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长征路上的湘籍女红军

晓辰

战争本身并没有性别。从西方的圣女贞德到东方的花木兰，世界上的不少战争，女人总是以各种方式在参与。

当年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四支队伍中，都有女红军的出色表现。其中，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红军却只有30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在那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她们和男性一样经受了战争、饥饿、寒冷，她们还承受了男性所不会面临的例假、生育等特殊考验。

让我们走近4位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湘籍女红军，倾听她们长征途中的动人故事。

长征路上的浪漫爱情

刘英，湖南长沙人。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秘书长。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张闻天结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党委书记，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等职。

张闻天和刘英是在莫斯科劳动大学认识的。当时，张闻天是刘英的教员，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马列理论水平深为刘英敬佩。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了遵义城，刘英在街头游览时遇到张闻天。他盛情邀请刘英到住所交谈。聊着聊着，张闻天忽显拘谨，半晌才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地说：“我们认识很久了，互相都比较了解，有着共同的信念，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

敏感的刘英听出了张闻天的弦外之音。自1929年丈夫牺牲后，她拒绝了不少同志的追求，紧闭情感心扉，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张闻天，她虽敬佩，却从没往恋爱上想。她生硬而直接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张闻天脸红了，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刘英解释说：“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子，对女同志来说，不仅不能工作了，还要带来一场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以至于害了孩子，做母亲的要和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感情上的折磨简直是种酷刑。我下了决心，不到根据地决不结婚。”

张闻天听了刘英的解释，没有吱声，半晌才说：“我尊重你的选择。”

4月，刘英接替邓小平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和张闻天的接触更多了，行军中两人常走在一起。师生之情和部属之谊，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的情感之弦慢慢地弹奏在了一起。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张闻天喜滋滋地对刘英说：“红军有了家了，咱们也该有个家吧”。刘英为张闻天执著的爱所感动，幸福地点点头。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被俘不忘掩护同志的“大姐”

吴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生。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省公检法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省高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吴仲廉担任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时，既做敌工工作，又做群众工作，是四方面军有名的“大姐”之一。

西路军突围时，队伍被打散，吴仲廉从地主碉堡里突围出来，抱着孩子骑在牲口上很不方便，她就忍痛把婴儿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只身逃出。她后来跟随一个干部游击队突围，队伍被打垮，她被马步芳部队俘虏，押送到西宁。在中山医院服劳役，她利用各种机会，秘密传送纸条，告诫被俘的同志，注意不要暴露身份，揭露叛徒，保护革命同志。

在这里，她恰好碰到罗成训。罗成训曾被我军俘虏，当时，吴仲廉等同志曾对他们晓明大义，耐心教育，并为他们开了释放证明书，发了路费和干粮，对此罗成训非常感激。当他在被俘红军中发现吴仲廉后，萌发了报恩之志。经多方奔走，把吴仲廉接到自己家里当佣人，掩护下来，伺机送出青海。吴仲廉通过他，还掩护了张秋琴和陶万荣（后名苏风）。后来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将吴仲廉等同志秘密押送到国民党南京“反省院”。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等同志，通过与国民党交涉，到“反省院”会见了吴仲廉等同志。几天后，张、吴、陶三位女红军被保释，不久她们经过西安到达延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经组织审查，作出了没有失节行为的明确结论。

感动儿子一生的一句话

邱一涵，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等职。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

1934年邱一涵和丈夫袁国平一起参加了长征。上有敌机轰炸，前有狙击，后有追兵；爬雪山，过草地；缺衣没食，饥寒交迫；对一个壮实的男子汉来说，都意味着九死一生，更何况邱一涵这样裹过小脚，右手又负伤致残的弱女子！

邱一涵跟儿子讲述过许多长征的故事，然而很少谈及她自己。有一次，儿子袁振威傻乎乎地问邱一涵：“同学们说爸爸当大官，妈妈长征肯定骑马。是吗？”她淡淡一笑：“爸爸的马上驮的是伤员，我是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后来还有人批评我特殊化呢！”邱一涵去世后，唐亮将军提及此事。

这时，她儿子才知道，那马背上的伤员正是唐亮上将。邱一涵是斯诺《西行谩记》中提到的长征中的30位巾帼英雄之一，每当儿子问到她，邱一涵总是淡淡一笑说：“我是和大家一起走过来的”。这话听起来波澜不惊，却让儿子从小到老思索回味了整整一生。

伟大的红军妈妈

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详。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与共同参加湘南起义的红军营长周子昆结婚。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据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

长征中，有无数伟大的红军妈妈，她们大着肚子爬雪山，过草地，她们在枪林弹雨中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在那个医疗相对落后的年代，女性生产就如同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而对于长征中的女性而言，危险系数更是激增。她们缺乏营养，缺乏休息，生下孩子，就要马上和孩子生离死别，来不及复原，就要踏上征途。

曾玉就是这些伟大的红军妈妈中的一员。今天，虽然已很难找出她更具体事迹的记载，但她的故事，就和那些红军妈妈们的故事一样，感动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