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我去意已决
张蕾
B00007758号员工在央视新址一号塔楼7层25号常规编辑工作站的混合制作岛审片子,看到某守门员呆立着的应声入网的进球,兀自大叫:“假球!著名的假球!”
在他这个位置望出去,对面就是直播区,与混合岛之间靠一条红线在地面上隔开。直播区前竖着两面方形易拉宝,写满禁忌。一面上画满红色的系着安全带的小圆圈,圆圈里有站立、跑跳、爬梯的人,或者火柴、油桶、打火机、相机等标示,正中央独独大圈一个“静”字;另一面上写满红黑字,“禁止围观”、“禁止打酱油”、“等人也不行”,左下角配有二维码,扫过去,庄严的黑色页面显示“禁止入内”。
他的手边放着一摞报销单,发票贴得整齐,像军营里叠的被子——边缘对齐,间距相等,发票与刷卡单齐备,表格明细分列。他在每一页属于制片人签字的空格处写上自己的名字:刘建宏。
潮流
不管走到哪里,哪怕是从办公室到走廊的休息椅,刘建宏都会带着他那个很重的背包——“移动办公室”,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以及体育人物新近出版的书籍。
世界杯期间,他一直在思考“移动互联时代的解说”。他不想自说自话,尝试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团队”,为他的解说提供智力支持。腾讯和新浪微博各有一人,每15分钟发3条经过筛选的微博给他,供他在解说评论时引用。在上,主持人足球队群里,大家也很踊跃。鲁健说,雨果的那句话适合送别。刘建宏说,别动,我要拿来用。
哥伦比亚输给巴西队那场,刘建宏评论说:“过去,这个国家受困于贫穷、暴力和毒品,而这支球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形象代言人,鼓舞着这个国家走出贫困,展现出新的面貌。……雨果说过,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为他鼓掌,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同情。一个是宏伟的,一个是崇高的——巴西队赢得了宏伟的胜利,哥伦比亚则是崇高的失败。”
小组赛送别西班牙时,主播王梁说,真应该给他们写首诗。刘建宏回:哪首?群里有人说到叶芝的《当你老了》。这首诗不在刘建宏的知识储备里,他依然求诸社交网络,照着念出:“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这是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团队支持的感觉,主持人、评论员不再是单打独斗,凭一己之力搏击生存。
“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有无数的人在支撑着你,你就会变得活跃很多,我不知道他们(其他评论员)什么状态,……我把我的社交属性在这个解说里边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的新型的解说员,互联网时代的解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解说,也只不过是电视时代最后的绝唱了。”
他甚至设想,互联网时代的解说,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音频轨道,刘建宏的、段暄的;方言的、草根的;主队的、客队的;等等。“咱们去转播一场北京国安对上海申花的联赛,站在中间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以后再看,我给你提供两个解说,你支持国安,你就选A,你支持申花你就选B,OK了。然后骂评论员(的网友的理由)就说,你支持他还不够狠。”不过,他对于移动互联时代解说的尝试,也不完全顺利。中途就有领导出来干预,希望他不要再念微博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4G已经来了,5G也不远了,等网络都铺好了,(互联网)视频就都来了。非常快,你稍微一犹豫,这事就过去了。”他说。
单位
8月2日是一个星期六,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法国主教练阿兰·佩兰上午做客演播室,中午和刘建宏一起在“大裤衩”食堂吃了份儿饭。佩兰的访谈在当天晚上的《足球之夜》节目播出。在审片子时,刘建宏专门请我们的摄影师给他与播有《足球之夜》片头的屏幕合影。
《足球之夜》1996年开播,每周四晚上8点,口号是“球迷每周的节日”。每次节目中,主持人开场会把节目名和口号说一遍。今年2月开始,节目变成不定期播出,播出时间也改到周六晚上。
“领导决定要调整,就调整了。”制片人刘建宏说,“我做了18年《足球之夜》,从开始坚持到最后,你觉得我对这个节目会有什么样的感情?但是你生活在这个体制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他因为这个节目来到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1996年正月十五,在央视老台食堂里一起吃饭筹划这个节目的张斌、韩乔生、黄健翔,都已因为各自的原因离开,有的甚至离开了这个单位。
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副部级事业单位。7758是刘建宏的编号,大概代表他是第7758个办理进台证件的人。在老台的时候,这串数字前面有两个0;现在有4个,他说自己是“完完全全的事业编”,“完全是一个体制内标准的员工”。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1994年启动,风靡全国。加上央视的强势地位,刘建宏在90年代中后期就被全国观众熟知。但他那时还没有正式的身份。周六日来上班,临时工作人员要登记,登记表格会盘问你属于哪个部门、几点来的。有一次在门房碰到鞠萍姐姐,姐姐拉着京剧腔:“哟,建宏!咱还需要这?”
他在进台工作6年多以后才获得那串编号。摆脱“临时工”的契机说起来有点荒诞。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韩国队杀入四强,裁判在韩国队几场比赛中的表现饱受争议。刘建宏在《三味聊斋》节目里说,“这不是亚洲足球的光荣。”对此,韩国使馆提出抗议,台领导要求体育中心严格管束,体育中心领导称:这是一临时工,不好管。由此为契机,才解决“身份”的问题。
一开始在门房填表格的时候,刘建宏也希望被收编,洗刷身份的耻辱感。但2000年之后,他发现这事对他不重要了,“因为我坚信真正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个事业当中的影响力。假如说人们认可你,他一定是认可你这个人,而不是认可你身后的这个体制和这个机构,因为这个机构的人多了去了。”
他拒绝评职称,停在“中级”:“中级职称不影响我做节目,高级职称一定比我做得好吗?不就多拿点钱吗?”“有很多衡量的标准,我唯独不认可的就是(评职称)这个,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官僚体制不负责任的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他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不动脑子,他根本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太荒谬了,我改变不了,但是我拒绝接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