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软件号码标注案件裁判要点探析

张建肖

正确认识和理解安全软件号码

标注的技术性质

互联网安全软件号码标注民事法律问题研讨会研究了两种号码标注类型，即用户自行标注和安全软件标注。这两种标注，在标注主体、信息来源等方面存在差异。

用户自行标注。在用户自行标记的情况下，标注主体是安全软件的用户，信息来源为用户自己接听的电话。易言之，用户通过接听电话，发现该号码为诈騙、中介、骚扰等，进而将该电话标注为“房产中介”“骚扰电话”等号码类型。

安全软件标注。在安全软件标注的情况下，标注主体是安全软件本身，信息来源为网上已经公开的信息。详言之，安全软件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通过大数据对比，对号码的主体进行相应的标注。

用户自行标注类案件的注意义务

与责任承担

注意义务。号码标注的功能是提供可供接听者决策的客观信息，而不应当负有评估来电者行业信誉和评价其道德水准的使命。因此，软件商应当制定成熟机制保护用户，尽到注意义务。例如，“312人标记为诈骗电话”等客观描述的号码标注，应予以准许；若使用“骗子”“庸医”乃至于更主观和违反公序良俗的用语，则值得商榷。

从号码标注的具体规范来讲，标注方不应当出于牟利、报复或其他目的对信息数据进行加工，甚至篡改。标注负面评价信息应当有次数下限，即电话号码被标注一定次数后才会对其他使用相同软件的用户进行显示。此外，如果被标注人的申诉理由成立，应立即删除被标注信息。

责任承担。在用户自行标注的情况下，对安全软件的责任认定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的“避风港规则”。如果被标注人得知恶意标注后通知软件运营方，但运营方未采取必要防止措施，则运营方应就扩大损失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创新是现代社会最大的财富源泉，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加重软件运营方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其是否可以承受。互联网平台回应社会关切的一系列行动都是有成本的，若技术对社会公共利益有利，则应给予相应的宽容和照顾。法官审理此类案件，亦需要秉持宽容照顾的态度，用动态的眼光来洞悉和权衡。

安全软件标注类案件的注意义务

与侵权认定

侵权认定的前提是确立合理的注意义务。之所以赋予接听者信息知情权，是排除无用信息、过滤有害信息的客观需求。据此，如果号码标注中出现主叫人的行业信息或者服务内容，则基本是必要的；如果号码标注中出现主叫人并未公开的敏感信息，则是不必要的，涉嫌侵害来电者的隐私。

安全软件标注是否侵犯隐私利益的认定。主叫人希望自身隐私获得保护，无可厚非，但任何权利只有在正确行使的前提下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该期待不仅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意愿，还需要具体意愿的行为反映。易言之，权利人应该采取积极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利。例如，美国康涅狄格高等法院判决对个体住址的披露并不构成对个人的隐私侵害。同时，该法院进一步判定，如果被影响的个人采取了很大的努力以保护其住址免受公众知晓，那么该住址就已经处于隐私期待之下。因此，权利人要取得对电话号码的隐私就应该采取措施防止被他人知晓。而不是像西城法院案件中的王某，自己将公司名称和号码信息在网上公布，这种行为将导致王某失去这部分的隐私利益。

安全软件号码标注致使潜在客户和

交易机会流失的观点值得商榷

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案的二审判决提到，主叫人法率公司认为号码被标记为骚扰电话，导致手机用户不接听电话致使主叫人失去潜在客户和交易机会，此涉及安全软件的标记行为是否有损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进而损害主叫人法益。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手机号码的使用目的决定了其在通常意义上不同于商业办公电话的、不具有随便拨入的性质。用户主动在手机上安装安全软件号码标注这一行为本身，就反映了用户在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接听陌生电话。因此，基于商业目的拨打接听人手机这一行为，本身就缺乏正当性。而且，在该案中，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拨打行为分布在全天24小时，其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商业拨打的范围，而是一种侵害个体安宁权益的骚扰行为。接听人作为私人空间支配者，当然有权知道介入其私人空间的主叫人的身份。而号码标注无疑有助于实现接听人的自决权、隐私权、知情权。

结语

互联网号码标注问题非常复杂，涉及诸多法益和主体，司法裁判需要特别注意利益衡量。主叫人可以随时发话，而接听人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接话时间和发话对象。因此，在权利平衡过程中，较之主叫人的权利，接听人的自决权、隐私权、知情权应当处于优先保护地位。

当前，安全软件号码标注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涉及到所有电信业务用户的切身利益，同时还关乎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大数据的采集与运用是必然的趋势，需要的是如何规范与平衡，而不是扼杀，既充分保障被标注人的合法权利，又能够发挥安全软件号码标注对互联网空间依法治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