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建设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走向成功的发展史，其自我纠错能力源自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自我纠错机制。在一段历史时期，思想路线的偏轨和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是中国共产党止错纠错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新形势下必须坚持思想治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加强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建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思想建党；制度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3-0042-08

[收稿日期]2016-07-19

[作者简介]黄怡文（1983-），男，安徽固镇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和历史进程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是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自我纠错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历史虚无主义者揪住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放，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对此，本文试图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

建设进行历史梳理和逻辑分析，这既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有力回击，更是为了有效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走向成功的发展史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走过了90多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过各种生死攸关的艰难险阻，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但是最终都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充分显示了其坚毅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些支撑其强大生命力的诸多要素中，自我纠错能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一）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八七会议”及时纠偏纠错，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但是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失败。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之多，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大革命的失败，既有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斗争理论和经验等因素，也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导致。特别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错误地估计了政治发展形势，在国共合作中全面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一再妥协退让，致使党的方针步骤一错再错。为了及时纠正党在大革命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寻找新的革命路线和政策，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指出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及时力挽狂澜，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1927年至1935年，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错误指导下，党内先后出现几次“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在“左”的军事指导思想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进行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中国共产党再次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早在中央根据地时，党内广大干部、战士对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就产生了怀疑和不满。长征中红军作战的接连失利，使得这种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党的中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及时纠正了 “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的纠错，这次会议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又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點。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加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指导思想上连续出现“左”的偏差，相继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严重错误。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中央政治局，深刻认识到必须割除“四人帮”这个党和国家肌体上的“痈疽”，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革”结束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然而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两个凡是”的提出，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1978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就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以上以历史粗线条，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三次严重失误和三次纠错反正，这些正确与失误、成功与挫折，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艰难探索的真实写照，也是其通过自身纠错反思，不断深化和升华思想认识，建立和修缮制度的重要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自我纠错机制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的分析，往往侧重于论证指导思想上的先进性和彻底性。应当承认，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彻底性，它才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勇于修正自己的理论，才会产生“两个必然”到“两个绝不会”的转变[1]。但是理论上先进不等于实际上先进，理论具有纠错功能也不代表实践上具备这种条件。笔者以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是具体的、历史的，是源于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自我纠错机制，而不是自封的、天赋的和抽象的。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保障作用

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是其制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更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思想前提和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正是在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一些重大时期和关键时刻，才能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总结教训、继往开来。比如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上，过去出现了一系列错误观念和主张：在所有制关系上，把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唯一经济成分；在经济体制上，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发展动力上，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等等，这些错误认识致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经过一系列的反思和总结，邓小平深刻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总结过去的历史，“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2]（P223）。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纠正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全面科学的概括，既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在实践上提供了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锐利武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

（二）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自我纠错机制，为及时纠偏纠错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除了源自于正确的思想路线，还来自于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组织制度；以群众路线为支撑的调查研究制度；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以整党整风为主要形式的阶段性教育机制；以惩治腐败为主要内容的自我纯洁机制；以党外监督为辅助的外部监督制度。比如以群众路线为支撑的调查研究制度，多次为中国共产党纠正错误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党中央主要在大城市中通过发动工人暴动夺取政权，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深入湖南湘潭、衡山、长沙等五地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大量确凿事实，得出了农民问题才是决定中国革命的全局性问题，只有依靠农民、发动农民，才能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这些意见当时并没有被党中央接受和重视，但是却为后来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思想路线的偏移和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期止错纠错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虽然最后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的错误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有的越演越烈，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回到历史当中，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寻求原因。

（一）思想路线的偏移，导致自我纠错方向不明、周期过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轨道，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同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反复证明，什么时候能够首先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地纠正错误。众所周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倡导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時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3] （P278）。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党是否具备纠错能力以及纠错能力的大小。思想路线出现的偏差，给党的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纠错失去方向。思想路线是灵魂。邓小平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3] （P191）例如，虽然毛泽东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带头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因而“左”的错误仍在继续发展。二是纠错周期过长。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思想路线没有得到纠正，致使“左”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化升级。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使“左”的错误得到全面系统的纠正，纠错周期长达21年。

（二）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导致自我纠错动力不足、风险增大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自我纠错机制。从逻辑上讲，拥有了这套较为完善的自我纠错机制，党就应该能够少犯错误。但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一整套自我纠错机制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没有实现其功能的最大化，甚至一度完全失灵，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机制的失灵，同样给党自我纠错造成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动力不足。相对于思想约束来讲，制度约束是一种硬约束。一旦出现失误偏差，纠错的动力就来自于制度的及时启动。制度失效或者空转，就会造成纠错动力的不足。此时人们往往把纠错的希望寄托在领导人身上，希望领导人能够发现错误，带头推动错误改正。但是在党内民主遭到破坏、诉求渠道不畅通，加上领导人主观意志出现偏差的时候，错误就难以得到及时纠正，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发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而不是之前。对此，邓小平感慨地说：“有些问题我也确实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3] （P309）二是风险增大。当制度化的、正式的纠错渠道被长期堵塞之后，纠错的力量只能到制度之外寻求支持，这极容易导致大规模的无序抗争，大大增加了纠错的难度和风险。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

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推进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以及面临的复杂形势与肩负的艰巨任务，要求我们加强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建设，这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建党思路，这既是对党的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在党的建设上的创造性运用。加强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建设，既要坚决反对思想至上论，又要坚决反对制度万能论，必须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辩证统一起来，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加强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建设提供强大思想保障

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鲜明特征。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清醒地知错、坦诚地认错，从根本上纠错。

1.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长达16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其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试错、纠错、防止再错的历史。” [3] （P22）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前行，通往目标的前进道路肯定不会是平坦的，一定会充满各种难以预料到的艰难险阻，一定会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問题和待解决的难题。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在新的实践探索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践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犯大错误，有了错误及时从思想根源上予以纠正。

2.把思想路线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时，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在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依靠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纠正了前进道路上所犯的各种错误。对于这一来之不易的思想路线，要倍加珍惜，贯穿到治国理政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当错误或危机出现时，要实事求是地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承认错误，对错误产生的内外各种因素进行客观分析和总结，作为纠正失误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决策，这样才能赢得自身的发展，赢得群众的信任，赢得世界的尊重。

3.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正确看待党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25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主张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和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正确看待党的历史，分清主流和支流，既要正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更要看到在每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那种敢于直面错误、敢于拨乱反正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以及其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在每个惊心动魄的关键时刻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坚定“三个自信”。

（二）完善和落实内部纠错机制，为加强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建设增添动力

制度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保障工程。制度作为根本规范是刚性的、强制性的，对正确原则的落实有保障作用，对党内一切错误思想、不正之风有约束、纠正作用，尤其在规范权力运行、纠正错误决策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内部机制上理顺了，党才能防错纠错，接受长期执政和社会变革的考验。” [4]

1.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 ”[2] （P330）由此可见，民主集中制与自我纠错能力之间的重要关联性。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提高自我纠错能力的根本制度保障，必须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有机结合起来，完善议事决策规则，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议事、决策、办事，防止和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发扬民主不够等问题，特别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实现民主与集中的动态平衡和有机统一。

2.完善自我纯洁的制度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5]2012年底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力正风反腐，不敢腐的震慑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当前关键是要在不能腐、不想腐上下功夫，建立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快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步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3.落实和完善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党的历史上，既出现过党内政治生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也出现过娱乐化、庸俗化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错误倾向都有深刻教训。当前，要完善党内民主生活会各项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自我纠错的有效武器，营造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氛围，通过民主讨论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三）强化外部纠错机制建设，形成加强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建设的强大合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加强自我纠错能力建设，既要立足于自身制度优势，还需要依靠党外监督机制的完善。

1.加快民主党派监督纠错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民主党派的监督具有自身独特的视角，通过提意见、作批评的方式进行监督，有助于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党在领导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监督的功能和作用并没有发挥最大效用。当前，既要想办法打消民主党派的监督顾虑，又要推进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制度化、科学化，大力拓展监督渠道，推进党内纠错和参政党辅助纠错机制建设的良性互动。

2.推进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监督。我们的党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提高纠错能力，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那一双双“雪亮的眼睛”，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主动为群众监督创设条件、搭建平台，拓展群众监督纠错的渠道，推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监督。要与时俱进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对人民群众日常的批评意见进行数字化分析处理，作为评估决策、改正错误、总结经验的重要依据。

3.建立媒体监督纠错长效机制。要树立“批评监督也是主旋律”的執政理念，以开放包容心态对待各类媒体的批评报道，形成完善的长效沟通机制，自觉接受各类媒体的监督。对合理的、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要及时采纳吸收，及时完善调整政策；对批评不对的，也不要抓辫子、打棍子，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类思维虽然从本能和可能性来讲，具有无限性和至上性。但是由于人类的认识总是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的制约，这又导致人类思维的局限性和非至上性。对个体的人是如此，对由若干人组成的政治集团——政党来讲也是如此。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不会犯错误，中国共产党也概莫能外。但是只要具有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敢于对错误负责，善于通过完善机制不断提高纠错能力，就一定是一个具有超凡适应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政党。正如列宁所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5]（P462）

[HS2]参考文献：

[1][KG3mm]陈国富，余达淮.自我纠错：思维范式的嬗变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从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到“两个绝不会”的自我纠错谈起[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2）.

[2][KG3mm]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KG3mm]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KG3mm]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KG3mm]习近平. 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 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EB/OL].新华网，2015-01-13.

责任编辑朱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