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一个纪录片导演在现实中的退与进

吴琦

“41J，”清晨6点半，在第一架从北京飞往武汉的飞机上，范立欣下意识地用英语念出了自己的座位号码。早班飞机人少，不吵，有人从包里拿出书——《小企业管理案例》、易中天版中华史中的某一卷，认真看了几眼，然后丢在旁边的空座上，呼呼大睡过去。大家都等着补觉。只有他还戴着墨镜，镜腿是金色的。

昨天是他执导的电影《我就是我》公映的第一天。在他眼里，这是一部纪录片，记录湖南卫视2013年的“快乐男声”以及选秀节目10年来的幕后故事，但别人说，这是粉丝电影。因为“快男”两个字，很多人看都不看，就在网站上给出差评，让这部电影的评分只及他的成名作《归途列车》的一半。后者讲的是中国春运，全球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

几小时前，他发来许多影评和首日战绩，排片率3.97%，票房150万人民币。遥遥领先的是《京城81号》、《老男孩》、《小时代3》和《后会无期》。

“我是不是老了很多？”这个一直被戏称为最帅纪录片导演的人今年37岁，两年前我曾采访过他。在这个遭遇挫折的早晨，除了一些疲态，他依然保持着风度，像手中银色的RIMOWA登机箱，严丝合缝，表皮坚硬。他一路低头刷着，看各个群里的朋友为他打抱不平，笑他们比自己还紧张。只在上飞机前、下电梯时，丢下一句，“我们成了炮灰，操。”

去武汉，原计划是坐高铁，因为临时增加一场观影，换成飞机。不论哪一种交通工具，他这次的返乡之旅都和《归途列车》中的景象有天壤之别。两亿多农民回家过年，绝大多数不会在网上订票，他们提前排队，每天去等，抢尽量便宜的硬座、站票。拍摄时正好赶上2008年冰灾，60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他的采访对象一家三口被困了三天三夜。一个小伙子钱包被偷了，独自站在箱子上，冲着广场上浮萍一样往前流动的人群大喊：喂，谁偷了我的钱包？我一年挣的钱、身份证、火车票全在里边，我怎么回家？警察，有没有警察？“一开始觉得别人可怜，”范立欣说，到了深夜，铁门一开，人涌过来，自己差点被踩死。

这部纪录片在国际上拿了四十多个奖，某种程度上，也像一次选秀，让他“一夜成名”。

飞机上只有一个时刻让我想起《归途列车》。在落地滑行之后，机舱里的分贝骤然提高，像一个小型炸弹爆炸，手机的铃声和乘务员广播混在一起，嗡嗡作响，人们从座位上弹起来，打开行李架，把包背好，箱子拉在手上，本来就逼仄的通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在空中好不容易消停一会儿的焦虑，立刻被唤醒。

江城

盛夏的武汉不比北京更热。从机场出来，坐上汽车，赶到餐厅，晚上就在附近的影院看片。各路空调制造的冷风，接力似的，把这座出了名的火炉降服了。

“房子都建到这儿了？”开出机场不久，范立欣说。尽管常常为了公事回来，他对家乡的变化全然不觉。车子通过二桥，越过长江，自西北向东南斜穿整个城市。他偶尔看一眼窗外，配一句画外音，“武汉又无一例外地变成一个和中国任何城市一样的地方。”其余时间， 他的目光继续守着手机，我总觉得他是在期待从机器那头传来一点好消息。

长江上的这几座桥，几乎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刻度。一桥是建国的产物，1950年代由苏联人援建，二桥建成于改革开放的1990年代初，二七长江大桥在2008年动工——北京奥运会、金融危机都发生在这一年，范立欣的镜头记录下一大批纺织工厂的倒闭，《归途列车》 赶上了这个时间节点。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远景的规划，我在想，要把一个事情做到世界顶尖的水平。”他也把人生想象成一条相似的向上的曲线。这种自信来自他从小生病，父母对他的宠爱和纵容甚于哥哥，任由他去看电影，而他“凭一点小聪明”，学习成绩过得去。话说到这儿，司机突然急刹车，红灯亮起。

1998年，他进入武汉电视台工作不久，看到一本中国纪录片年度会议的会议纪要，被老前辈们的发言吸引，兴奋地读到次日凌晨。“我就说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了，这个事太牛逼了。”接下来，学摄影，学剪辑，先做到武汉最好，然后是中国顶尖，步步为营。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这叫“有计划的自我积累”——“机会来的时候，我就能够抓得住。”

2003年，武汉台派9个人去央视实习两天。第二天午后，大家吃过饭，坐在办公室里，准备下午回家，日子过得悠闲。此时央视正忙着报道神五上天。一个人跑来问，你们这儿有没有摄影师？其他人没吱声，范立欣举手了。拍了十几分钟，剪出两分钟的画面，别人立刻给了他留下来工作的机会。“我是不顾一切的，我总觉得前面的东西更好玩。我当时就答应了。”

此刻，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转盘，一片热闹的商业区。范立欣介绍，这里是光谷，硅谷的“谷”，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和研发基地，附近有很多大学，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里面的小街分别被命名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风情街。我们吃饭的餐厅墙刷得纯白，弧形的线条把就餐区分割成高低起伏的洞穴和圆环，充满未来感。大门口竖着禁止停车的牌子，司机径直停下，大手一挥，“哎，没事。”这里毕竟是中国。

隔壁的星巴克，在英文招牌的上方，用秀气的宋体写着两个汉字——“江城”。这是武汉的别称。范立欣立刻想到那位多次写作当代中国的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他的《江城》写的是重庆涪陵。这本书曾经启发过加拿大华裔导演张侨勇拍摄的纪录片《沿江而上》，而何伟的夫人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被范立欣在剪辑《归途列车》时随身带着。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目光是相似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