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节粮运动

刘守华

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应突然紧张。据粮食部报告，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里，国家收粮547亿斤，支出587亿斤，出现40亿斤赤字。此外，粮食产区遭遇水灾，预计减产70亿斤。

实行统购统销，粮食供应依旧紧张

1953年，我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阶段。10月1日，国庆典礼后，中央最高领导层在天安门城楼的会议室里商讨国是。陈云做了汇报：改变现行粮食购销办法，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

早在1951年年底，陈云就开始酝酿粮食统购问题。1952年1月，在他主持起草的《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专门提到：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征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

但对此新策，陈云并无十全把握。所以，在10月2日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形容自己如同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搞不到粮食，市场波动;采取征购，农民又有可能反对。不管怎么做，均存在危险。

中央权衡利弊，于1953年10月16日，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规定：“为了保证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的实施，必须由中央实行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指挥与调度。所有方针政策的确定，所有收购量与供应量，收购标准与供应标准，收购价格与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新政策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稳定了粮食市场，保证了城市供应。但仅仅半年，问题又出现了。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市的粮食销售量又出现持续增加。1955年一季度比1954年一季度多销售近1/3。

任其发展，必然会带来新的粮食紧张。按照中央分配给北京市的粮食销售量，原本很宽裕，为什么会一再突破？

市粮食局率先对本局所属单位进行统计，发现1954年霉坏变质的粮食300多万斤;北京酿酒厂一年浪费粮食竟150余万斤。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粮食浪费？市委宣传部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干部和群众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同时，对粮食供应的管理还很松，浪费很大，漏洞很多。

这份报告接着列举了几种现象：

在一些机关、工厂和学校的垃圾堆里、地沟里、厕所里和办公室的抽屉里，不时会发现吃剩扔掉的干馒头、大饼等;有些机关、工厂和学校的食堂里，每顿饭后，都要剩下一些咬了几口的馒头、吃了一半的米饭，或者剩下很多馒头块、碎渣和锅巴;有的人吃馒头要剥皮，吃饺子只吃馅;有些单位不注意粮食的保管，使粮食霉坏、虫蛀或被老鼠吃了，糟蹋了粮食;食品业中有些糕点铺、面食铺等也有随地抛洒粮食的现象;还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和居民户不按实际需要去购买粮食，虚报人数去购、囤积，有的人甚至倒卖。

为此，北京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和粮食局联合，组织了浪费粮食的专项检查，发现有的单位浪费粮食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比如，从一家食堂搜集到的扔掉的零碎窝窝头就有200多斤，全都不能吃了，只能卖给鸭子房;另一家建筑公司在挖渗水沟时，挖出淘米漏掉的大米就有100多斤;著名的公私合营义利食品公司饼干车间，往返压轧面饼时，需要随时撒干面，这些干面飞扬落地，造成极大的浪费。仅5天的统计，平均每天落地的干面就有18斤2两，全年按300个工作日计算，要浪费面粉5400多斤。

浪费粮食的漏洞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危害，有关部门算了一笔账：

全国城市人口约有9000多万人，每人每天如果浪费半个馒头，折合麦子2两，一年就要浪费粮食41亿斤以上，大约等于3600多万亩麦田全部受灾，颗粒无收。反过来说，如果每人每月能节约4两到半斤粮食，全国城市人口每年就能节省2.4亿斤粮食，足够200万到500万灾民吃4个月。

进行节粮宣传，实行节粮目标

虽然当时粮食生产每年都会增加，但终究很难大量增加，更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因此，节粮不仅在当时重要，更具有长远意义。中央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1955年3月，向全国人民发出节约粮食的号召。

在当时的背景下，宣传节约粮食也要适度，既要宣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粮食产量有所增加，是够吃够用的，让百姓放心;又要说明，由于粮食增产还赶不上需要的增加，因此，粮食还不是富裕的，即使在正常的消费情况下，也还要严格地节约粮食。

为了让百姓了解政府号召节约粮食的意义，宣传部门想方设法，煞费苦心。在一份宣传报告中竟如此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地讲道理：

“我们应该知道，一粒粮食，要经过农民终年辛勤的劳动，要经过运输人员冰天雪地、翻山河的运输，要经过保管人员不分昼夜地与自然灾害和鼠雀虫害的斗争，再经过粮食加工工厂职工的劳动，最后才能由炊事人员做成饭、馒头。我们想想，农民艰苦劳动、节衣缩食，踊跃地把余粮卖给国家，难道是为了支援浪费者吗？对于运输人员、加工工人的劳动，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浪费？这种随意糟蹋别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是每个劳动者都要愤慨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浪费粮食的结果，会使国家突破销售计划，向农民多购粮食;而向农民购粮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向农民购的数目过多，留的数目过少，就要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工农联盟，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反而浪费粮食，就是罪过。”

20世纪50年代的渡江牌烟标上的勤俭节约口号

北京市专门制订了节约粮食的目标：力争1955年至1956年，减少粮食销售3亿斤。而实现目标的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反对养闲人、反对奸商、反对浪费粮食”的“三反对措施”。

城市人口扩张，“吃粮的嘴”猛增，是城市粮食紧张的重要因素。当时有大量闲杂人口“浮住”在城市吃闲饭，有不少“干部、职工和资本家”收留了许多吃闲饭的亲戚、朋友和家属，有的一家竟收留了20多人，“其中有不少逃亡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增加了国家的粮食销售量。

对此，国家号召，把现有城市人口中在城市无职业、无事做而家在农村又有土地的，动员他们回乡去，在乡村积极劳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此外，对今后城市人口的发展要加以限制。

当时，粮食向外走漏的现象也很严重。一些奸商破坏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套购、囤积和贩运粮食。卢沟桥一家派出所，在1955年5月25日晚至26日清晨不过半天的时间里，就发现走漏粮食案件56起，运出粮食共计2800多斤。

5月31日，北京市紧急下发关于粮食外运的暂行管理办法，严格禁止向外走漏粮食，规定：本市粮食禁止私自贩运或携带出境，违者一律没收。粮食复制品（糕点、面包、饼干、挂面、大饼、窝头等）也不得私自贩运出境;经营粮食及其复制品的，都应在规定范围内经营，不得有勾结商贩套购或私自外运等不法行为，违者按情节轻重、会同工商行政部门，分别给以没收、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分;凡因特殊需要，确有必要运粮出境的，须经本市粮食部门批准。

为了强调“反对奸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份宣传材料中这样写道：“我们想想看，国家花了很大的运输力量，把粮食从各地运到北京来，而有些破坏社会主义计划供应的分子却像老鼠一样，把粮食倒运出城去，这可恶不可恶？国家分配给哪个地区多少粮食，都是有计划的。把粮食外运出境，就必然破坏国家的供应计划，使得必需的供应得不到确实的保证。同时，奸商和奸贩倒运粮食出境，必然要哄抬粮价，从中渔利，剥削人民，实际上挑拨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因此，对倒卖粮食的奸商奸贩，要坚决地予以打击。过去，有些人把购粮证借给奸商奸贩，实际上是帮助了奸商来破坏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今后，购粮证一律不准外借。”

对于反对浪费粮食问题，另一份报告这样诠释意义：“其实，解放以来，粮食生产一直在增加。但是，粮食生产的增加，总是赶不上国家建设的发展和人口增加的需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使国家已经掌握了粮食的来源，只要分配得好，管理得当，粮食是够吃的。但是，国家如果对粮食销售的数量不做认真的控制和合理的安排，就不能保证供应。如果按照现在这种包括浪费、走漏在内的需要，要求国家继续增加对北京市的粮食供应，使北京市的粮食供应标准高于其他城市，是绝对不合理的。所以，必须加强粮食供应管理，反对浪费粮食。”

制订吃粮计划，开展节粮竞赛

北京市采取的加强粮食管理的首要办法，就是要求每家每户都制订吃粮计划。从1955年5月开始，集体伙食单位开始编制用粮计划，实施粮食预决算制度。从6月中旬以后，全市居民也开始制订家庭用粮计划。

一般居民要本着节约的精神，参照过去半年内自己这户每月平均消费粮食的数量，老老实实，本着够吃和节约的精神，提出自己这户正式户口每月所需粮食的计划。经过街道居民委员会评议后，由街道居民办事处，按户核实供应数量，填入购粮证，然后严格凭证登记购粮。

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也要每月按照实际吃饭的人数，编造需要粮食的计划，由机关首长、厂长、校长和党委书记认真核实申报，并在每月月底进行决算。

在制订吃粮计划时，必须贯彻反对宽打窄用，反对虚报冒领，反对浪费的精神。要精打细算，从节约出发。

当然，政策也强调：“开始施行吃粮计划时，订计划很难做到十分准确。凡是按计划确实不够吃的，可以照实申请，经过批准后增加供应;至于照计划吃不了的，也必须照实申报核减。”

在执行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供应粮食之初，很多人都有担心和抵触情绪，怕不够吃，怕“计划的日子”过不惯。最普遍的是“宽打备用”，比如某家6口人，订了300斤，以后降到151斤也够吃了;也有一些家庭存粮不报，某户为了存粮不被发现，把2袋面藏在被子里。说怪话发牢骚的也不少，有人说：“还说工人当家做主，吃点饭都管着。”“解放后还不如过去，吃粮倒受限制了。”甚至说：“吃饭真麻烦，还不如让原子弹炸死呢！”“苏联帮助中国，就是为向中国要粮食。”

问题和牢骚需要靠时间化解，但节约粮食毕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6月11日，北京市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全市职工开展节约粮食竞赛。希望在全市厂矿企业中树立严格节约粮食的风气，让各种浪费粮食的思想和行为受到群众的监督和舆论的指责。

这份通知非常务实，对可能接触到粮食的各个部门，分别做了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严格规定。

食堂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做饭的计划性，馒头、米饭分量要合适，职工买饭时，要提倡吃多少买多少，以免吃不完剩下。必须加强对炊事人员的教育，改进淘米、煮饭、熬粥、蒸馒头等方法。对食堂存粮应注意保管，倒面时，面袋要翻过来扫净。医院配餐室和护士，应根据病人的需要量配饭，提倡勤问、勤拿、勤添，清除病房中大量剩饭现象。职工家属们，应克服做饭和小孩撒饭、剩饭方面的浪费，不要用粮食养鸡喂猪。

粮食保管部门：应加强粮食保管，减少各种损耗。必须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及时准确地掌握粮情，克服目前部分单位粮食基本情况记载不全，保管员、检温员、卡片员、化验员之间掌握情况不一致的现象。这是预防粮食大批霉坏变质的关键。必须加强清洁卫生，防止虫害，堵塞鼠洞。必须加强对粮食苫盖的检查，雨季即将来临，应严防苫席层数不均和针眼漏雨等现象，确保粮食安全度过雨季。

粮食加工部门：应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提高出粉率。必须开动脑筋，改进设备，改进技术，及时总结和推广各种提高出粉率的先进经验。为了降低粮食损耗，还应注意减少土粮、土面，加强副产品（麸皮、糠壳等）的清理工作，解决洗麦机跑麦、搬运和保管过程中的粮食浪费问题。

粮食供应部门：应加强调拨和销售的计划性，推广“推陈储新”的工作经验，防止粮食因长期积压而霉坏变质。麻袋、面袋应注意抖净、扫净。应注意捕鼠工作，消灭地上撒粉、撒粮的现象。

粮食装卸搬运部门：应爱护粮食，提高工作责任心，做好运粮的工具清洁卫生工作，克服运输途中撒粮的现象，对席、苫、货位低以及车辆上残存的粮食应仔细清扫干净。

以粮食为原料的生产部门：应多想办法节约粮食，采用各种代用品，改变各种不合理的使用粮食的习惯。酱油业应推广酿造酱油不加酱色的习惯，纺织业应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减少浆沙中的用面粉量，酿酒业应以提高出酒率作为节约粮食的主要方向。

在节粮竞赛中，各单位争相开动脑筋，各显其能。

某公司食堂在计划中写道：按月登记实际吃饭人数，逐次购粮，保证不让粮食积压;用面时把面袋子翻过来，扫干净;淘米时不让米粒顺水跑了;剩饭保存好改做馒头、丝糕吃掉;米饭、烙饼渣改作稀粥吃掉;过去盛米饭只有大碗，现增添小碗，供吃饭少的人使用。

前门地区有42户私营加工厂和代销店，原来各厂、店撒漏粮、面及副产品整理不净现象普遍存在。如某店一天只磨面300多斤，但半个月就出了19斤土面;某店1斤豆皮内含有半两豆渣;合成一次从磨道地沟内能清出20多斤玉米渣;在准备出售的320斤下脚粮内，漂出了150多斤能用的粮食。而代销店，地面上遗撒粮面，麻袋倒不干净，更是常事，最多的每条麻袋内带米70多粒，100条麻袋竟然扫出3斤4两面。在保管上也很差，每月最少也要被鼠咬破粮面袋三四条。这些现象造成加工厂出粉率低，代销店损耗率大。

自开展了节约粮食竞赛活动后，各户积极从各方面想方设法堵塞漏洞，改进工具设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出粉率，降低损耗率。

加工组添置了防止飞粉的磨罩及散热通风器，使飞粉和土面大大减少。某店过去每日加工2000斤原粮，出土面2斤多;而现在，磨2万斤原粮，才出土面1斤半。各户还增添了电动大小风车和晃筛等有利于节粮的工具设备，修理了箱柜和地板，打了洋灰地，刷了洋灰墙。

代销组改变了原来码放粮食的方式，垫高枕木，四周不靠墙，开口平摊晾晒，便于通风散热，保证不霉不坏。并且认真执行售粮制度，做到粮食到货后登记挂牌，售粮凭证登记，按用粮计划累计购粮数字，宣传粮食政策，发现超量多购的，动员吃不了就少买。

很多家店铺还发明了节约粮食的小窍门。某店研究在缸里抖落面袋子和面刷子，某店创造了磅斗（能装60斤），减省人力，防止撒粮。某店添置了售粮小簸箩，下面垫上白布，免去粮食掉在地上。

此外，开始实行包装轮流值班检查制度，各加工厂和代销店共交麻袋2320条，抽查了740条，抖出粮食238粒。对捕鼠工作也加大重视力度，在鼠夹子上结上铁丝网，这样，不但能打大老鼠，也能打住小老鼠。

节粮竞赛开展半年后，市总工会进行了总结，罗列了一连串的数字，显示出活动的成果。

用“代食品”解决粮食供应燃眉之急

即便采取了以上一系列措施，粮食问题仍然困扰着政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更是成为头等大事。为了解决“吃”的问题，政府煞费苦心，一度还想出了“代食品”的办法。

其实，在“代食品”之前，“代用品”一词已出现。1955年10月北京市总工会关于节约粮食的情况汇报中提到，工业生产中，凡是以前需要用粮食的地方，鼓励用“代用品”替代。比如国棉一厂、机织印染厂在浆纱时，改用水玻璃，每月就可节约面粉高达3.2万余斤。

进入1960年，粮荒更加严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1960年7月5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持续召开了一个月零6天。在7月26日和28日的两天会议中，粮食问题都被作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专门拿出来进行讨论。

8月10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讲话。谈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要抓好粮食生产，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秋收力争要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之，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11月14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难关。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的五人领导小组，并且设立专门办公室。要求地方各级党委也应当仿照中央的办法，结合具体情况，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低标准、瓜菜代”，这个“代”，就是指代食品，原来主要用于饲养家禽，但在非正常年成里，人也不得不用来充饥。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

通知强调：目前全党全民正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我们除了应当首先增产粮食、增产瓜菜以外，还要千方百计地增产各种代食品。要立即动员广大群众，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这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一项重要的紧急任务。大办代食品，不仅是当时节约度荒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在将来粮食多起来以后，制造营养丰富的代食品，仍然是食品来源和饲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宣传代食品，中共江西省抚州地委代食品生产委员会，专门下发了工作计划，号召在全区范围内，“立即掀起一个大张旗鼓、大造声势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为此，还专门归纳了几条代食品的用途：可以通过加工综合利用，复制成多种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可以调节和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生活丰富多彩;可以用来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增加人民的营养和发热量，使人们以强壮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从事生产、劳动、工作;可以用来供作牲畜的良好饲料。

抚州地区自然环境好，运用天然物资做代食品的种类多，常见且可以即时采用的主要有油菜秆、稻草秆、大小麦秆、各种豆子的豆秆、荞麦秆、橡子、葛根等几种。为了支援受灾严重且人口众多的山东省，抚州地委要求，各地在完成生产自供代食品的同时，还要再生产商品代食品240万斤。各县要将其当成“一次重要的政治经济任务”，完成地委下达的生产指标。收购价格以橡子为例：橡子仁每担8元，带壳橡子每担4.5元。

北京火柴厂1960年出品的“节约用粮”套花中的一枚

时已入冬，开展代食品运动尤其显得紧迫，通知中特别做了强调：“目前秋去冬来，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已经收获完毕，秆、叶即将干枯，树叶已经开始或者即将枯黄下落。各地必须更大规模地动员群众，抓时机，抢时间，迅速地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和野生植物尽可能采集起来，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秆和植物极尽可能地保存起来，不要都烧掉;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成各种代食品。”

代食品运动对当时缓解全国饥荒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此后并未见到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如今，虽然我国已解决温饱问题，但居安思危、积谷防荒，五六十年前应对粮荒的经验教训，尽管只是官方档案中的只鳞半爪，却仍然值得我们反思。（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中国档案》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