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的明天在哪里？

任蕙兰

下一步香港应该通过结构性的调整改革，重新塑造自己的功能优势。在国家发展中，它要保持一定领域的竞争性优势或者是引领能力，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新的动能。

2017年5月31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公布了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综合经济表现、政府绩效、企业效能、基础设施指标，香港在63个主要经济体中蝉联第一名。临近香港回归20周年，这份适时发布的报告印证了一点，这些年香港发展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港岛图景

纵观20年来香港走过的道路，并非一切顺遂，很多人会用“不容易”来形容香港今日的经济表现。

香港回归之初就遭遇东亚金融危机，时任总理朱镕基表态：“人民币汇率不变。”这对金融危机下的东亚经济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香港在内地支持下成功地抵御了国际对冲基金的冲击，香港的胜利也为亚洲经济动荡画上了休止符。

2016年6月8日，香港城市风光。香港是全球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之一，是继纽约、伦敦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齐称为“纽伦港”，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

十年后，美国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但在外部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从2008年到2017年，香港攀升为自由市场经济竞争力第一。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故事预言“香港已死。”回归十年之后，《财富》杂志承认当时的判断错了，香港根本不会死。正如美国《时代》杂志所指出的，“现在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活力。”就在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欧盟的年度报告也承认，“一国两制”在香港大致运作良好，司法独立，法治各项自由得到保障和维持。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可以说，东亚的繁荣中国功不可没，香港也功不可没。”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在香港回归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归结。回归20年来，香港本身获得了稳定发展，而香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平稳过渡，继续繁荣。”成为人们公认的香港现实图景写照。

但在总体向好的背景下，香港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疲态。仔细阅读IMB报告会发现，香港的优势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基建和制度方面，在创新方面表现不足，在数码知识技术、未来技术的排名分别只有第六位、第三位。“可以说，我们是吃老本。”香港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承认。

她举了两个例子，从中可以清晰看出香港科技应用方面的落后。一个是支付系统，内地用手机移动支付系统已经非常普遍。有一次她去东莞参观，街上碰到一个卖番薯的老人家，他也用手机收钱，不收现金。“我们要给他人民币，他觉得太麻烦了，说拿手机出来就可以。”

另一个就是打车，内地使用滴滴出行打车很方便，而香港人还是在扬招的士，忍受差劲的香港的士服务。“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滴滴出行？因为我们有既得利益群体，作为议员，的士司机给我们很多选票，我们可以不支持他们吗？特区政府也很怕的士司机闹事，过去几次骚乱都跟的士有关。所以我们推动改革很困难。”叶刘淑仪表示。

香港作为一个机构健全、成熟运行的经济体，容易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群体束缚，在采纳科技、推动创新方面落后于很多内地城市。

内地的双创浪潮中走出了不少财富新贵，与之相反，香港的财富过度集中于传统的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香港的年轻人念完了大学，最稳妥的出路是在高级写字楼谋一份职，为地产集团或金融机构打工，很少人出去创业。“香港创业成本高企，租金昂贵，港岛创业市场又小，除非能够打进内地市场，否则创业的风险很大。”

香港人最津津乐道的年轻一辈创业者，大概要数创立顺丰物流的王卫，但王卫是上海人，7岁移居香港。而王卫的物流事业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源于他能够结合两地的优势，他拥有一个香港人的灵活性，懂得制定专业标准，又比大多数香港人更了解内地市场。

“在经济上，香港是个小地方，我们缺乏市场，所以我们要以整个世界为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产业才可以发展。”叶刘淑仪说。

与大象共舞

回归20年来，香港的经济表现既受国际市场形势影响，更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犹如与大象共舞，休戚与共。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制造业在10年时间里把85%的工厂搬到了珠三角，并扩大了经营规模。这是市场行为，那时没有人预见到这样的变化会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香港回归第二天发生东亚金融危机，很快使香港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局中。痛定思痛，为了稳定香港经济，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主动向中央提出，推动香港和内地深化双边自由贸易。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中央政府根据香港的经济形势，推动了两地经贸关系的深化。2003年6月19日，双方签署了CEPA协议，把香港制造业北迁的市场力量，提升到了政府的制度层面，从此确立了两地经济一体化。

这一协议打破了香港人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认为“一国两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两地不但在政治上区隔，在经济上同样区隔。客观形势推动着香港人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香港作为弹丸之地，在全球化深入的背景下，它的经济必须跟国家的主体经济融合。

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蔡赤萌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与香港功能地位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跟香港经济功能方面的供给能力，构成了两地经济发展互动关系，也促成了内地快速崛起，与香港产业的调整升级。”

改革开放将近40年，国家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向型发展战略，从1978年到1997年，刚好是香港回归的前20年。第二个是开放型发展战略，是香港回归的头十年。第三阶段也就是目前所处的阶段，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阶段。

2008年至今是香港回归的第二个十年，也正是国际金融海啸爆发的十年。2008年以后，香港贸易增加值对GDP的贡献逐步降低。因为全球需求降低，一方面直接影响香港出口，港产品出口减少，另一方面影响对中国内地出口，间接影响香港。在中国出口贸易体系中香港起到转口港功能，中国贸易下降，对香港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

为了应对低迷的外部市场环境，内地在腾笼换鸟，珠三角进行产业升级，产业基地有逐步疏离的趋势，珠三角的厂商把工厂放到成本更低的越南，因此香港传统的贸易功能在逐步弱化。国内的产业转型倒逼香港升级传统功能。

今日香港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经济结构偏虚，制造业在GDP中占比不到2%。“国内在强调脱虚向实，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香港也提出了再工业化，但是再工业化的基础是什么？这一块我觉得是需要转型思考的。”蔡赤萌表示。

在这一发展阶段，香港存在经济增长动力趋弱，产业基础逐渐趋窄，竞争优势相对弱化等问题，解决的出路在“大象”身上。

蔡赤萌说，“下一步香港应该通过结构性的调整改革，重新塑造自己的功能优势。在国家发展中，它要保持一定领域的竞争性优势或者是引领能力，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新的动能。”

那么“大象”在如何起舞？当前阶段，中国从外贸出口带动GDP、引进国际投资的外向型经济战略，逐步走向了全面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到“提高经济开放水平，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性经济体制”。

蔡赤萌表示，目前的对外开放要向更高领域去转变，有三个特点。一是要建立内外联动的运行机制，就是说把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跟对外开放战略结合起来。第二点是要互利共赢的利益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跟国际上主动接轨，建立新的开放合作的经济制度。第三是逐步参与国际经济的治理体系，我们从规则的接受者慢慢地要作为一个规则的制定者或者参与者，共同和周边的国家来建设一个新的、更加合理的经济机制。

“从国家发展新的需求来说，如果要发挥好香港重要功能的话，它就不是简单地充当一个中间人，而要作为经济活动的统筹者、协调者、引发者和策划者，需要进一步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它必须融入全球化，现在中国也在融入全球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球化构成里的重要内容，香港就不可能脱离全球化来考虑自身的生存空间跟发展。它必须要融入到中国推动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分工中，去寻找它自己的空间。”

“一带一路”上的“超级联系人”

在如何“共舞”这一点上，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香港带来的机会，不仅是内地的市场，还有整个世界的市场。

根据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观点，过去的全球一体化是西方带动的，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现在国际社会重心转向亚洲，中国有能力引领推动新一轮全球一体化，700万人口的香港未来能不能乘搭“一带一路”的大船？这是香港面临的机遇和考验。

在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支持香港发挥独特的优势，希望能够提升香港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香港可以成为内地与沿线新兴国家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去年，张德江委员长出席香港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鼓励香港与内地省份“并船出海”，共同开发沿路市场。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优势是在于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市场。美国华盛顿全球基金会从1995年开始，连续23年选择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统计，2016年有8000多家外企落户香港，其中有3800多家是区域总部。香港是海外和内地企业都热衷的投资据点。

香港多年来在东南亚铺设了广泛的商业网络。香港拥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在人脉方面，许多华侨、华商祖籍都是在广东，在粤语文化圈为深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香港有100万福建人，菲律宾的华人有90%是福建人，在新加坡、泰国都有很多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这些海外华侨在香港有很多同乡，因此天然地成为香港机构的客户，香港的金融机构像信和银行、盘谷银行都是在东南亚、东盟国家有庞大的网络。”叶刘淑仪说。

特区政府驻上海经贸办事处主任邓淑德也认为，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中，香港可以成为“超级联系人”。“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作为召集、联系人的角色，我们了解到很多的内地的企业其实希望借助香港在沿路市场推广、打造品牌。内地企业完全可以把香港作为一个试验田，把它们的投资企业搬到香港，以这里作为一个据点，再往海外发展、闯出一片新天地。”

香港另一个优势是服务业专业化。香港具备比较成熟、环环相扣的专业服务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香港作为先进经济体服务业种类多，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仲裁地之一，在会计、法律、咨询、旅游、基建工程与设计等领域，都可以为内地和沿线国家提供服务。

打破边界，扶香港上全球金融中心

从2003年到现在的14年的时间，香港和内地经济的融合遭遇过一些困难。特别是从2011年底和2012年年初以来，两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遇到一些阶段性問题，香港本地居民中产生了一些杂音。尽管如此，两地经济一体化还在继续深入。

中国光大集团（香港）高级研究员周八骏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不断地推进，每次推进的过程当中，都在积累、集聚，加强内在的动力，这是一种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

2014年10月17日，在占中发生的过程中，上海与香港证券交易所开通了沪港通。在2014年12月，香港发生占中两个月后，内地与香港签署协定，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2016年的12月5日，深圳和香港的股票交易所开通了深港通。今年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宣布即将开通两地债券通。两地经济融合的主旋律没有因为杂音而停止。

另一方面，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在促使内地与香港经济一体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建立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但北美、欧洲以及亚洲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也都在积极开办人民币离岸业务，挑战香港的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香港如何巩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进一步拓展主要以内地商品贸易所提供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因此有需要更紧密地跟内地经济融合。”周八骏说。

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篮的成员。在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国家的货币在未达到充分兑换的情况下，已经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国际货币，人民币是个先例。周八骏表示，这足见中国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也意味着在21世纪的前半叶，中国完全有能力为世界提供第三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目前在世界金融格局中，所有的金融中心分两个档次，一种是区域金融中心，第二种是对全球有辐射能力的金融中心，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纽约，一个是伦敦。英国脱欧使伦敦金融中心的前景蒙上了阴影。纽约在北美，伦敦在欧洲。在国际地理和时区的分布上，亚洲区是一个空当。亚洲区有几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新加坡、香港、东京。亚洲需要有一个跟纽约、伦敦能够三足鼎立的，另一个对全球有辐射力的金融中心。目前香港处于领先的位置。”

要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香港的缺陷在两个方面。一是港币虽然是充分可兑换的货币，但港币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而美元、英镑和人民币都是国际货币。另外一个困难是，香港跟内地的经济之间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边界。乐观的是，随着两地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商品、服务、人员的交流日益的频繁，这两重边界对香港和内地之间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障碍也就越来越小。

“如果香港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两重边界的限制，能够妥善地处理港币和人民币的关系，21世纪的香港就会跟着中国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成为又一个能够跟纽约媲美的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周八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