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干部”的标准及其成长规律

薛建中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选好用好党政领导干部，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密切党群关系，推进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实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化、规范化，1995年中央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经过几年运行，2002年对《条例》修改后，作为正式文件颁布。2013年，中央又在总结过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再次对《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2014年1月15日颁布实施。前后几稿《条例》在干部选用标准上，既保持了连续性，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变化之一，就是新修订的《条例》更加重视干部的德，在坚持德才兼备选用原则的同时，明确提出“以德为先”，特别注重选拔“好干部”。

为什么修订后的《条例》特别注重选拔“好干部”？古人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说明治理国家，管理社会，都要靠领导者来完成，领导者的选拔十分重要。有学者认为，领导者的选拔，最重要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政治标准，选拔政治上可靠的人；二是业务标准，选拔业务上聪明的人。两者结合起来，就是选拔政治上可靠的聪明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样的标准，在党的干部政策中，被表述为德才兼备。但是，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另外一种说法，“要敢于起用那些有缺点的能人”，这对于纠正过去那种僵化保守、求全责备的用人观念，营造不拘一格、人才辈出的局面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种提法如果不加分析随意采用，也会造成用人偏差。首先，它没有对缺点准确定性。诚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人都有缺点，但表现在不同人身上的缺点，却有性质的不同，做事马虎是缺点，贪财好色也是缺点，两者有天壤之别。同样是有缺点的能人，用一个马虎人当干部，和用一个贪财好色的人当干部，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其次，它也没有对“能人”科学定性。通常所说的“能人”，是指能力强的人，但能力有许多种，笼统地讲能力，就不知道这种能力是干好事的能力，还是干坏事的能力，特别是将“能力”和“有缺点”放到一起时，就不能不让人担心了。实践证明，近些年来出事的干部，包括胡长清、刘志军、薄熙来等人在内，无一不是“有缺点的能人”。典型如许迈永，有爱金钱、爱房子、爱女人的“缺点”，最终成为钱多、房多、女人多的“许三多”；雷渊利有爱玩儿的“缺点”，最终成为玩钱、玩权、玩女人的“三玩市长”。鉴于近几年一些干部出问题，根子都在“德”上，人们对选拔任用干部要更加重“德”的呼声越来越高，新修订的《条例》，就体现了选用干部对“德”的更加重视，在干部选用原则部分，和2002版《条例》只提德才兼备不同，明确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是对“德才兼备”的否定，而是对一个时期以来“重才轻德”用人导向的拨乱反正。

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科学的衡量标准是德才兼备，并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近几年，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一是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选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讲到如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时，指出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强调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又要看德，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里讲到的干部选用标准，既坚持了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了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的统一，又强调了政治标准的特殊重要性，体现了干部选用重德的鲜明政治导向。二是2013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段讲话，不仅使“好干部”的标准更加明确，而且进一步突出了对干部“德”的要求。“信念坚定”强调干部要有远大理想，核心是树立正确世界观；“为民服务”强调干部要实践党的根本宗旨，核心是树立正确权力观；“勤政务实”强调干部要有好的作风，核心是树立正确事业观；“敢于担当”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正视矛盾，勇于负责，核心是树立正确政绩观；“清正廉洁”强调干部要公道正派，戒贪远腐，核心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价值观，全都是对干部“德”的要求，这些要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干部必须在“政治上靠得住”。三是新修订的《条例》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规定了六项基本条件，绝大部分是关于“德”的要求。综上可以看出，当前衡量一个干部是不是好干部，主要依据政治标准，首先要看政治上是不是“靠得住”。政治上靠不住的，本事再大，也不是好干部。

好干部的成长规律是什么？规律是事物之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与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干部成长也有自己的规律。规律发生作用，是有条件的。在干部成长过程中，起作用的条件有主观因素即干部的综合素质及其事业追求，也有客观因素即干部成长的外部环境，包括干部政策、干部制度、用人导向、社会舆论、评价体系、选拔机制等。一个干部朝哪个方向成长，是主客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地说，影响甚至决定干部成长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第一，好干部是练出来的。没有谁天生就是干部，也没有谁天生就是好干部，好干部的成长，离不开学习和历练。干部成长，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个干部要成为好干部，首先要有当好干部的主观愿望，并有使自己成为好干部的实际行动。一个人只有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坚持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中深化认识，在深入群众、深入实践中增长才干，才能成长为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第二，好干部是选出来的。这里的“选”，包括选举和选拔，本意是“挑选”；“选”的主体，有领导也有群众，最权威的是群众。“选”的过程，是许多符合条件的干部马场赛马、平等竞争的过程，也是组织、领导和群众对干部通过比较鉴别、择优而选的过程。党章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最了解需要什么样的公仆为自己服务，最清楚什么样的骨干能带领大家把事业干好，真正把对干部的选择权交给群众，就一定能够把好干部选出来。新修订的《条例》强调选用干部要坚持党管干部、群众公认和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等项原则，就体现了对干部成长规律的科学遵循。

第三，好干部是管出来的。许多事实证明，好干部不仅靠练、靠选，也要靠管。应当肯定，绝大多数干部最初都有当好干部的愿望，但在成长过程中，有的却走上了邪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干部的管理还不严格科学。因此，要避免干部在成长过程中走偏方向，就需要用科学的规则、制度严格管理。这里“管”的真正含义，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道德假设前提是“性恶论”。众所周知，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都只是一种无法绝对证明的道德假设。“性善论”虽然承认人人都可以成为天使，却始终没能把人人都劝导成天使；“性恶论”假定一些人可以作恶，目的也不是把人教唆成恶人，而是提醒如何避免使掌握公共权力者成为恶人。因此，“性善论”未必善，“性恶论”也未必恶。恩格斯就非常赞成黑格尔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时候，他们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因此，从最坏处着眼，从坏人万一掌权就会作恶的假设出发，去制定法律，完善社会制约机制，编好制度的笼子，使心存恶念者也没有机会作恶，就能最大限度地让干部们成为好干部。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责编/赵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