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如何解决吃饭难

唐元鹏+王戡

1943年3月，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出现学潮，起因十分朴实：食堂的饭太难吃。

当时中大的米饭被称作“八宝饭”——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学生相当不满。关键时刻，兼任校长的蒋介石亲自视察食堂，不顾牙齿被咯掉的危险，与学生谈笑风生，连吃三碗，诸同学面面相觑，一场风波无形化解。

客观来讲，中大的大学生确实娇气了。此时正值抗战关键时刻，物资匮乏，前线国军已经吃“八宝饭”很久了，而共军则连大米都吃不上——他们自嘲为“小米加步枪”。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抗战三方军队的后勤很难及格，国军、共军一直未能建立现代后勤系统，日军的系统很快无法支撑。

这样的军队都怎么填饱肚皮呢？真的都靠抓鸡、小米、八宝饭吗？

日军的“精大米”

日军的后勤体系建立于明治维新时，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洗礼，侵华战争爆发以前，已有相对成熟的，由经理部（后勤部）领导，兵站线组成的体系。

按照日军后勤条例规定，士兵每人每天要吃870克精米，或者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饼干、压缩干粮、精谷物。除主食外，还有熏肉、鸡蛋、盐渍或糠渍酱菜。以华北方面军为例，从1938年2月11日至3月10日，接收了来自日、朝、台湾、东北等地输送的海量物资，以养活12万日军。

此时的日军还完全依赖本土或殖民地送来的物资，对搜集当地食品并不热心。1937年12月，京津地区日军把掳获的中国大米主要用于抚恤、赈济地方百姓。

随着战争不断深入，日军的后勤逐渐难以支撑，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就地取材上。《1941年度兵站运营要纲》中，经理部提出粮秣以当地（占领区）获得为主，即使运输，也在满洲、内地占领区内部调剂，减少日本本土运送。

什么是当地征集？就是传说中的“鬼子”进村。日军下乡扫荡时，最喜欢抓鸡，1941年8月一次扫荡中，日军在北岳区共抓了5万只鸡。一位青岛人回忆：“日本兵爱吃鸡，隔三差五出来四处抓鸡解馋，东西大村的鸡被日本兵抓得精光，在那苦难的抗日八年中，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日军很快建立了比扫荡更省力的制度：上贡。华北平原的日军建立据点后，向当地摊派“田赋”和“警备餐”，田赋每亩每年 4.3元（伪币）；警备餐是大米白面，猪肉牛肉，鸡鸭鱼鹅，蔬菜水果，烟酒茶等。

依靠着上贡、扫荡、运输，日军普遍能吃上精大米。但这也给日军带来了富贵病——脚气。

此脚气并非皮肤病，而是一种因只吃精米导致维生素缺乏的病症。这是日军老传统——甲午战争中，日军有20%的死亡源于脚气病。

1939年8月下旬，华南派遣军就有386个脚气病例，军医部很快下发防治脚气高发的文件。高级军官也曾中招，野战重炮第二旅团团长木谷少将就死于此病。

1944年以后，娇贵的日军也出现了断粮。

1944年末，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日军27师团在湖南遇到了粮食危机，补给送不上来，部分中队只有在农田里觅食，幸好已是秋收，稻米和红薯获取不少。但是，副食品基本没有，特别是缺肉，动物性蛋白质严重缺乏，造成了大面积的战争营养失调症。

“一号作战”的湖南战场，真成了日军的噩梦，营养不良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几乎与战斗伤员达到1比1，截至7月22日，10个师团有8327人战伤，得病的达到7099人。

国军“八宝饭”

国军的供应体系远不如日军发达，饮食标准也偏低。

1935年，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标准：每人每天大米22两或面粉26两（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临时加给烧酒2两或白糖1两。军政部只部分解决运输问题：主食和油、盐依靠兵站采购，副食则靠部队自行购买。

武汉会战后，苏皖浙赣沦陷，物价飞涨，副食很快买不起了，主食的米面接下来也难以供应。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941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将田赋征收由现金改为实物，当年就筹集到粮食2460万石，效果立竿见影。

“田赋征实”以数量衡量一切，粮食质量便急转直下。部队吃的米饭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雅号“八宝饭”产生于此。第54军军长黄维曾因粮食质量太差，愤而将整包大米寄到军政部抗议。

军政部虽然制定了伙食标准，现实中的执行常是炊事班抬出几大桶米饭，士兵蜂拥抢食。老兵对吃饭别有心得，总结为“一碗高、二碗半、三碗鼻子看不见”——第一碗略高过碗边，先给肚子填个底；第二碗只盛一半，倒上热水当粥喝，也有利消化；第三碗要盛到看不见鼻子，再躲到一边慢慢吃。

大部分国军只能勉强吃饱主食，但身为天之骄子的空军得到了特别优待，抗战最困难的时刻，飞行员每餐依然可以吃到肉类、鸡蛋和牛奶，让因物价升腾伙食水平下降的地勤官兵羡慕不已。海军的战舰虽然损失殆尽，待遇仍高陆军一筹，主食同样吃八宝米，副食却能做到“荤素兼有、肉食不断”。

对普通士兵而言，吃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吃肉，但像日本人一样进村抓鸡，很可能被村民告状从而关禁闭甚至枪毙。于是偶尔抓到的狗成为了改善伙食的重要来源，当时任职排长的黄仁宇就担心自己部下吃狗吃出毛病。

共军“小米加步枪”

八路军本身没有现代化的后勤体系，主要是靠各部自行筹措。1938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指示》：一、别指望国民政府，二、给养不足就要靠人民支援，三、加强统一战线，找开明士绅募捐筹款。

这对共产党军队并不是问题——他们有丰富的自给经验。开始时，八路采用苏区方式：“打土豪分田地”，打汉奸没收财产，以及向敌后的国民党政府征集，走到哪吃到哪，就地筹粮、就地吃饭，没钱了就打个白条。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最主要的粮食是小米，重要性堪比货币。晋察冀的政府帐目是以小米或其等同物为单位结算，“小米加步枪”说法不胫而走。

根据地经验丰富了，也搞出了制度创新：屯粮，征收爱国公粮，达到了稳定供应。华北八路军每人每月的伙食标准是40～45斤小米，3两油，1.5～3.5元的菜金。

但这份标准中没有肉食，实际上，相对于国军和日军，共产党军队没法指望上级拨给，只有各显神通。

湖南人赵贵徵在1938年2月参加了八路军进入了抗大学习，他发现陕北人不吃下水，猪牛羊的下水都埋在地里，于是他便联系了当地人做内应，看谁家宰羊，就偷摸把下水起出来，与战友们煮了吃。

1941年后，由于国民政府断了对共军的供给，加诸“五一”大扫荡，中原灾荒等因素，共军伙食标准急剧下降，部分地区以黑豆加野菜为食。

日军也时刻在与八路抢夺着粮食，在1941年后，日军的扫荡多数在春秋两季，春季干扰播种，秋季跟八路抢收。1941年8月的扫荡中，日军在北岳区和平西区被抢走或损坏5799万斤粮食，3万头家畜。

面对如此局面，八路军放下枪，拿起锄头开始了大生产。冀西区在拒马河两岸试种稻子，1943年稻谷取得大丰收，军队吃上了大米饭。赵贵徵组织部下开垦了10几亩地，种下了山药蛋，结果收了三万斤，解决了连队3个月的伙食，当然山药面饼不可能有多么好的口感。

经过一年的大生产，口粮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晋察冀第3军分区2团1943年秋后，每人每天能吃六钱油、七钱盐、二斤菜，每人每月还能吃一斤猪肉。到1944年冬天，这个团的士兵平均体重从94.5斤增加到114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