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路”副市长没读懂的潜规则

黄姜片　小满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他有权力时，在地方上可以扮演一个土皇帝的角色，但是一旦坠落，就会应了那句话：落地凤凰不如鸡。

“住在每月800元的出租房，平时很少出门，自己做饭，早晚看些新闻，在巷子里被大妈呵斥甚至不敢吭声”——这是媒体对洛阳副市长郭宜品藏匿长沙近两月生活轨迹的描述。

7月底，在向市长请假“想带长期有病的母亲赴京看病”获批后，郭宜品关闭了手机，一去杳无音信。实际上，郭宜品并没有带母亲去北京，而是和地房产商俞国强驾车离开了河南。

一个多月后，洛阳采取了大规模行动排查三人：郭宜品、俞国强和张振强。其中，张振强是俞国强公司的司机。洛阳警方还悬赏500元上网通缉郭宜品。当网友戏谑着“悬赏500元不如找狗”时，他们大概没有想到，郭宜品的跑路境遇已经落魄至此。

据报道，8月中旬，郭宜品以孩子在附近上学的名义，以800元一月租下马王堆陶瓷城新合区的一间民宅。出租屋内，是央求房东提供的旧枕头、床单和被子，屋外则是锈迹斑驳的门锁和牛皮癣小广告。 其实郭宜品出逃目的地并不是长沙，而是想一路南下直至逃出国门。

10月6日下午，身穿睡衣、头发凌乱的郭宜品在出租房内被警方控制。其失踪的直接原因，据某刊此前报道，既非网传的“二奶举报”，亦非贪污受贿事发，而是因为一桩陈年往事——在2010年伊川县一起特重大矿难后，他为保县委书记官位，涉嫌向某高官之子输送千万元，未料近期事露。

此事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官员郭宜品和商人俞国强的关系。郭宜品能够大额贪腐，和俞国强“足够配合”有很大关系；而外逃失败，和俞国强“不够配合”亦有很大关系，内中映照出的是中国官商联盟的不同层级的关系。

第一层级的规则是，官商建立联盟之后，当官员权力处于上升曲线时，权力的哈哈镜让官员显得格外强大，而且他似乎也自得其满，他们的官商联盟会得到巩固和扩散，即向下级和亲友延伸，联盟获益者的范围会以权力行使者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第二级的规则是，权力直线跌落时，中心崩溃，官员的权力瞬间丧失，一切依附荡然无存，寄居于权力之上的商人开始背离，因为他的“背叛”是制度所鼓励，且无需承担较大成本（金钱无损失、刑基本不上行贿商人）；第三级的规则是，商人会尽快寻找新的权力行使者，建立新的联盟，如此循环下去。

权力上升时的一级规则

据报道，8月5日晚，俞国强与郭宜品两人在洛阳市洛南新区洛阳雅香金陵大饭店附近约见，随后一并失联。在言情小说里，亡命天涯何其浪漫豪壮？但郭宜品、俞国强、张振强，这官、商、民的一行三人的逃亡队伍，显然经不住“考验”。在跑路一月有余后，9月15日晚6点左右，俞国强从外地回来，前往伊川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而郭宜品此番滞留长沙并生活落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关系不到位”。这一点或许能从俞国强的供词中得到佐证。据其交代，郭宜品与自己失联之后，原定前往海南开发房地产，“后因关系不到位停留在长沙”。到达长沙后，俞国强曾给郭宜品现金5万，并为其在长沙租房藏身，而郭宜品住了十几天之后便突然离开。

郭宜品的离开显然意味着对于自己的跑路同伴已经失去了信任，但在此前，当郭在权力道路上高歌猛进时，他与俞国强等地产商不可谓不亲厚。

郭宜品自2007年开始在洛阳市伊川县任职7年，其间，他的主要工作着力点就是伊川县滨河新区的建设。据媒体报道，滨河新区2009年最初立项时规划面积8.54平方公里，但最终扩大为58.62平方公里。大兴土木为郭宜品与地产商们的同盟打下伏笔。

2011年，伊川县城关镇周村村民白书见实名举报称，洛阳怡鑫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国强曾雇佣百余名社会人员，“携带砍刀、钢管及三台挖掘机、一台装载机强行铲除我承包地上的两千余棵碗口粗的树木”。领头者称，“国强让先砸车，再砍人，砍死一人他出一百万了事”。

不过半年后，俞国强当选为伊川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14年2月，俞国强又成为洛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中43名伊川代表之一。郭宜品被选举为副市长那天，坐在台下的476名人大代表中，就有俞国强。

俞国强和郭宜品的联盟显得比较直接，其实还有更直接者，如1973年出身的辽宁商人方威与落马的副国级领导苏荣。

在苏荣主政甘肃、江西之时，方威获得颇多当地大项目。从2009年开始，方威涉足江西钢铁产业，并逐渐称霸江西钢铁业。

同样，这种跟随官员到任职地，继续官商联盟的还有已落马的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其主政成都期间，成都的土地市场上活跃着一批东北商人。成都地产界将这些跟随李春城从哈尔滨到成都的商人称作“哈尔滨帮”。

而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则将其官商之盟惠及自己的儿子。根据庭审公布的细节，其子刘德成先后收到三家公司的“馈赠”达1700多万元。

上述种种，在官商联盟之中是比较常见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在官员仕途曲线上升之时，联盟的关系会得到巩固，双方的不正当利益都会快速增长，惠及范围会增加。

权力动摇后的二级规则

当权力行使者的仕途直线降落时，官商联盟会急速瓦解。商人们作为行贿者基本无需承担制度成本，故而会毫无顾虑地交代出权力寻租者。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打开了官商同盟的缺口。一旦权力失势，即使受贿者被抓，行贿者总以“污点证人”的身份出现，最终全身而退。

以中国石化集团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一案为例。2009年，陈同海被法院认定受贿1.9573亿余元，被判处死缓，涉案金额创下中国1949年以来官方处理并公布的贪腐案件数额之最。值得注意的是，该案中的六名行贿人以证人现身，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指证陈同海者，不乏密友。已生效的判决书中，陈同海犯罪事实共五项，其中九成贿款来自戴伟——陈同海多年好友、汉思能源董事局主席。法院认定，为感谢陈同海的帮助，戴伟于2005年12月至2007年5月先后七次向陈同海儿子陈磊的账户，汇入港币1.766亿元。

官员因受贿落马而行贿商人无恙着实成为了一种政治生态。对此，检察系统一位高级别官员接受采访说，跟商人相处，钱一定不能收，一不小心就会栽进去。“不少商人每天想办法给官员送钱，今天给你送明天给他送。别人供出了他，你无法保证他不把你供出来……谁都会想要争取宽大”。

在近日开庭的刘铁男案中，也彰显此规则。9月24日，廊坊市中院公开审理了原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一案。庭审中，刘铁男主动交代，曾收受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山东首富”宋作文的款项754万元。一时间，外界对宋作文处境的猜测不断。

公开资料显示，67岁的宋作文，现任南山集团监事会主席。南山集团位于烟台龙口市，总资产超过500亿元。

10月2日，南山集团官网刊登新闻称，宋作文于当日出席了龙口市第三届孝德文化节与第十四届南山国际长寿文化节的开幕式。

根据庭审公布的细节，除了宋作文外，涉及刘铁男一案，向刘铁男及其家人提供过财物的，还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包括被刘铁男“打招呼”的罗建川，广汽集团董事长张房有以及恒逸石化的董事长邱建林，目前均仍任原职。

不过，二级规则中，存在着一个特殊情况，即其涉及到相当高级别官员时，商人将丧失自我拯救的机会，将迎来灭顶之灾。

其实，郭宜品的最后毁灭，源于权力哈哈镜的放大效应，他自以为在失去权力之后，他曾经构建的官商联盟还会持续，可现实就是如此残酷——他有权力时，在地方上可以扮演一个土皇帝的角色，但是一旦坠落，就会应了那句话：落地凤凰不如鸡。

摘编自《财经》公共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