为，可以从政策制定者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去理解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提高政策透明度减少了不确定性，这对于政策双方都是有益的。另外，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还可以提高政策制定者的声誉和发布信息的可信性，有效引导私人部门的预期。

（三）动态不一致性理论

动态不一致性又称为政策非连贯性，它指的是即使我们有一个定义清晰、目标一致的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基于当前条件下做出的最优政策承诺，在未来可能未必是最优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基于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对先前的政策进行调整，导致货币政策目标和政策操作偏离预先的承诺，造成动态不一致。动态不一致性理论首先是由Kydland和Prescott（1977）[6] 提出的，之后Barro 和Gordon（1983）[7]等人将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引入到货币政策的研究中。

为了分析货币当局的决策过程，我们首先要构建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函数。目前大多数国家央行主要的政策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

我们参照Woodford（2003）[8] 关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的设定，构建了以下的目标函数：

（1）

其中，L表示福利损失，a表示通货膨胀在福利损失中的比重a﹥0，y表示实际产出，y*表示潜在产出，k表示由于政府的干预导致的稳定产出高于潜在产出的部分，也即政府由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人为提高的稳定产出高于潜在产出的部分，k﹥0。

根据附加预期的卢卡斯供给曲线（Lucas ，1975）[9]，我们可以得到总供给的表达式，也即约束条件：

（2）

其中，πe表示预期通货膨胀，b表示意外之冲击造成的通胀对产出的影响程度（b﹥0）。

将公式（1）和公式（2）联立，建立拉格朗日函数，求最值，可以得到最小福利损失下的一阶条件：

（3）

从一阶条件可知，如果要实现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与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一致，即π=πe，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4）

从以上模型，我们可以分析出产生动态不一致的原因。因为只有π=πe才表明货币当局没有违背预先承诺发生动态不一致的问题，但是根据一阶条件我们可以发现，πe越低，越有利于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目标，因此，货币当局是没有动力从一开始就在公告中将公众的预期提升到公式（4）的水平的。这表明，在公众预期形成的时候，为了实现货币当局的目标，央行违背之前的承诺是最优的决策。当货币当局面临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最优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必须做出调整。

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同，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强调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策略互动和相互博弈。公众会基于货币当局所披露的政策信息形成预期，并根据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而货币当局在政策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政策执行的客体——公众的反应，并且根据公众的行为调节自己的政策决策，因此，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

造成动态不一致性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社会系统是动态的，随着社会系统的变化，社会福利函数也会发生调整和变化，并且我们今天的决策是基于目前状态下对于未来的预期，这一预期会随着未来的发展出现调整和变化。二是政策制定者面对的博弈方不是自然物，而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基于历史和当前的情况做出对于未来的预期，并根据预期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当一项政策出台后，会影响公众对于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到他们当前的行为。三是我们的常规做法是建构一个经济模型，然后根据最优决策理论制定政策，但是Lucas（1976）指出，由于最优决策规则是随着一系列的相关决策者的变化而变化的，任何决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决策模型和规则，这势必会导致对于未来政策的再评估和调整。

动态不一致性与政策透明度是密切联系的。如果货币当局采用隐秘性的货币政策，不公布货币政策目标等信息，公众就不会基于公告形成预期，也就不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性的问题。动态不一致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这是因为预期的形成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从货币当局发布公告到最终形成公众预期，需要货币当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如果央行能够在中长期保持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央行的货币政策在长期的可预测性和可信性就会大大提升，那么，这种一致性将会在引导公众预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反之，将会大大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四）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最早由Bergson（1938）[10]提出，经过Arrow（1963）[11]等人的不断完善，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兴盛，出现了以Black（1958）[12]、Tullock和Buchanan（1962）[13]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与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政府是社会利益代表的观点不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同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政府机构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行政机构，政府追求的利益包括获取选票、获得晋升、增加收入等。由于政府有自身利益的要求，他们很可能会为了追求个人或团体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公众利益。如，政府为了拉选票，倾向于选择具有事半功倍、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以博取选民的支持，但是很可能因此而放弃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长远政策。再如，政府机构为了提升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一般倾向于擴大机构规模，其结果是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央行作为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存在着为了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而忽视社会福利的问题。以美国货币当局为例，美联储就经常采取各种措施对影响其利益的变革和行为进行抵制。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为了制约公共权力，任何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政策都要公开接受监管，这其中就包括货币当局，而这种监管的有效性就取决于政策的透明度。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与大众的福利密切相关，尤其是货币政策更是与普通群众的生活休戚相关，因此更应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同时，由于央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权力理应受到约束和监督。中央银行提高政策透明度，有助于公众理解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承诺，实现对央行工作的监督和评价（彭芸，2007）[14]。

（五）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最早产生于企业管理中，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Berle和Means（1932）[15]最早提出两权分离的企业治理结构，成为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起点。20世纪60年代，经过Spence和Zeckhauser （1971）[16]、Mirrlees（1976）[17]和Holmstrom（1979）[18]等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委托代理理论的体系正式建立起来。委托代理理论产生的条件和基础包括：一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完全对称，二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完全相同。前者导致委托人无法察觉代理人的隐藏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监督；后者是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机构不会完全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他们也会谋求自身利益，导致代理人行为偏离委托人的预定目标。

从各国宪法实践中我们知道，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只是公民权利的代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是明显的委托代理的关系，是公民委托各类政府机构代行管理国家的权力。显然，作为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的国家机构——中央银行也不过是公民权利的代理人。

根据契约理论的观点，公众可以通过设计一定的机制来激励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使得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趋于一致；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提高信息披露程度来加强对代理人的监督。以公众和货币当局的关系为例，这就要求央行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和沟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央行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减少了与委托人（公众）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基础条件上解决了委托代理理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梳理出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这几种理论之间，及其与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关系（见图1）。

图 1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基础关系图

通过对货币透明度实践基础的分析我们发现：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央行是否与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直接关系到央行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信息经济学理论），并直接影响到能否有效引导公众预期（预期理论）。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政府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央行也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因此存在着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可能（公共选择理论）。由于央行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点，信息的交流和披露就有可能出现央行为了最大化目标函数而导致的动态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理论）。同时，在理性经济人、货币政策隐秘、公众与央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还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理论）。

三、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实践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9年正式成立，成立后一度兼有商业银行的职能。1984年，人民银行正式从商业银行体系中分离出来，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5年颁布的《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标志着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逐步法制化和规范化。自中国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体系中独立出来后，就一直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水平，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货币政策透明度提升的速度为基础，可以把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升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

（一）起步期：1978年-2000年

这一阶段，我国的中央银行刚刚建立，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升处于起步期。在这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信息披露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政策目标、经济信息，也包括政策决策和政策操作。

政策目标方面：一是关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1984年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中独立出来，在这个决定中就提出了人民银行的十项职责，对人民银行的政策目标给予了清晰的描述。决定认为我国央行的政策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1985年-1994年，我国央行提出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币值稳定。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确定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币值和物价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二是关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4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这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方法。1996年以后，我国基本上是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经济信息方面：一是失业数据。国家统计局从1978年起开始公布年度失业率数据，但是相较于国际上通用的调查统计失业率指标，我国公布的一般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包括农村失业情况。二是国际收支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于1952年起就开始公布外汇储备资产情况，并于1999年12月起开始公布月度的外汇储备资产情况，但公布的及时性有待提高，例如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基本没有满足下一季度内公布的要求。我国于1982年开始公布年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1998年第1季度开始公布季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三是物价数据。1987年1月份我国开始公布月度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CPI），1995年1月份开始系统地公布月度价格指数数据，一般是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公布。四是货币供应数据。1994年第3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公布季度的货币供应量数据以及信贷规模的月度数据。1996 年开始，中央银行在每个月的中旬公布包括上月M0、M1 和M2 实际增长率，金融机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以及外汇储备情况等金融统计数据。五是经济增长数据。1992年第1季度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季度的GDP数据，但是一直是按照累计核算方式进行的。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建立網站，为公众查询相关经济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政策决策方面：人民银行于1997年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1997年-1998年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的是半年度会议，1999年1月开始召开季度会议。1998年开始人民银行召开与国民经济和商业银行部门的月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就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与各部门进行沟通和交流，并通过新闻发布会和央行负责人讲话传递央行的政策意图。

政策操作方面：正式实现职能分离之初，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是通过《金融时报》和《中国金融》等媒体发布货币政策的相关信息。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披露的渠道出现了一定的变化。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布《中国人民银行文告》，主要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关于金融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报告、制度、文件、通知等，披露货币政策决策及相关内容。人民银行的文告成为一条重要的信息披露渠道。

（二）快速发展期：2001年-2005年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强。200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联合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统计局、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成立了“透明度问题专门小组”，专门研究透明度提升问题。2002年，我国正式加入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 简称GDDS）。伴随着我国加入GDDS，我国经济信息统计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政策透明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加入GDDS为契机，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提升在这一阶段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政策目标方面：2003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对人民银行的职能和其在国民经济调控中的作用进行了界定，并表明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虽然《人民银行法》规定的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但是我国一直没有对物价水平变动提出过具体的量化指标。直到2005年，我国才开始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具体的物价变动目标，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表1给出了我国2005年-2014年的通货膨胀目标情况。表12005年-2014年通货膨胀目标情况

年份物价指数2005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2006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3%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3%以内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2010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左右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3%2012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 数据来源：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2014年）

经济信息方面：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每年定期向社会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年报》，年报涵盖了本年度央行主要工作情况及相关统计数据，对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第2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使用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宏观经济季度模型”对经济形势进行模拟和预测，但央行只给出了模型的主要组成部分，却没有给出模型的具体表达形式。2002年，我国开始公布月度的货币供应量数据。2003年第1季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始公布季度的失业率数据。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披露我国金融系统的运行状况

政策决策方面：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新拟订的货币信贷政策在正式出台前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以使有关政策规定更切合实际。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制度》，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记录委员的各种货币政策意见和建议，并作为附件和备案上报国务院。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一般不对外公布。2005年第1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新闻公告等，向公众披露和解释相关的货币政策。

政策操作方面：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布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不仅包括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产业运行的分析和对前一阶段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总结，还包括对货币信贷概况、金融市场运行与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金融前景以及未来货币政策主要走向的预测；同时报告还会披露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并就货币政策执行误差给出解释。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中国货币政策大事记》，介绍货币政策操作策略和货币政策决定的相关信息。

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信息披露的国际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2002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统计数据诠释英文稿。同年，央行开始按照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的规定，对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制度进行改革。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布《金融统计数据公布时间表》，逐步开始对数据发布的准确日期进行了规定，金融统计和数据披露工作逐步国际化和规范化。

（三）平台期：2006年-2013年

进入2006年后，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提升进入了平台期。这一时期，除了保持原有的信息和数据披露外，中国人民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没有太多的新增内容，披露的方式和手段也没有特别大的创新。主要的透明度提升措施包括：一是2006年开始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来统计失业状况，统计数据只对内披露，没有对外公开；二是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布《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主要介绍我国金融市场整体及各类市场发展情况。

（四）快速提升期：2014年至今

2014年至今，我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提升政策透明度的重要性。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要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决策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第9次峰会上承诺，中国将加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信息披露特殊标准（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s，简称SDDS）。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访美和参加G20峰会时也多次强调要将中国发展政策摊开，增强透明度。同年，中国正式加入SDDS，这标志着我国信息披露工作和政策透明度的巨大提升。围绕着加入SDDS，我国的貨币政策透明度水平自2014年以来快速提升。

自2014年至今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提升，主要表现在经济信息的披露上。如2014年1月起，我国开始公布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数据。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金融统计数据例行新闻发布制度，按季度发布和解读金融统计数据。同年央行开始发布工作论文，对下一年度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预测，虽然预测是以一种官方非正式方式发布的，并且明确表明预测不代表人民银行而仅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但是这也说明了我国经济数据预测工作在逐步开展起来。2015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GDP分季核算数据。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发布官方储备、国际储备与外币流动性数据模板以及外债统计数据。2016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有关就业和失业数据。目前公众可以很方便及时地查询到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数据，如GDP、CPI、失业率、货币供应量、国际收支等。

四、结语

通过上文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实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货币政策透明度提升的理论基础包括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信息不对称、理性经济人是最重要的假设条件，在此基础上，各个理论与货币政策透明度密切相关。理论的不断进步与完善，为政策透明度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而政策透明度的提升，则是各种理论进一步完善的体现。二是我国在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上采取了很多措施，货币政策透明度水平是在逐步提升的。我国信息披露的内容在不断丰富，信息披露的周期在逐步缩短，信息披露的频率在不断提升，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在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媒介和渠道在不断拓宽，披露的手段和方式在不断创新，这都表明了我国透明度建设的重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和数据披露特殊标准（SDDS）是在1998年公布的，我国实际上分别在2002年和2016年才加入这两个标准，不论是相较于其他较早加入的国家，还是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披露特殊标准（SDDS）的要求相比，我们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发展方式都在经历着重大的调整和变革；同样的，作为宏观调控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也应该创新政策工具、转变政策风格，以满足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需要。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为了配合供给侧改革，我国的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而提升政策透明度在引导公众预期、稳定市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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