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利人在盐城第二次反“扫荡”斗争中
周晓寒
周利人，先后就读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在河南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抗战爆发后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民运股长、天长中心县委书记、天长县委书记兼新四军五支队独四团政委、高邮县委书记兼游击纵队政委。为开辟盐城抗日根据地，随刘少奇去盐城，任县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后任盐城县委书记。
建立灰色机构，准备第二次反“扫荡”
1942年夏秋，日寇对盐城地区的伪化受挫，便开始密谋筹划大规模的军事“扫荡”。
敌人先是调集兵力，利用武装汽艇打头阵，到处横冲直撞。伪军则随后强拉民夫到处修建据点和碉堡；盐城县仅三区的碉堡就由四座调整到十座。
与此同时，敌人还设法收买叛徒，打入我军内部，搜集我方军事情报。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周利人则针锋相对，同样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探得敌伪军队的新动向，各种情报让周利人意识到，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已是刻不容缓！
周利人认真吸取了1941年第一次大“扫荡”的教训，对日伪的军事力量和斗争的残酷性做了充分的估计，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悬殊太大，周利人提出要做最坏的准备。县委决定建立灰色党组织，打算在公开组织无法坚持时，便由灰色党组织利用合法形式，做内线，搞情报，继续坚持斗争。当时党的灰色组织是由那些没有完全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同志组成，由县委社会部领导，周利人兼社会部部长。社会部即党的情报机构。
周利人和县委决定，由县委委员刘大谟同志具体负责社会部工作（不再兼三区书记）。刘大谟和一区地方干部杨青母子，组成一个“特殊家庭”，居住在秦南仓附近的屯村孤头舍上，具体负责全县秘密党员的工作。各区乡也相应建立灰色支部联络组织。
为避人耳目，也为了自身与组织的安全，地下党员通常定于夜间碰头开会。平时大家都有一个便于活动的公开身份，譬如钱万新挑起皮匠担走村串巷，陈德馨带着木匠工具四乡揽活，成豫华做货郎，游乡串巷，周旭则以放鸭子做掩护。灰色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稳定群众情绪。
当时，县委内部的反奸细斗争也摆到重要位置。原六区区长王效树在日军“扫荡”中被捕，后被秘密转押到泰州日军宪兵司令部，这年夏天突然回来了，说是乘敌人的疏忽逃出来的。周利人对此十分警惕，他知道日军宪兵队的守卫很严，要想逃出并非他说的那么容易。
于是，周利人一边不露声色地安排他疗伤，一边暗中派社会部人员侦查，发现了诸多疑点。最后通过内线终于查明，王效树在泰州日军宪兵队被关押期间，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叛变投敌。这次是受敌人特务机构派遣，企图潜入县委内部，向敌人提供军事情报。周利人当即派人将叛徒、日军奸细王效树押送到苏北行署，其后被就地正法。
发动群众 改造水网地形
盐城是属于水网地带，东边距离大海70多里，西边就是里下河平原。上千年来，水向东流入海淤积而成海滩沼泽地，在长期向东伸展的过程中，历代筑堤围堰，抵御海潮，或筑堤兴垦，成为农田。盐城县就是由许多个堤（也叫堆）组成的，如冈沟堤、太平堤、千秋堤、护陇堤等。每个堤（或堆）围成一方田地，堤内是水田，堤身较宽较高，堤与堤之间有较大的河道，河道宽20米左右，水深2米至3米。河流通江通海，水路交通十分便利。
当时在水网地区，日军的武装汽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火力强，速度快，在纵横交错的河道能够快速地运兵和奔袭，对我方的威胁很大。日军汽艇有钢板保护，仅用步枪难有作为。击沉一艘汽艇比打掉一辆坦克还要困难。在第一次反“扫荡”斗争中，对此几乎束手无策，节节失利。
经过第一次的反“扫荡”斗争，周利人对盐城独特的地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是要让密布的水网为我所用而不为敌所用。
汽艇强大的作战能力凭借的是河流水道。因此，必须在河流上做文章。最初我方采用的办法是在河中打下许多树桩，阻止汽艇通行。但敌人的汽艇火力强大，用炮轰很容易就把这些树桩打掉了。后来又改用铁丝将那些树桩紧紧地捆在一起，但实战效果也不很理想。日军的武装汽艇还是能够冲破这些障碍。
周利人深入群众，集思广益，动员大家一起想办法，如何才能有效阻止日军汽艇的活动。有的同志提出在主要河道中修筑土坝、阻断河流的办法。在经过县委同志们反复研究后，周利人果断地决定，在敌伪军经常往来的主要河道上打坝设障。县委的几个同志分别负责在几条主要河道中各打一两条坝试验，并及时通报情况，交流经验。
白天周利人同当地乡村干部、民兵队长勘察地形，选定坝址。晚上在武装掩护下，组织农民群众拆毁寺庙，将砖瓦沙石和泥土混合在一起填入河中，一夜之间筑成宽1米、长20米的拦河坝。他估计白天敌人一旦发现必定要来破坏，于是就在附近埋伏了几个小组的武装民兵，每组三人，观察日伪军的动向，打击毁坝的敌人。
果不其然，第二天中午，从盐城、龙冈等据点出动的汽艇，满载着日伪军行驶到坝前，便不能继续前进。鬼子指挥官气得哇啦哇啦地叫喊着，然后就用炮猛轰土坝，接着又让伪军下去挖坝。这时埋伏在周围的游击小组，从不同方向向下艇的伪军射击。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都缩回汽艇上没敢上岸。鬼子一边用炮轰土坝，一边用机枪向岸上扫射。双方打了一阵，鬼子汽艇居然冲过土坝，到前面的据点里去了。鬼子汽艇走后，游击小组来到坝上观察，发现土坝被敌人炸开了一个10米左右的缺口，汽艇就是从这个缺口过去的。于是，后来打的土坝都要加宽到2米左右，并在坝中打入树桩，用铁丝加固，使得鬼子难以破坏。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土坝阻断了水流，直接影响到农田的灌溉和排水。加之那高出水面的土坝目标明显，鬼子汽艇一眼就能看到，能够直接将目标炸毁。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周利人召开干部会，大家献计献策，有的主张在坝的两端各挖一个月牙形的小沟流水，有的主张在坝中砌一个小涵洞让河水通过。还有一个主意引起周利人的特别关注，那就是将明坝改成暗坝，坝顶低于水面二尺左右。周利人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立即组织民众在夜间对土坝进行改造，搞成暗坝。暗坝不改变河水的流动，不至于影响农田的灌溉和排水。最主要的是鬼子的汽艇在河上行驶时，根本看不见前面水下的暗坝，结果一头撞上土坝，搁浅在那里，无法动弹。这就如同给鬼子汽艇使了一个暗绊。所有水下的暗坝均留有记号，只有我们自己的队伍知道它的位置，能够利用它直接越过河流迅速转移。而敌人则不知究竟如何穿越过河。
群众还想出其他有效的办法，比如把大树连树枝一起沉到河里，又从湖荡中捞来许多水草，养殖在树枝杈上。只要鬼子的汽艇开到这里，就会被树枝水草缠住螺旋桨，无法行走。
周利人把这些办法总结起来，及时召开各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把改造地形地貌作为反“扫荡”的一项重要工作布置下去，动员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在主要河道修筑明坝、暗坝，特别是暗坝，设置各种水中障碍物，开展改造战场地形的群众运动。同时调集县、区、乡武装力量掩护民众的打坝活动，抽调没有打坝任务的乡、村武装队伍支援打坝的乡村。
群众发动起来了，除了筑暗坝之外，又创造了诸多“四两拨千斤”的办法。诸如“移桥断路”、“露水桥”、“移动独木桥”等。
1942年的夏秋之交，周利人发动全县人民积极开展改造水网地形的战前准备，在短短
两个月内，主要河道如冈沟河、蟒蛇河、东官河、西官河、兴盐界河，修筑了暗坝、明坝60多道。仅从龙冈到秦南仓这一段河流，区队和基干民兵就筑起了三道暗坝，并留有隐蔽标记，就连附近据点内的敌人也摸不清楚它们的位置。凡是能够移位的桥全都实施移位，能够隐藏的桥也都隐藏起来。此举使得盐城根据地的地形，相对于鬼子伪军而言，瞬间变得处处不通。正是这样一个依靠群众对水网地形的大改造，在粉碎日寇于1943年春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扫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迅速扩充地方武装力量
鬼子要对盐阜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扫荡”的紧急军情，如同雪花般飞来。
1942年11月，华中局召开紧急会议。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的部署。会议决定：一、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二师驻地；二、三师师部准备跳出日军包围圈；三、根据地内反“扫荡”斗争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统一指挥；四、反“扫荡”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张爱萍兼八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局司令、政委，统一指挥八旅和七旅一部以及盐阜地区的所有武装力量。
这个部署表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大部分兵力都要撤离盐阜地区，而留给张爱萍的只有三师的四个主力团。
这个部署一方面反映出军事形势已十分紧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央在华中地区发展战略的变化。1941年，第一次盐阜地区反“扫荡”结束后，刘少奇和陈毅分析了苏北的形势后，就向中央报告：“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已不复可能，因此，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为好。”
中央复电同意了刘少奇和陈毅的意见，指出：“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候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日军气势汹汹地准备对盐阜地区进行的大“扫荡”，促使了这一计划的实施。
为了对付大“扫荡”，各县的地方武装迅速扩充和升级。张爱萍把各县扩充后的县总队改编为盐阜军区番号，周利人领导的盐城县独立团有千余人，编为盐阜军区第八团，周利人仍兼团政委。两个月以后，我方主力部队加上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13个作战团的编制。
1942年12月31日，就在全县准备应对反“扫荡”的关键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周利人怎么也想不通的事情。县独立团副团长李彬山自称接到二旅旅长发来的电报，要他带两个连到仙女庙，配合二旅一同行动。
当时李彬山未经报告就私自从独立团带走两个主力连。周利人知道后觉得事有蹊跷，按理说这么大的行动应该告知他这个团政委的。正在周利人困惑不解的时候，县独立团政治处干事李立达急匆匆地回来了，他向周利人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李彬山带了两个连在元旦时赶到仙女庙，但是没有见到二旅的部队，只见到二旅的两个侦查员。从侦查员那里也未了解到有什么紧急战斗任务。侦查员告诉李彬山，二旅已过长江南下了。
此时李彬山并没有将部队带回，而是随侦查员过江，追赶二旅去了。李立达随队伍到了江边，发觉要过长江，觉得情况不妙，就带着枪跑回来向周利人报告事情的经过。
周利人和县委的同志知道事情的真相后都非常生气。当时盐城县是反“扫荡”的主战场，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县独立团这支武装力量对于县委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日伪大“扫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危急时刻脱离反“扫荡”战场，在周利人看来，那就是胆怯。
李彬山带走两个主力连后，县委直接指挥的部队只剩下两个连，战斗力骤减一半。周利人向三师领导张爱萍紧急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请求支援。张爱萍深知周利人是个铁打的硬汉，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他绝不会退缩。盐城根据地位于敌人“扫荡”的中心区域，将要承受日伪军队最大的压力。能否在这区域站住脚，守住根据地，对于整个反“扫荡”的全局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支援盐城县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张爱萍与洪学智商量后，支援周利人100条枪和100套军装。周利人便亲自带了独立团一个连前往阜宁东沟七旅旅部领取枪支和军服，然后经过建阳返回盐城。途中，周利人在三区仓家桥遇到一股从秦南仓出来“扫荡”的日伪军，双方打了一个遭遇战。敌方有200余人，配有轻重机枪，火力很猛。周利人则命令三个排交替掩护着撤退，同时让通信员通知略沿乡的民兵迅速赶来接应。
略沿乡的民兵接到周利人命令后，在敌人的侧后方打响，敌人一时摸不清虚实，以为中了埋伏，不敢继续追击。周利人带着这个连趁机利用“露水桥”越过略斜河，然后留下一个班在后面掩护，其余的迅速携带枪支和军服，经学富镇向南转移。
待鬼子反应过来后，追到略斜河边，已不见一个人影。河中既无船也无桥，鬼子实在是弄不懂，这支100多人的部队怎么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学富镇的伪军早已被我们争取过来，伪乡长也是我们安排的“两面乡长”。周利人带连队过学富镇时，据点的伪军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周利人他们连夜行军，于第二天清晨安全返回县政府驻地时杨庄。
靠这100条枪和100套军服，用层层升级的办法，周利人迅速地组建起一个有战斗力的连队，使被非战斗削弱的县独立团得到了部分恢复。
最困难的时候来临
1943年2月初，日军集中十七师团、十五师团以及华北方面军第三十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上万余人，加之伪军徐继泰、潘干臣、刘湘图、胡冠军部的八万余人，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对盐城阜宁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主力和华中局领导机关。这一次敌人动用的兵力是第一次大“扫荡”兵力的四倍。
敌人北边的一路从连云港海州地区向灌南、响水方向推进；西边一路向淮阴、涟水方向推进，封锁盐河及运河一线；南边一路则是从东台、如皋向兴化、盐城、宝应一带集结，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东面即为大海。
南边的日伪军队首先“扫荡”了盘踞在盐城县沙沟和楼王西边湖荡区的韩德勤顽部。这支国民党部队约有五个连的武装，自称为“国民党盐城流动县政府”，县长叫祁翌三。
日伪“扫荡”部队之所以首先攻击他们，一是“柿子拣软的捏”，弄个首战告捷，鼓舞士气；二是敲山震虎，观察新四军主力的动向，以便与我主力部队决战。
在击垮国民党祁翌三部队后，三个方向的日伪军队便齐头向盐城、阜宁进行“扫荡”。盐城县成为重中之重，盐城县所有据点的敌人也同时出动，配合日军“扫荡”部队对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
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周利人号召全县各级干部：“要咬紧牙关决不退缩，坚持原地斗争。坚决做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如果斗争需要必须转移的，待敌主力过后，仍需迅速回来。”周利人还要求县独立团和各区武装在敌人来时，领导群众撤离隐蔽，与敌兜圈子；待敌人走后，领导和帮助民众恢复家园。要发动群众积极地给新四军主力部队带路，送情报，支援反“扫荡”战斗。
周利人带领县委机关和警卫连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没有离开盐城县。即便是情况危急，为了避开敌人“梳篦式”的拉网“扫荡”，迫不得已转移到邻近兴化县大邹庄，也是在白天转移过去，到了晚上便借助夜色的掩护回到盐城县。他和县委同志始终与根据地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
在作战策略上，周利人坚决贯彻游击战术，避其锋芒，与敌周旋。日军的“扫荡”开始后，他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将独立团化整为零，各连独立行动，避开强敌，分散隐蔽。同时派出游击小分队引诱敌人至错误的方向，牵着敌人的鼻子来回奔波。游击小分队熟悉地形，机动灵活，随时牵制敌人的大部队；鬼子在后面追着追着，到了河边，道路就没了，就连桥也看不见。正当鬼子望路兴叹、一筹莫展之时，游击小分队却已在河对岸出现，气得鬼子哇哇直叫。的确，正是这些移桥、浮水桥、独木桥和暗坝在第二次反“扫荡”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曾经耀武扬威的鬼子钢板汽艇，这次也相继失去了威力。表面看上去河渠纵横成网，水道四通八达，但是鬼子汽艇一出动跑不了多远，不是被明坝挡住了去路，就是一头撞上暗坝，人仰马翻，动弹不得；再不就是被水草树枝缠住螺旋桨，只能在原地打转。遇到这种机会，游击队就会乘机袭击，打完就跑。即使有些土坝被炸毁，待日军白天走后，晚上区委又动员群众将受损的土坝修复。
当时，鬼子“扫荡”部队所到之处，区武装队就会派出游击小组，尾随其后，专打掉队的、运送粮草的。鉴于鬼子作战十分机械，往往按照指令直奔目标地点，遇有骚扰也不理会。游击小分队便采取这种“狗咬叫花子”的骚扰战术，往往奏效，既可放手一搏，又可见好就收地捡些便宜，狠狠咬他一口，咬得鬼子很是难受。
敌人“扫荡”部队驻下后，周利人就会乘夜色派出一些以班、排为单位的小股部队，在敌人驻地周围扔炸弹，放冷枪，摸哨兵，让他们日夜不得安宁。
四区和三区的区队在大队长彭鹏和周础的带领下，还创造了“木桶船”战法。他们做了一些小木桶让区武装队员背着。在游击战中，每当遇到河流，就把几只小木桶并联在一起，拼成一条船。部队渡过河后，又可拆开，背上行军。“木桶船”吃水浅，遇到暗坝可以从坝顶越过，遇到明坝，拆开也可过去，然后再拼成船，继续前行。在水网地区行动自如，大大增加了作战的机动能力。
在那非常时期，每个乡村日夜都有民兵站岗放哨，巡逻打更，一旦发现敌情就吹响螺号，通知村民及时转移。
周利人曾经回忆说，1943年初鬼子的大“扫荡”来势凶猛，对同一个地区，日寇往往要来回“扫荡”多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给人民群众的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第二次反“扫荡”的战斗中，牺牲了很多好同志。一区的大队长杨斌是黄巷人，只身消灭过许多敌人，他是在一次与鬼子的遭遇战中牺牲的。同是一区的书记黄炜是个作战非常勇敢的同志，尽管在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白天几乎无法行动，但他还是多次冒险跑到周利人那里通报敌情，请求任务。他总是坚决执行周利人交给他的任务，带领区队在盐城至伍佑一线附近多次伏击小股敌军，袭击日军的运输队，破坏道路，割断电线，战果显著。周利人当时所起用的区领导大都是由他推荐的。然而，在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黄炜在撤退时却不幸落水牺牲。
“但是同1941年鬼子大‘扫荡相比”，周利人说，“我们的损失要小很多，初步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到我们手里。敌人想打我们偏偏找不着，而我们想打他们则令其必定跑不掉”！
终于赢得反“扫荡”的胜利
1943年3月初，为了支援盐城县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张爱萍命令马仁辉带新四军一个主力营来盐城，和县委的三个连加上分散在各区的六个连队，一起重新组成盐城独立团。马仁辉任独立团团长，周利人兼团政委，政治部主任是朱曙光。
张爱萍手里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本来就不多，抽出一个主力营来加强地方武装是下了很大决心的，足见盐城县根据地位置的重要和对周利人的信任。马仁辉带一个主力营来后，盐城县独立团的战斗力量大大增强，主力营装备较好，每个连都配有轻重机枪，现在独立团已经具备主动攻击敌人据点的力量了。
在避过敌人的锋芒以后，县独立团和各区中队开始主动攻击敌人。
3月中旬，县独立团在一、二区队和地方民兵配合下，主动袭击伍佑、便仓一线的敌人兵力空虚的据点，摧毁敌人碉堡九座，桥梁五座。击毙日伪军80余名，牵制了“扫荡”之敌。
3月中旬，县独立团四连攻击敌人的据点，打死打伤敌人20余名。
3月下旬，打掉祁家舍敌人据点，全歼守敌20余人，缴获机枪一挺。
4月11日，县独立团一部着便衣，携短枪，深入楼王庄据点，活捉伪军数人。迫使楼王庄伪军撤走。
5月，县独立团四连、五连攻击三区三旺庄、周家敦日伪据点，击毙伪军20人，俘敌50余人。
……
1943年3月至4月中旬，全县地方武装与日伪作战70余次。击毙日军14人，伪军90余人；打伤日军、伪军100余人，俘获15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100余支。敌人被迫收缩兵力，撤掉了一些据点，我敌后根据地得到扩大。
在盐城县的外部，由张爱萍率领的三师四个主力团打得很主动，捷报频传。我军主力部队先是分散游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二次合围，粉碎了敌人与我主力决战的企图。经过一个多月的周旋，敌人的锐气消耗大半。三师开始寻找敌人的相对薄弱之处，频频主动出击。先是在阜宁单家巷阻击日寇，歼灭240余名。
3月25日，三师围攻日军陈集据点，一举全歼日军的80多名守敌，缴获了大量的轻重机枪。随后阜宁的日军出来收尸，隐蔽在树上的张爱萍用望远镜发现鬼子正在组织哀悼仪式，便立马调来迫击炮猛轰。鬼子又留下许多尸体抱头逃窜。
打完阜宁西边的陈集，三师又掉过头来打东沟附近的王家桥。3月31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全歼日军守敌，收复王家桥。邻近的坎沟日军惊慌失措，被迫放弃据点。
最后，三师便集中兵力围歼驻守阜宁的敌人。
直至1943年3月底，鬼子开始全面撤退。我军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大“扫荡”。
周利人没有想到原来准备“咬紧牙关，苦战两年”，现在仅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华中局和军部也没有想到盐阜根据地的军民面对泰山压顶之强敌，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能够主动反攻，歼灭大量敌人，缴获许多武器，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粉碎了日寇对盐阜地区的大“扫荡”。他们对盐阜地区反“扫荡”战争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
此举表明，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盐阜地区只是全国抗战形势变化的一个缩影。
周利人在盐城工作的三年中，先后经历了日寇两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他之所以能够挺过来，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除了坚决抓武装，掌握战斗艺术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度过经济困难靠群众，吃穿用靠群众，部队作战打“据点”靠群众，改造水网地形靠群众，发展武装补充兵员还是靠群众。他说：“那时，如果我们有个人主义、歪风邪气和官僚主义，群众是不容你存在的，是要和你斗争的，你也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就是群众搞不掉你，你也无立足之地，也会被敌人消灭。”（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周利人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