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祖夔与“甲午同庚千龄会”
李名慈
2014年农历又逢甲午之年。提起“甲午”二字，难免会勾起无数中国人那段沉重的历史回忆：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爆发战争，战争最终以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收尾。从此，在中国人心目中，“甲午年”成为中华民族蒙受耻辱、任人宰割的代名词。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笔者不由想起七十年前一段父亲李祖夔与“甲午同庚千龄会”的尘封往事。
忧国忧民 倡议结社
七十年前的1943年农历正月初十，适逢时任上海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首部《辞海》编辑的郑午昌先生五十寿诞。那天，在众多前来祝寿的亲朋挚友中，有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位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另一位是沪上著名画家吴湖帆。谈话间，众人议及抗战已持续了五年多，可日本侵略者仍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掠杀无辜。值此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之际，艺术家们无不义愤填膺，痛斥日寇法西斯罪行。席上，他们或题诗，或作画，纷纷抒发忧国忧民之情。郑午昌提笔作七律一首：“大河东去夕阳西，独立苍茫首自低。湖海放怀犹有酒，江山入梦已无鸡。莺花地老余人骨，鱼米乡空换马蹄。幸蜀恨深南渡恨，三春风雨杜鹃啼。”郑午昌、梅兰芳、吴湖帆三人同属马，均生于1894年（甲午年），联想到眼下中华大地正遭日寇铁蹄蹂躏，三位已“知天命”的艺术家不禁痛心疾首。为纪念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国耻”，激励国人抗战意志，三人决定发起组织一个民间爱国社团。不久，在他们的倡导下，沪上有十七位与他们同龄、矢志抗日的文化艺术界、教育界、工商界的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响应，欣然加入他们的爱国社团。二十位名流是年均为五十岁，他们的年龄加起来正好是一千岁，爱国社团即取名为“甲午同庚千龄会”，又因为生肖都属马，又称“千龄马会”。二十人中，郑午昌最为年长，被公推为“马首”，周信芳生日最晚，自称“马尾”。除郑、梅、吴三位发起人外，其他十七位成员是：周信芳、范烟桥、陈少荪、汪亚尘、李祖夔、席鸣九、蔡声白、秦清曾、张君谋、张旭人、章君畴、汪士沂（汪瓞长）、孙伯绳、陆铭盛、陆兆麟、杨清磬和徐光济。
贤达聚会 榕园合影
据现存资料可知，“千龄马会” 成立后第一次全体聚会是在1943年中秋节，此时距年初倡导发起时已逾半年之多，这是由于当时的形势相当恶劣。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已沦为孤岛，日本侵略者强令取缔一切进步社团，大批爱国人士被逮捕入狱，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具有民族气节的艺术家、工商业者皆不愿与日伪同流合污。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演出，其他诸位不是闭门谢客，就是干脆一走了之，离开上海。待到所有成员聚齐，已是当年的秋天了，于是大家遂约定于9月5日在上海的万寿山酒楼相聚。饭毕二十位贤达一起来到一个名叫“榕园”的花园，就在这里，众人誓志结社，联袂成盟，并合影留念。前几年笔者曾拜读过一篇介绍上海荣君立老人的报道，荣老太太是位百岁老人，她的夫君汪亚尘先生即为“千龄马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她保存了一张当年聚会时留下的合影，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它使我们今天终于能一睹七十年前这些爱国人士的风采。
家父李祖夔生前与汪亚尘原是挚友，又与梅兰芳、周信芳交往甚密，他亦属甲午马年生辰，参加“千龄马会”砥砺心志、毋忘国耻，自是义不容辞之事，遂积极参加。据家中老人回忆，当年首次聚会时，为避人耳目，须寻觅一处僻静地方，后经了解离市区较远的桂林公园附近有一个私人花园，家父知道它乃是沪上名人魏廷荣的私宅，因与魏相熟便亲自登门求助，魏得知事由后慨然允诺。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榕园聚会合影留念”。有幸的是，2006年笔者在一偶然机会中，发现了另一张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
在荣老太太提供的照片中，二十位贤达的站位与坐姿较为随意放松，有的人站立，有的人坐在假山石上，有的席地而坐，神情与姿势各不相同。与之不同的是，在这张照片中，各人的站姿与神情更为正式一些。照片上方还印有一行黑底白字：“甲午同庚千龄会同人摄影癸未中秋日假上海榕园”。因拍摄时众人站成两排，照片制作者特意用正楷字体分两行书写了他们的姓名，以示对应。整幅照片的背景与人物图像十分清晰，实为珍贵难得。
自从“甲午千龄同庚会”成立之后，每逢农历正月，二十位同庚必在万寿山酒楼聚餐相会，聚时每人各携一件礼品互赠。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敌伪时期，他在上海不畏强权，坚持上演京剧《徽钦二帝》、《明末遗恨》，暗喻“亡国之痛”。日伪特务机关向他寄去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周信芳毫不畏惧，准备再演《文天祥》、《史可法》。郑午昌十分敬佩，聚会时特画梅花扇面一幅赠之，喻其铁骨铮铮，一身正气。梅兰芳在上海沦陷时期，蓄须明志，不与日本人合作的节操为世人称颂，郑午昌也亲绘一帧梅花扇面赠梅兰芳，上题诗云：“争羡东风第一枝，曾经冰霜有谁知。功名自古从寒苦，请看此花灿烂时。”汪亚尘素以画金鱼闻名，他常绘制多幅金鱼作品赴会，作为互赠礼品。当时，为“千龄马会”成立还专门制作过一些纪念品，如刻有“千里马”字样的纪念章，一座配红木底座、上面绘有一匹白色骏马的蓝色景泰蓝摆件等。
上海成立“千龄马会”的消息不胫而走，远在重庆的国画大师徐悲鸿闻讯后，特意托人千里迢迢从大后方送来一幅他绘制的马首折扇扇面，上题“马首是瞻”四字，向郑午昌致贺。“千龄马会”的爱国义举，一时吸引了众多属马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纷纷入会，会员一度发展到数百人。
1952年，“马首”郑午昌去世，吴湖帆书挽联一副，题曰：“辰年竟遭厄，马首何是瞻”，表达了诸位同庚挚友的深切怀念。
爱国情怀 令人钦佩
参加“千龄马会”的成员无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事业，还是经营工商金融，均有诸多建树，在当时社会上的知名度很高，他们发起组织“千龄马会”的爱国义举一时传为佳话。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士在抗战时期坚持爱国立场，不畏逼迫，不受利诱，坚守节操，不与日本人合作。他们或作诗卖画，或捐款赈灾，各尽所能支持抗日。据记载，1944年春，梅兰芳与叶恭绰联合举办一场画展，共展出170多件作品，人们争先认购，交口称赞。梅先生将卖画所得大部分款项拿出来，专门救助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京剧老艺人。作家周瘦鹃曾为梅兰芳的《瓶梅图》题咏一诗：“梅君歌舞倾天下，余事丹青亦可人。画得梅花兼画骨，独标劲节傲群伦”以称颂其高风亮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画坛上素有“张荷郑菜”之美誉，指的是张大千擅画荷花，郑午昌擅画白菜。郑午昌先生是浙江嵊县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府学堂，1915年以优等生资格被选送至北京师范大学。1921年后，历任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新华艺专等校国画系教授，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画会。1932年郑午昌在上海开办汉文正楷印书局，他首创的整套汉字正楷活字模版，行销国内外，从而结束了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印刷界的垄断地位，蔡元培先生赞之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抗战时期，郑午昌先生蛰居上海“孤岛”，常借诗画寄托感时忧国的无限深情。1944年郑午昌在上海永安公司举办“郑午昌卖菜画展”，一时轰动上海滩。他在画上作诗云：“一钱买数斤，一斤卖万千。菜价贵如此，相隔才半年。兖兖食肉者，哪知小民艰。”又写道：“青衫在野自萧然，傲骨经霜见精神。”画菜咏诗，体现了画家对生活在敌占区的老百姓生活疾苦之同情和对时局的愤然之情。这次画展展出的一百幅画作一周内即销售一空，郑午昌将所得收入全部捐献给抗日团体和赈灾地区。上海解放后，郑午昌先生热情投身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曾创建“新国画研究会”，与人合作绘制巨幅国画《大西南进军图》、《志愿军雪夜进军图》等新国画，并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积极参与筹建上海中国画院与上海美协的工作，表现了他无限振奋的心情与胸怀。
家父李祖夔祖上系江南望族，生于宁波镇海小港，幼年随父移居上海，十七岁即跟从叔父李征五参加辛亥革命。据宁波市档案馆资料记载，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他奉孙中山之命往来江浙沪皖，炮火连天之中不惧危险，多次为革命军传递文书，在驱逐军阀齐燮元之战中出过大力，深得中山先生嘉许并合影留念，次年2月出任上海县知事兼沪海道尹。北伐后，家父弃政从商，生平最爱古董字画，尤以收藏缂丝、田黄著称。抗战时期日本商人劝他将田黄藏品献媚日方，被其严辞拒绝。1947年家父追随黄炎培先生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民建初期财务处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多次拒友人赴台港之邀劝，留在上海，同年11月不幸在上海康平路寓所遇害身亡。此乃上海解放后第一件抢劫凶杀大案，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下令限期破案，务必严惩凶手。数月后作案者全部落网，凶手伏法，首犯系国民党残余特务。解放后，家母毛文英经姑妈李秋君（原名李祖云，沪上著名女画家、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动员，将父亲李祖夔所收藏之珍贵缂丝悉数捐赠国家，现保存于江苏省博物馆。
“江南才子”范烟桥与“金鱼大王”汪亚尘
在众多“千龄马会”成员之中，家父除了与梅兰芳、周信芳、吴湖帆、郑午昌诸位交情深厚、常来常往外，与范烟桥、汪亚尘二位也颇多交往，这里亦将二人的生平事迹略记如下：
范烟桥，江苏吴江人，出生于同里范氏书香门第，范仲淹之后裔。1911年范烟桥考入吴长元公立中学，同学少年中，才气横溢者不乏其人，如叶圣陶、顾颉刚、吴湖帆、郑逸梅等均出自该学校。辛亥光复后，范烟桥开始步入文坛，主办《同南社社刊》，不久由柳亚子介绍加入南社，发表了不少诗作。1914年后范烟桥在本乡多所学校当教师，并陆陆续续开始发表小说，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多才多艺，于诗、词、小说、电影、弹词、书画、音乐无不精通，有“江南才子”之称。新中国成立，范烟桥曾任苏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苏州市人民代表，他不再撰写通俗小说，转而撰写反映新气象的弹词作品，如《人民英雄郭忠田》等。范烟桥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过民进苏州市委副主委、民进候补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等职，1967年在苏州去世。
汪亚尘，浙江杭州人，1916年东渡日本留学，后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系，回国后被聘为上海美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28年至1931年曾赴欧洲作美术考察，归国后担任新华艺专教务长、新华艺术师范学校校长。当时国人喜欢将徐悲鸿画的马、齐白石画的虾和汪亚尘画的金鱼，并称之为中国国画的“三绝”。汪亚尘人品高尚，德艺双馨，齐白石对其赞佩不已，曾特书一块横匾赠之，其中最后两句“看惯从前朱紫，不知将老丹青。可容风月平分，我欲与君邻近”十分耐人寻味。抗战开始不久，汪亚尘痛恨日寇罪行，拒绝日伪政权请他出面办艺术学校的邀请，誓不与其合作，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1953年，汪亚尘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创办的杭州新华艺专全部校产捐献给了杭州美术学院。汪亚尘晚年寓居美国，1983年于上海逝世。
中日甲午战争虽已过去整整一百二十年，但只要想起那场战争和那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人无不愤懑不已。重睹“甲午同庚千龄会”同人之合影，诸位贤达虽已无一在世，但前辈们的爱国情怀和慨然义举却历历在目。可以告慰先人的是，当今时代，中国人民受人凌辱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中国正在发展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亦指日可待。忆往昔岁月、故人故事，笔者缅怀前辈，特赋诗一首：
忆“千龄马会”有感
榕园留影初聚首， 前人已乘黄鹤去。已知天命志未酬， 神州处处郁葱葱。
吟诗作画非闲情， 任凭东海风浪起。千龄马会一腔仇，劈风斩浪行巨舟。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编审）
特约编辑 柯昌礼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