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中淘硬币：“变废为宝”怎成犯罪？

王杨

近日，一则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老汉王维初因为加工翻新了近十吨、表面价值600多万人民币的废旧外币，获刑2年。他并非造假，而是把从洋垃圾中搜集而来的硬币给翻新。这种行为究竟该如何看呢？

“变废为宝”的致富产业链

硬币是哪里来的呢？答案就是洋垃圾。每年，我国都会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固体废物。那些能够做原料，并且有无害化处理的，是好的“洋垃圾”。然而，更多的是被走私进国门的、坏的洋垃圾。这些垃圾一般被层层分包下去，最后主要到了一个个家庭小作坊中进行分拣。在国外，分拣的人工很贵，所以垃圾处理公司往往打包送到发展中国家。洋垃圾中往往存在着很多污染物，甚至还会传播病菌。家庭作坊粗放的分拣方式更是带来重重环保问题，甚至危害到分拣人员自己的身体。本案则是洋垃圾数量极大的一个佐证——光是王维初一人就被查出了近十吨的硬币，这些硬币都是从“洋垃圾”中捡的。可想，洋垃圾的数量有多庞大。

为什么会有洋硬币呢？其实很简单，许多人都会遗忘硬币在汽车、洗衣机等地方。而废旧汽车和洗衣机等零部件被送到中国之后，硬币自然也在其中。通过一般的、物理性的清洗加工就能够把许多硬币都给“变废为宝”了。如果不这么做，硬币多半就是分拣后剩下的废料，要进行无害化熔化处理的要求是很高的，小作坊很难做到。总之比起化学污染，又或者把一些洋垃圾直接包装，淘硬币算是为数不多、比较好的对洋垃圾的利用了，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废旧金属污染问题。

从各个分拣垃圾处大量地收购硬币，经过清洗加工，就有人负责去国外银行兑换新币，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而且很来钱。王维初案同期，浙江还有另一起案子，也是目前同类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靠着卖硬币，六年时间牟利1.3亿元。一篇当地媒体的文章就提到，“这几年，因为竞争，硬币的收购价格一路看涨。每天，李启国（即1.3亿案当事人之一）都需要和竞争对手抢货，要比拼的不仅仅是速度，更是交际能力和‘外交手腕，当然，出价也要比别人有吸引力才行。”可见，不少人把这当作“致富道路”。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

王维初也好，获利1.3亿元的三人团体也好，他们都不是因为“制造假币”这样的原因被查，而是“非法买卖外汇”。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是我国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之后出台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要参照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条款进行定罪处罚。

大量的留言都表示，觉得王维初等人的行为没有危害社会。相反，淘硬币的源头走私洋垃圾所带来的环境灾难却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很容易就拿两者来比较。

严重的走私情形，在刑法中也有相关的罪名，叫作“走私废物罪”。《经济参考报》去年9月份的报道《中国正成为发达国家“垃圾场”》中提到对走私者的处罚上有困难，例如我国对固体废物的法律界定不完善，如次品、等外品、二级品、下角料等边缘产品的标准等没有明确，海关认定存在困难。当然，也有获刑的案例，苏州去年有一个特大洋垃圾走私案，涉及的洋垃圾有2600吨，结果两名案犯分别获刑10年和7年，这也是公开报道中的最高量刑了。今年4月天津判罚的一起走私案中，共走私废渔网、缆绳118.35吨及废塑料膜6吨，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从犯只被处以了5万人民币的罚金。

再来看洋硬币案件。王维初仅仅是负责加工，并不参与销售，获刑两年，同案的销售者则获刑6年。而1.3亿元那起案件中，三人分别被判处9年、8年9个月和7年9个月，并被处以巨额罚金。单单从社会危害性上说，人们的直观感受是，走私洋垃圾远远大于从洋垃圾中淘硬币，这样的判刑尺度很容易让人觉得不太公平。

这是又一起“空姐代购案”式案例，考验法律如何面对新事物

王维初等人的“洋垃圾淘硬币”案件确实是很多人都闻所未闻的，听起来非常新鲜。也让人想到了去年轰动一时的“空姐代购案”，后者暴露出现有法律条款对代购这一新事物尚有大量空白。两者相同的是，法律都显示出相对的滞后性。立法者不可能遇见各种可能的新事物，这就需要法官在刑事法律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指引下，结合经验法则作出选择和裁量。

而王维初到底有没有触犯“非法买卖外汇罪”，关键是看他有没有破坏金融秩序的故意。结合来看，他确实有些冤。2012年出版的《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中，刊登了最高法研究室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对外国残损、变形硬币进行加工修复是否属于“变造货币”问题的研究意见》。该文章答复了下级法院的请求，文中也专门辨析了“非法经营罪”的相关问题。文中提到，对从废旧金属、洋垃圾中分拣的外国残损、变形硬币进行加工修复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因为“行为人首先收购的是进口废旧金属、洋垃圾中分拣出的外国硬币，其次进行的是对外国残损、变形硬币进行加工修复行为，最后进行的是将经过加工修复的硬币运至国外进行兑换。在上述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并未进行非法买卖外汇活动，扰乱的也并非主要是金融市场秩序，故不宜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可见，最高法对于“扰乱金融秩序”的判断也很慎重。王维初案中，王维初主要是负责加工，由本案另一名当事人梁恩梅来进行“销售”，低价处理给买家，再由买家自己带去国外兑换，银行会给兑换多少并无保障。这从形式上套得上“买卖外汇”，不过，若说王维初一方有扰乱金融秩序的主观故意或者放任，又或者造成了多大的社会危害恐怕有些言过其实。

事实上，在沿海很多地方的农村有一大批与洋垃圾打交道的家庭作坊，他们的存在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以往的采访早就揭示出，“这与当地以渔业、小手工业为主，缺乏主要经济支柱，工作岗位不足，以及民众法制观念淡薄等有很大关系。”（《中国2013年查扣5万余吨“洋垃圾” 案值132.2亿元》一文对广东省打私办副主任孟军的采访）而更关键的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洋垃圾”入境漠然视之，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洋垃圾”的倾泻。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所看到的是，王维初们算是“洋垃圾产业”中的一个“进化”和异数。正如《新京报》一篇评论所言，“许多人同情农民王维初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各人换位思考，若是自己有这样的信息和路子，又没有更好的工作去做，完全有可能作出同王维初一样的选择。在人们的观念里，王维初这是单纯在垃圾中谋生活而已，根本想象不到这竟然能同犯罪扯到一起。”所以，法院在判决时更应该考虑“实质违法性”。

从洋垃圾中淘出巨额硬币已经让人大吃一惊，而清洗淘卖者被判刑更是让许多人意外不已。比起走私100多吨洋垃圾的缓刑，王维初的2年刑期确实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摘编自腾讯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