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辞职与跳槽的官员们

赖浩然

近年来，公务员辞职、跳槽成为新闻热点，许多年轻的公务员对微薄的收入和渺茫的晋升感到失望，纷纷辞职。其实，古代也有官员对从政叫苦不迭，甚至要死要活，多次哭喊着要申请辞职。

嵇康：九点理由

魏晋时代的嵇康虽然站在官场之外，但他看到了其中的苦和累，主动与官场绝缘。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嵇康列举了自己不适宜做官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所谓“七不堪”是指不堪早起，不堪被人跟踪，不堪端坐公堂，不堪文牍，不堪吊丧，不堪交接俗人，不堪琐务，大抵是说自己受不了衙门的规矩和各种人情往来。

所谓的“二不可”则涉及精神层面，一是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思想为世教所不容；二是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个性不适合当官。

虽然绝大多数人不像嵇康那样坦白，但官场对人精神的压抑是有点让人受不了。

张彖：不屈从权势

在古代，官场有其运作逻辑和一整套或明或暗的规则，它们和官员入仕前的思想观念不尽相同。比如，官场高度的科层结构决定每个职位的主次尊卑，一个官员的地位取决于他的官位级别，而非其德才。下级只能在上级跟前，忍气吞声，低眉顺眼，小心翼翼地过着压抑的生活。这让那些初入官场的进士们有些接受不了。

唐朝张彖，是陕州人，在文学上很有名气，志气高大，从未拜见过权门豪贵。有人劝他去参拜杨国忠，以求得荣华富贵，张彖说道：“你们这些人都认为杨国忠很有势力，倚靠他就像靠着一座大山，其实是一座冰山。有一天太阳出来，这座山将耽误了你们。”后来，果然应验了他的话。当时人都赞美张彖有远见。

几年之后，张彖及第，官授华阴县尉。但当时的县令和太守都非良善之人，经常会做不法之事。虽然张彖勤于政事，但每次荐举提升时，县令和太守都压制他。张彖说道：“大丈夫本有凌云直上的雄心大志，而总被拘泥在低下之位，就好像站在一间矮小的屋子里，让人不能抬起头！”

于是，张彖辞官而去，隐居嵩山。

袁宏道：“牛马不如”

年轻时，袁宏道满腔热情地追求进步，一门心思要踏入官场。他自称“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后来在万历二十年中了进士，三年以后出任江南富庶之地吴县县令，相当于现在苏州市的一把手，可算是得偿所愿了。但是官位一到手，袁宏道很快就后悔了，向朋友抱怨做此官十分痛苦。

原来，官场应酬烦人。由于吴县（苏州）比较富裕，过客如蚊虫，而且长官强势如阎王，这些人都来苏州打秋风、吃拿卡要。来了都是客，不敢得罪，否则就不要在官场混了，他们就会给你制造麻烦和痛苦，下绊子，设陷阱。袁宏道要花金钱、时间、精力陪他们，迎来送往，在客人前装出一副妓女般的笑脸，在长官前装出一副奴才相，说一些言不由衷，漫无边际的客套话。

其次，工作量大。案牍劳形和琐碎钱粮，最让他头疼。明清官场盛行文牍主义，公文运转，用文件来落实文件，用通知来落实通知，用训示来落实训示，袁宏道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从事文山会海。袁宏道还要负责从老百姓那里征收钱粮赋税，然后上交。他往往需要声嘶力竭地如媒婆般，和“老百姓”讲道理、说政策，还要恩威并施，少不了威胁恐吓等等。袁宏道初入官场，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没料到每天就是“鞭挞黎庶”、欺负老百姓。

再次，清规戒律多如牛毛。官场险恶，有许多蜘蛛网一样的明规则、潜规则和条条框框，一旦触犯，后果严重。许多官员，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便会被鞭笞、捶打，甚至扫地出门，砸掉饭碗，毁掉前途。官员们经常被上级或者政敌穿小鞋、打屁股（笞杖），理由包括超编制用吏，执行公务延误，值班迟到或者早退，没有及时赴任，越级办事或不请示办事等等，甚至上司觉得你的建议、公函或者言行有“违制”就可以打你屁股。

日子稍长，袁宏道感觉做官太苦了，他一连写了7道辞职报告递上去，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家去了。

解官后的袁宏道做了“驴友”和自由撰稿人，游览江南名胜，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后返回故乡，隐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

李廷机：123次上疏辞官

李廷机，明代中期大臣。

李廷机人品好，官风清廉。他在南京任职期间，严厉打击各种乱收费现象，同时鼓励经商，把这里的经济搞得红红火火。负责浙江会试期间，他严肃考风，坚决杜绝考场作弊，为国家选举了一批高素质人才。调入中央主管礼部时，他还想尽办法为部员搞福利，把部门每年省下的经费拿出来给下属买房，通过高福利养廉。最难得的是，他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善人，只要碰见乞讨人员就发钱。结果被惯坏的乞丐们每天都在他的门口蹲点，一见他出门就成群结队地上去伸手要钱。此外，他对京城的基础建设也特别上心，考场旧了拨款，公署破了拨款，就连庙破了他也拨款。

他的清正廉洁感动了万历皇帝（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他被提拔，进入内阁供职。

但是，李廷机入阁后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弹劾的困境中。因为他是沈一贯的门生，大臣们便把他与申时行、沈一贯等人相联系，并多次攻击他。为了达到赶走他的目的，几十位官僚成天写奏折、泼污水，围攻李廷机。李廷机挨了几个月骂，身心饱受摧残、煎熬，递上辞呈辞官。他估计交个三五份才能批下来，所以为了早点办完手续，他要让皇帝看到自己辞职的决心。为此，他把房子捐给穷人，让全家老小卷铺盖先回福建，自己则一个人跑到庙里凑合住了下来。

5份辞呈交上去了，万历没反应。李廷机毫不气馁，又写了5份，万历依然没反应。李廷机继续写，写50份，就不信万历不给批。就这样，李廷机在破庙里住了整整5年，写了123封辞呈，其结果是皇帝的批条没得到，反倒得到一個“庙祝阁老”的绰号。

万历四十年九月，李廷机的退休申请仍未得到批准。无奈的李廷机，只好在皇宫的台阶前向皇帝告辞，竟自出京都待命。明朝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员年老的便可辞官，年轻的遇到点事情也可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而请求辞官的人，皇帝获准的极少。李廷机123次上疏辞官皆未获准，所以竟自离去。

李廷机出京都以后，辅臣叶向高对神宗说，李廷机已经动身出行，不能够再挽留。于是明神宗给李廷机加官太子太保，并赐给路费银两，派人护送回乡。四年后，李廷机在家中去世。

钱振伦：工资低去教书

浙江湖州人钱振伦于1850年辞职回乡教书，直至1879年在扬州去世。

皓首穷经几十年，好不容易谋了个“中央政府部门厅局级”公务员的金饭碗，为何辞职去当老师呢？

由于京官清苦，年俸和恩俸加起来不过120两银子，另外还有9000斤禄米，这就是六品（副厅级）京官的年收入，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3万元。

京官们拖家带口，甚至雇佣家仆，既要保障全家吃穿住行医，又有官场应酬和人情往来，显然清朝京官们的生活很窘迫。

钱振伦后主持的扬州安定、梅花书院，光绪年间山长的收入高达700两（约21万元）。论收入和掌握的实权，比起同时有各种灰色收入的地方各级官僚而言，不算高，但与年收入才6万多的穷京官相比，已经在经济上打了翻身仗。

总之，古代官员虽然看似生活稳定、收益丰厚，但是需要他们拿身体、精力、人格尊严甚至是生命去交换，许多在清水衙门任职的京官，一方面是工资微薄，另一方面是应酬繁琐、工作劳累、约束太多，升迁的希望几乎为零，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这就导致许多人辞官不做。

（责编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