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与路径选择

彭国昌+汪荣有

[摘 要]在城乡对立的根源和发展趋势上，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存在着分歧与一致。通过对城乡从分离到融合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的分析来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曲折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对我国城乡发展选择“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道路，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世界视野；城乡二元；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6-0055-04

[收稿日期]2013-12-10

[作者简介]彭国昌，男，江西星子人，江西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学和城乡关系理论研究；汪荣有，男，江西赣州人，南昌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近代资本主义学者一直关注和探讨城乡发展，倡导用新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结构取代旧的城乡分离社会结构，主张把城市与乡村两者的资源要素统一在城乡综合体中，形成了世界城乡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乡对立进行了批判，他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提出了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进而实现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思想。在世界经济总体趋势融合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的伟大社会实践。为此，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城乡一体化理论，总结中国城乡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社会实践价值。

一、对立与融合：马克思与西方学者的一致与分歧

城乡关系一直以来就是被人们追踪的问题，国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都没有遗忘城市与乡村以及城乡分野。

（一）城乡的对立根源：空想与科学。

在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大批的农民失去土地，从乡村流入城市，成为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民”。同时，城乡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工业革命引起了欧洲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社会被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城市与乡村处于二元对立。“一些人占有的多，另一些人占有的少；一些人甚至占有一切，另一些人则一无所有，一些人富，另一些人穷；这种天堂和地狱往往只相距咫尺，仅有一街之隔或一墙之隔。”[1]（P124-125）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城乡对立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此，历史上一切私有制度都必须抛弃其存在的权利，只有公有制才是唯一合理的制度。他们认为要建构理想的城乡社会，打破二元对立的城乡结构，就必须“推崇理性主义，一切必须置于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通过人民革命来消灭私有制，建立人民政权”[2]（P71）。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视野下，城乡对立是人类发展的丑恶现象，建构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型和社会制度成为他们追求的社会目标，他们都将一个善治与人道、美丽与温馨的城市和美满的生活方式作为理想城市社会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论住宅问题》、《资本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思想的火花。恩格斯在1844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十九世纪初，由于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难以容纳大量的农村迁入人口。正是由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这种日趋增加的矛盾，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更加严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的分工必然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城乡对立的现实根源是社会分工。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3]（P640）也就是说，由于分工的存在，社会的一切资源，例如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等要素，日益地趋向于向城市聚集，造成了农村中大量的资源被城市剥夺，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更加严重。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4]（P68），而且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并且“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5]（P390）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不仅使城市市民的体力发展受到破坏，而且对农村农民的精神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其次，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得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别日益地固化下来，而且使得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差别日益显著。马克思恩格斯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揭示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的，指出：“城乡之间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4]（P104）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是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而且这种分离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将日益严重和尖锐。

（二）城乡融合的路径：革命与改革。

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理论相联系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从城乡分离的根源出发，进而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无情批判。从总体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沿着城乡分离——城乡融合的历史路线提出了自己的城乡一体化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和不平等问题的批判和揭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代替旧社会的是未来新社会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endprint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除城乡分离必须以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为前提。因为“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P647）。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3]（P647-648）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除城乡差别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中强调：“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3]（P313），工业和农业只是生产部门的分工，而不是不同阶级的对立。因此，“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3]（P371）。

同样，19世纪西方学者也关注到资本主义在城乡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倡导一种社会改革思想，即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

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德华针对19世纪英国大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方法，逐步消灭土地私有制，实现土地社区所有制，消灭大城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他提到：“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8]（P9）他倡导一种社会改革思想，把城市与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并作为一个整体运行。

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推崇亨利·赖特的主张，即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认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而应该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以现有城市为主体（但要大大地分散），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的发展引向许多平衡的社区里，这不仅可以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也可能使区域整体发展，还可能使全部居民避免特大城市的困扰，同时，在任一地方都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

在亚洲国家，针对日本城乡差异和工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在农业和工业合作分工的基础之上构建城乡融合的社会系统。他认为，城市和乡村从总体上看，是处于一个完整的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当中，必须对其中的资源进行最优的配置，进而实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和谐发展，为人民创造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的社会。这对于国土资源相对缺乏、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日本显然是十分适合的。

西方学者从改善社会结构和克服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端的角度探讨了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问题，并没有提出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这种改革的思想注定具有空想性。而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提出对私有制进行革命，科学地分析了城乡对立的根源，并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可行的革命之路。在当前，吸收和借鉴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学者关于城市化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对加快我国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从对立到融合：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历史嬗变

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体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的更替，推动社会文明形态依次演进，即从分离与对立到统筹与融合。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演变相一致的。在封建社会，依靠广大乡村，城市的发展曾经达到罕见的辉煌，但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城乡关系，始终是以城乡分离形式存在的。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城乡问题的尖锐程度更加显现出来，城乡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积累和制度强化的产物。毛泽东在研究了旧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后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9]广大农村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帝国主义与买办资本主义占据着城市，控制着“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10]（P335-336）。近代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是由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造成的。帝国主义的枪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更为重要的是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中国成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消费地。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城市由于其资源或者地理位置等极为优越，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但是这种繁华景象在中国是极少数的，它与中国大多数农村的贫困状态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平衡特征是当时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前提和基础。

新中国诞生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改变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不平衡状态，但是，为了加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我国不得不长期实行以牺牲农业的利益来换取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的战略。从1958年起，国家一方面通过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另一方面，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如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由国家规定分配的统购统销制度等来强化进而固化已经存在的城乡分离状态，使得城乡之间的关系泾渭分明，并进而使得农业、农村、农民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牺牲品，明显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二）改革开放中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以放宽农业政策和实行农村改革的中国社会又一次的变革之路。家庭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改变了过去的由国家统购统销一切的状态，城市和乡村可以自主地对一些要素进行交流，城乡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出现了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城乡联系日益密切。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消除，“三农”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城市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发展陷入无法维持和振兴的困境，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发展。endprint

（三）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题。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一般的趋向，但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应该反过来对农村的发展予以支持，换言之，就是工业应该反哺农业，实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在总体上达到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阶段，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国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的实际，着重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3年又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布局和新目标。

在这样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其最突出也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目前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广大农村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牺牲之后，所迎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且它为我国目前提出的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城乡关系在经历了多年的曲折发展之后，已经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三、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乡一体化

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提出了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其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存在的城市和乡村分离的状况。党的十七大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规划了“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蓝图。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农互惠，加快改变城乡二元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发展方向：从统筹城乡到城乡一体化。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到2020年基本建立起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的目标任务。党的十八大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积极稳妥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应该成为全党工作的重心。具体来说，在发展目标上，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实施路径上，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在发展重点上，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在体制创新上，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

无论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提出，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城乡一体化的实践，都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解决城乡问题的自觉实践和国家战略，是在新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进程，不仅是在实施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伟大实践，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也坚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面临新的发展中的胆识和执政能力的巨大提升。

（二）科学发展：当代中国新型城乡关系建设的必由之路。

城乡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它始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思想。十六大以来，中央把城乡统筹发展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其目的是为了改变目前存在的城乡关系的不协调状况，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时期城乡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并对如何具体地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同时再次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是实现农村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和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居住方式必然发生变化，这有利于实现城市和乡村各要素之间的互相融合，逐步达到城市和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因此，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城乡对立问题上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质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因此，从总体上按照中央关于在新的时期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谋划和布局，尽快地从体制上对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进程进行完善，真正地形成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从而真正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就要以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为抓手，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是与时俱进地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对于中国在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解决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政策选择：城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第一，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一是以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为指导，使城市和乡村在一个体制内进行规划，不能分而治之；二是加大各级财政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以致完全消失；三是改革束缚人身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进而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各要素可以互相融合，促进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一是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的发展布局，不盲目一味地发展大中城市，适当发展小城镇；二是对于能使城市和乡村联结起来的工业予以政策上的扶持，以加快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速度；三是既要鼓励农民在城镇落户，又要鼓励农民返乡创业，使得农民的就业空间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四是落实以工促农、以城促乡的政策，提高中心城镇的人口、资源以及各种要素的积聚。

第三，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一是从财政上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使农村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以利于城市和乡村工业之间的互动、融合；二是鼓励并扶持农民成立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改变目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三是努力提高农民素质，使其适应工业化进程发展的需要，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社会的需要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四是对目前存在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行完善，积极稳妥地探索一种更能保护农民利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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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刘绛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