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赤诚的那个中国导演去了

余楠

刚讲了快一个小时，韩炳杰的手机就开始不停震动。那天他在给学生上大课，讲“影视表演与话剧表演的异同”。拿起手机时，他看了一眼时间，上午10点。打来电话的是他表演系的老同学、78岁的演员戈治均：“炳杰，20分钟前，天明走了。”

挂完电话后，韩炳杰讲不下去了。他对学生说，对不起，5分钟后我就进来。“当时我的脑子已经懵了。”紧接着，他就收到了儿子从北京发来的短信。先后拨通吴天明弟弟和女婿的电话后，消息被证实。回到教室时，他告诉学生：很抱歉，今天的课将来我重新讲。

韩炳杰是西安外事学院影视学院院长，他和吴天明1960年同时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二人知交54年。他没跟身边人表露任何信息，只是对另一个院长说了一句：我要回家了，吴天明去世了。

临近中午，吴天明因为心梗猝然离世的消息相继见诸网络。一代大家吴天明的电影人生，永远定格在2014年3月4日上午，享年75岁。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在微博中写下纪念文字：“……后来西影成就远远超过广西（电影制片厂），就是因为吴天明的存在。他为不卖座的第五代探索片买单，顶住舆论的压力，为第五代辩护，并把他们推向国际影展……吴天明才是真正的第五代教父，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第五代。”

编剧史航写道：“谢晋、吴天明这样的电影人，可称为国民导演。他没有比他的同胞、他的同时代人高明多少，只是颗粒归仓地刻画了这个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尽可能地诚实，尽可能地认真。因不是先知，所以属于他的时代一旦过去，他不太被眷顾，像个拧下来的灯泡，但他的电影曾是很重要的时代光源，谁都受益过。”

学者戴锦华说：“因为吴天明，中国电影各个行当都产生了顶尖级的人物；同时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好作品，《老井》、《变脸》等等。随着他的离去，一个时代落幕了。”

吴天明是在位于北京城北的个人工作室离世的，在他的床头还摆放着筹备期的电影剧本。这个在故交韩炳杰看来“为电影而生”的老影人，到底曾经为自己生活过的年代投下了怎样的时代光源？因为他的离开而带走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接任

3月4日当天，西影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连夜开会，与北京对接，安排善后。两天后，我赶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对厂门的主楼悬挂着黑色横幅：沉痛哀悼敬爱的老厂长吴天明导演。二楼会议室布置成了追思堂，门口的挽联写道：

人生犹是无奈变脸，事业却似老井无声，在没有航标的河流，唢呐吹奏了百鸟朝凤

秦川养育朴实鲁汉，岁月逝流百味年华，立厚重黄土的大地，一心留存写青史寸篇

横批：吴心通明。

这幅挽联包含了吴天明所有经典的导演作品，它们的海报悬挂在追思堂进门右手的墙上，正对着他微微含笑的遗像。来自各界的花篮，布满遗像两侧，献花的人们不断前来。

吴天明21岁进厂，59岁辞任，从青葱小伙到人过中年，西影厂见证了他一生中最宝贵也最辉煌的时光。

“1983年10月，我在陕北拍《人生》外景，突然得知，被任命为西影厂长。官阶相当五品，比父亲的从五品高半级。老人家告诫我别‘张狂。”这是2005年吴天明为自己写下的人生小传中的话，他没有提及的是：当年44岁的他，是全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

1983年的西影厂，拷贝发行量居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10部影片没有一部出自西影；上座率最低的7部影片，倒是有3部来自西影。西影的制片主任提着拷贝箱走在街上，总是尽可能遮上厂名厂标。对于西影厂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吴天明合作过的电影作曲家李耀东深有体会。

1979年，西影导演滕文骥以天安门“四五”运动为背景创作了一个音乐故事片剧本《生活的颤音》，由他和吴天明联合执导。小提琴协奏曲《抹去吧，眼角的泪》是片中最重头的音乐段落，长达十六七分钟，作曲李耀东原本打算在西安本地完成音乐录音。找到陕西乐团的小提琴手排练过后，效果不佳，最后他决定还是上北京，找不乏名家的中央音乐团。

“我一到那儿，北京接待我的人一看是西影，态度不好，话说得也难听。人家说你们西影的片子不行，给你们录会有损我们的声誉。”李耀东回忆，“说了很多好话，他们才勉强答应，但要先审我的总谱。而且将来片子拍出来，如果他们不满意，还保留不给我们使用的权利，费用照付。”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对方才同意给半天排练时间，“其实就是看不起西影。”

在北京碰过壁的不只李耀东。当时西影厂长是田炜，他从1964年开始接任第二任厂长。 《生活的颤音》开拍那年，他来北京参加电影局的会议，正好和北影厂厂长汪洋坐在后排。一位局领导热情招手，让汪洋坐到前排，田炜却被冷落一旁。脸上无光的田炜对身边的青年导演颜学恕说：汪洋有4大导演（崔嵬、凌子风、水华、成荫），连局长也不敢小看。什么时候你们能争气，拍出好片子，让我也不被小瞧？

“《生活的颤音》主要是滕文骥的作品，我不过是打下手帮忙。”虽然吴天明后来多次向外界澄清，但无论如何，从这部影片开始，时年40的他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导演生涯。据西影老人回忆，他的工作主要负责演员表演。

剧组在西安郊区的一个机场搭建了拍摄所需的广场局部布景，两千多名群众演员在炎热的6月穿上厚厚的棉衣，一遍一遍反复排练，直到顺利拍摄。这是“文革”后第一部出现接吻镜头的电影，也是第一次将“四五”运动搬上大银幕的作品，音乐故事片的艺术表现大胆而新颖，影片一问世便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它后来获得文化部年度优秀影片奖，吴天明收获了他第一个导演奖：优秀青年创作奖。

《生活的颤音》对西影厂的意义在于，它没有再外借兄弟电影厂的创作力量，所有主创全部来自本厂，而且全是年轻人。这也是田炜当时深思熟虑振兴西影的发展战略：依靠外借导演只能吃饱一顿饭，总是不踏实；依靠老同志，则无锐气，创作平平。大胆起用年轻人，当然风险不小。但是走好了，很可能柳暗花明，别有洞天。受惠于老厂长的这步险棋，吴天明、滕文骥、颜学恕、张子恩等一大批青年导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空间。endprint

“文革”期间，吴天明因为不愿揭发田炜，被打成“保皇派”，他甚至自己套上牌子上街游行。如今从老厂长手上接任，他给自己的任期定下了两个第一的目标：影片艺术质量全国第一，发行利润全国第一——把西影办成全国一流的电影企业。

伯乐

“没有吴天明，就没有第五代。他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也是第五代真正的精神教父。”编剧芦苇人在美国，拨通电话后，他回忆起了老厂长扶植他们的往事。

1984年，《人生》拍摄期间，广西厂3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到陕北为他们的第一部电影选景，拄着拐杖找到吴天明，希望能借点钱，吴天明借了2000元给他们，还把剧组的一辆吉普车协调给他们，这3个年轻人就是陈凯歌、张艺谋和何平，筹拍的电影是《黄土地》；黄建新刚刚从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回到西影厂，吴天明就让他独立执导，拍摄了处女作《黑炮事件》，那年他才31岁；张艺谋拍摄《红高粱》时，立项报批尚未成功，眼看就要错过种高粱的时机，吴天明拍板拿出4万元种了几十亩高粱，“出了问题我担着”；田壮壮的《盗马贼》、陈凯歌的《孩子王》都是吴天明主政西影时亲自抓的项目。

第五代对吴天明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叫“头儿”。“当时吴头儿投资张艺谋拍摄《红高粱》，挨了我们厂多少人的骂。最关键是他让一个摄影师做导演，这在当时完全不合规矩，属于破格提拔。”芦苇回忆吴天明顶着压力，毅然坚持大胆起用年轻人，“我也是受他的恩惠和栽培，才成了编剧。”

上任厂长后，吴天明给创作人员提出了一个任务：在不丧失电影艺术品质的前提下，大胆探索电影的商业性。“那时还没有提类型这个概念，但是他把‘商业性作为一个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过去不太敢提商业性，因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哪像今天，商业性成了上帝，当时它是电影人的地狱。”周晓文于1987年执导的警匪片《最后的疯狂》成为芦苇参与的破题之作。

这一年，是西影历史上的又一个井喷年，也是吴天明作为导演的丰收年。1月，西影在净利润比上年增长38%的佳绩上开局，黄建新携处女作《黑炮事件》赴美国洛杉矶参展；3月，西影出品的《人生》、《野山》获新时期10年电影最佳故事片奖，《黑炮事件》获最佳处女作奖，吴天明凭借《人生》获导演荣誉奖，孙飞虎、许还山获男演员荣誉奖；10月，吴天明执导的《老井》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影片大奖，主演张艺谋获最佳男演员奖，这是当时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斩获的最高荣誉。

电影评论界和文化界早已给西影出品冠以“新西部片”的称谓，“太阳从西方升起”、“西望长安，有个吴天明”的说法不胫而走。西影已经不需要再用奖项证明自己，吴天明期待的是一次空前的商业成功。

“这部影片是近年来情节片中最好的一部，影片拍得非常精致，很细腻，是一部非常好的娱乐片，估计会有较高的票房收入。同时，它还是一部人物性格鲜明，主题开凿比较深的影片。”审看结束后，电影局给《最后的疯狂》写下了这样的意见。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名追逃干警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和杀人犯斗智斗勇，最终同归于尽。它卖出了三百多个拷贝，终于让西影尝到了一回当票房老大的滋味，金鸡奖当年还为它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奖作为鼓励。

《最后的疯狂》剧本并非出自芦苇，他主要负责修改。影片大获成功之后，他成为“疯狂系列”第二部《疯狂的代价》的编剧。在芦苇看来，“这两部电影，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也是迄今最成功的警匪片。”

疯狂系列成功之后，芦苇在厂里偶遇吴天明。“他是厂长，我当时的身份其实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美术，不是编剧。作为一个普通职工，我跟他没打过交道。”吴天明喊他：你来我办公室。

一进屋，吴天明开门见山：“芦苇你小子不错，下面有什么工作计划没有？你只要想干，我就支持！”“我想去西北，下去体验生活，找找素材。”“好！你需要多少钱，1000够不够？”

芦苇回忆，1000块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我都不敢要，我说500块就够了。后来的《双旗镇刀客》和《黄河谣》，都跟这次体验生活有关系。”

吴天明后来跟芦苇说，“500块，出来个编剧，太便宜了。”当然更大的惊喜还来自于他花4万元在山东高密种下的那片高粱，和他顶着重重压力扶上导演席的摄影师张艺谋。这部由《九九青杀口》更名《红高粱》的新片，在西柏林（当时东德、西德尚未统一）捧起了最佳影片金熊奖，在国际影坛和文化界都引起轰动。

西柏林《每日镜报》评论说：影片一开始像一首悲壮的叙事诗，很快又变成一群酿酒工人的粗野恶作剧，同时观众又看到一个女人解放的经历，最后影片以一场血腥的战斗为结束，成为一首歌颂自由的史诗。哲学家李泽厚跟学者刘再复谈到此片时说：对那些水平不高而又骂倒一切的年轻人要说些话，但对张艺谋这种有真才能的新秀，则要支持。

“大家都在谈吴天明扶植第五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无私。”芦苇在电话里说，“只有唯电影为上的人，才会这样对所有年轻的创作者。”

唯真

“吴天明最大的魅力就是他有一种本能，把这些小兄弟聚在一起，带着我们一起拍电影。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他，跟他打个电话，总觉得像一个伞一样保护着你。”3月10日，吴天明电影回顾展暨追思会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前导演系系主任田壮壮回忆起吴天明时，说了这番话。如今的电影圈，票房压倒一切，从电影学院走出的年轻学子一毕业就走入商业丛林，不会再有人像吴天明一样，在年轻人身边撑起那把伞。endprint

黄建新当年也是在电影学院导演系完成进修，回西安后转型当导演。和他一起被吴天明送来进修的还有一位厂里的女场记吕枫。和黄建新一样，她一回去也获得了独立执导的机会，拍摄了处女作《都市之声》。电影局一位顾问在厂里看完后，认为影片徒有形式和意念，是一次“严重的事件”。害怕担责的某些厂领导提出将影片送电影局审看。正在太行山左权县拍摄《老井》的吴天明得知后，立即发回电报：“马上让吕枫把片子送来。在我审看之前，任何人不得往北京送！”

看完样片后，吴天明也很失望。他批评影片“内容贫乏，技巧也贫乏”。“你想表现当代人的孤独感，但你有多少切身体验？都是无病呻吟，人云亦云。”严肃批评完吕枫后，他让她给副厂长带回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吕枫这部影片探索失败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影响今后她和其他青年导演上戏。这几年西影之所以有进步，全靠一批中青年导演的奋斗。我们提拔重用中青年导演的方针绝不能改变。”

和吕枫一样，吴天明的导演之路也败走过麦城。这就是他的第二部影片《亲缘》。他自己评价影片“胡编乱造”，“在国产片中不说登峰造极，能与之‘比美的怕也寥寥无几”，“好像时时感到观众从影院传来的斥责声。”在这次空洞失败的创作过后，“我横下一条心，发誓要在影片的真实性上向前迈进一步。”

“天明原来在我们训练班学习不好，可能因为父亲老打游击战的原因，但他绝对是好学生。”韩炳杰说，“进了西影后，他自己恶补，一本《牛虻》两天就看完了。他不是那种高大全的小生形象，但后来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他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生活体验。他经历过战争年代，在农村生活过，又有城市生活的经历，所以他对表演的把握非常准。这也是后来他改做导演，别人不及他的地方。”

拍摄《老井》时，韩炳杰是演员副导演。在剧组的那两个月，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吴天明选出出演男一号孙旺泉的人选。剧组分成4组，从北京开始，一直往北遍寻整个东三省，海选演员不计其数。韩炳杰和张艺谋在同一组，不过张艺谋的身份是摄影师。吴天明对这个角色的要求是，“线条必须像太行山的石头那样硬实。”

看完所有选回的演员照片，吴天明都不满意。开机时间越来越近，他突然冒出一句：艺谋，你来演吧！

“我没学过表演！”

“你形象气质比较接近我脑子里的旺泉，只需要再瘦一点；而且你下乡插过队，有农村生活经验，还有就是你的艺术修养够用。”

“头儿，你要是不怕砸，我就演！”

接下任务后，张艺谋每天挑十几担水，两百斤左右的石板，他真的像片子里一样，扛在身上。中午太阳最毒时，他不睡觉，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打扫猪食槽；摄制组开会时，他不坐椅子，蹲在地上；为了让皮肤更粗糙，他每天用砂土挫手背；拍井下被埋那场戏之前，为了表现出真实奄奄一息的人物感觉，他3天没有吃饭。除了剧组的工作人员，少有人知道东京电影节影帝几乎是拿命换的。

后来谈到为什么把《红高粱》交给张艺谋时，吴天明说：这样一个拿命拼的人，我有什么不放心？！

“吴天明电影之所以拍得大气，是因为他做人大气。”张艺谋说。

直来直去，快人快语，这是很多人对吴天明的印象。有一次在办公室，他和一位导演因为剧本立项的事情争执起来，他又急了：外面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和我谈事情，你给我出去！几天之后，他想起这次当众粗暴伤人的不快，自己掏钱让另一位朋友在家中备饭，邀请那位导演来家中，当面赔礼道歉。

《红高粱》获奖归来之后，吴天明在当年6月应邀前往北方交通大学和学子们见面。活动结束后，他被学生围住，一定要他给大家写点什么，吴天明提笔写下3个字：做真人。

回归

“吴天明对人、对事、对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赤诚。这个品质，在中国电影圈，是凤毛麟角的稀缺品质。”芦苇说。

1987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电影展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吴天明谈到发行放映体制改革时，矛头直指中影，他提出必须打破中影公司一统天下的发行体制。圈中朋友都知道，他和中影时任总经理胡健私交不错，但他改不了有话直说的脾气。

1989年5月，吴天明以名导和知名制片人身份前往美国，到几所大学讲学，不久，国内风云突变。后来在自传中他写道：“80年代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我抛到太平洋彼岸。转瞬间，一个中国电影界的风云人物，沦落成异乡飘零客。苦苦挣扎了5年。1994年隆冬时节，我回归祖国。一切从零开始，进行新一轮奋斗。”

也是在这一年，吴天明昔日当众炮轰过的中影垄断发行成为历史，统购统销的发行放映模式改为自主发行。与此同时，中影公司每年以国际通行的分账方式，发行10部进口影片。在没有对国产片进行任何保护的情形下，好莱坞影片《亡命天涯》登陆中国，成为第一部进口大片。当中国观众为家门口便可一饱眼福欢呼雀跃时，国产电影的观众正在悄然退场，中国电影真正的严冬开始降临。

与此同时，西影最引以为傲的名导们相继北上，来京发展。摊开《西影44年》纪念册，开篇文章结尾部分便有这样的记载：“80年代末至90年代，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影厂已经风光不再。高额的亏损，高额的负债，压得西影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人才不断流失，使西影的发展无疑雪上加霜。中国影坛的主流话语中，总缺乏西影人有力的言语。这是怎样的一种境地？……西影的不景气，亦如中国电影的整体滑坡一样。期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有着电影生产、创作、发行管理体制积之已久的沉弊所在。”

从《老井》算起，吴天明整整8年没有做过导演，他还能重回当初的创作状态吗？就在吴天明不停寻找突破口的时候，香港邵氏影业打算投资500万港币，邀请吴天明为其拍片。求战心切的吴天明飞到香港，没有看剧本就签下了导演合约，回来之后便追悔莫及。原编剧是一个台湾人，对大陆民俗充满猎奇，尽是些寡妇通奸被族长沉塘、大旱之年祭祀龙王的老套桥段，而且格调不高。吴天明找不到半点拍摄的兴趣。endprint

修改过程中，张艺谋也看了这个剧本。他的意见是：“剧本内容陈旧，毫无新意，我绝对不拍。但这种现实主义写人间情的路子，适合吴头儿。他在美国生活了这几年，对世态炎凉应该感触很深。如果能把剧本中一老一小的那份感情写浓，写到位，写得催人泪下，那就是相当高级的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这个发生在四川的故事，后来由四川作家魏明伦出任编剧。这就是《变脸》。拿到脱胎换骨的剧本后，吴天明依然选择了和第五代年轻的创作者一起合作。但在合作中，大家发生了分歧。他们反对吴天明将主人公塑造得过于善良，认为吴天明脑筋太过传统，应该写出他常年飘泊江湖沾染了坏习气后的复杂人性。

如果吴天明没有定见和自信，他一定不是外界现在所知的那个吴天明。他坚持己见，这个变脸艺人角色也成为主演、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朱旭的又一个大银幕代表作。《变脸》随后斩获国内金鸡、华表乃至东京、莫斯科、新德里几大国际电影节大小奖项37个，这也是邵逸夫第一次在国内投资影视。

再度捧起最佳导演奖的吴天明说：我渡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与他重拾导筒走出低谷相对的是，手足无措的国产电影仍在进口大片和市场规则夹击之下举步维艰。1989年国产电影票房为27亿元，但在《变脸》公映的1995年，全年票房跌破10亿，全国电影产量不足100部。1999年，全国票房累计8.1亿，国内很多影院关闭或者改做其他用途；2000年，8.6亿；2001年，8.9亿。

2002年，张艺谋和当时的合伙人张伟平斥资3000万美元，以超豪华明星阵容联手打造古装大片《英雄》，最终在国内席卷票房2.5亿，占全年票房1/4，全球票房约14亿人民币。吴天明一手扶植的另一个第五代艺术旗手，在褒贬不一的争论中带领国产影片迈进大片时代。直到今天，关于《英雄》的功过争论，依然没有落幕。

挣扎

当年和吴天明合作《生活的颤音》的电影作曲家李耀东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6年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公司挂牌成立的时候。吴天明的新身份是公司董事长，那是他又一次从零开始。致辞时他说：从梦开始的地方，到圆梦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400米，我却整整跑了46年……曲江集团坐落在西影厂后面。

回国至今，除了《变脸》，吴天明只拍摄了3部电影，其中有一部遗作《百鸟朝凤》还没有发行公映，其余两部《非常爱情》、《首席执行官》都收获政府奖华表奖，但并未引起市场反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吴天明一直在不停尝试，重新拥抱市场，结果并不成功。

两年前，我在曲江影视驻京办事处见到了他，当时他已经和张杨合作完《飞越老人院》， 正在筹备《百鸟朝凤》。精神矍铄的老人暂时扔下等他开会的主创，和我聊了20分钟。“现在青年导演们的脑子比较混乱，他们没有想清镜头后面的东西是什么。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一个电影导演，是一个文化工作者。”

那段时间，和张杨一起，还有宁浩、杨树鹏、管虎等一批青年导演，集结新作，集体亮相五一长假档期，最终票房都不尽人意。跟踪采访的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他们打起全副精神，不厌其烦地接受采访，巡回路演，宣传期的体力和强度比片场拍戏还要大。

“我觉得中国现在国内给导演的压力非常非常大。”美国CAA中国区前负责人罗异说。就像吴天明当年将年轻的第五代影人收至麾下，CAA几乎将中国目前最知名、最新锐、最有潜力的导演和明星一网打尽，李安、吴宇森、宁浩、陆川、徐峥、黄渤、王力宏、吴彦祖、余男等等，都与CAA有合约。

“一部电影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非常微妙。一个小环节就会产生极大的变化。一部电影的投资、制作、宣传、发行，一个环节掉链子，可能全部电影就塌下来。但是在国内，现在就是导演的事儿。”罗异说，“现在导演要负责的事情非常多，很难纯粹地做一个导演。我觉得中国目前的青年导演，没有一个人已经拍出了他最好的电影。他们还有很多机会，可能拍很好的电影。”

年轻影人面临的这些困境，同样是吴天明赖以生存的行业环境。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十年八年”。虽然商业探索并不成功，但他依然在和规则过招。

吴天明一直想拍摄《白鹿原》，为此他找过陈忠实和芦苇很多次。“我们吃秦川的粮，喝秦川的水，秦川养育我们长大，一辈子都靠关中乡土活命，拍一部陕西关中的电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个项目最终交到了西影新一代年轻导演王全安手上。七易其稿的编剧芦苇看完样片后，放弃了署名。“这不是我的《白鹿原》。”

与《白鹿原》失之交臂后，吴天明再次找到芦苇，让他给自己担任编剧。芦苇交出了一部《岁月如织》，这是他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合作，但影片最终没有开拍。“它写的是我们陕西一个农村妇女的一生。从她18岁开始写起，写到50年后。当时我和吴天明说了，如果这个电影拍了，我们就对陕西的农民、陕西悠久的乡土有了一个交代。”芦苇说。

相伴

“吴天明后来没有再融入市场浪潮，我觉得其实跟他保持最大的真诚度有关。当新的市场规范出来以后，新的主流开始浮现，他已然不能充分认同。他不是故意对抗，或者说没有愿望。他有进入的愿望，但他不能认可的抗拒力也在那儿。就是坚持自我个性、坚持自我表达的内心也在那儿，我觉得这可能是跟他后期作品命运始终不太顺利有很大联系。”身在香港的学者戴锦华接受本刊电话采访时说，“很多人一到中年以后就放弃了自己的坚持。因为地位、知名度都到了，完全可以有很多便利去摘取想要的，吴天明最宝贵的就在于他一生的执着，或者我更喜欢用朴素这个词。我觉得他是个本色而且朴素的人。所以他那种对于内心的坚持更加强大。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敬重他的原因。”endprint

2005年1月11日，首届导演协会年度颁奖典礼举行，吴天明获得终身成就奖。“谢谢同行们。昨天晚上得知获奖时，我准备了一些词，现在全都忘了。我曾经拿过四五十个奖，但在我心里这个奖是最重的。”吴天明在台上少有地激动，“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声明，对于咱们一些年轻导演的支持，我对他们只是帮助，也是我应该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相反介绍的时候，有很多人说这是某某的老师，我身上泛的是他们的光彩。所以我要感谢导演，感谢张艺谋、黄建新、何平、周晓文、滕文骥他们，我要感谢他们。我今年才32.5公岁，谢晋导演82岁还拍戏，我算了一下，我再多干20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这么怀念吴天明，我想是因为对吴天明所标识的那个时代的怀念。吴天明是1980年代地标式的人物，他们第四代导演被称为共和国之子，因为他们的艺术生命和国家的关联度太高了。他作为第四代突出的导演，包括他作为西影厂厂长，包括他对中国西部电影的一个命名，这个名字下面有很多非常不同的作品。人们的怀念，还包括整个儿对体制的改变和触动。像张艺谋跨行成为导演，之前在中国电影界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还包含他对整个第五代的帮助，无保留的帮助。我觉得是对那个时代的怀念。”戴锦华说。

“但是我对这个时代的评价，可能会让某些人并不舒服。这个评价，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那种开放的态度和热情，另一个就是因为整个电影体制还没有被市场体制所冲击。实际上，艺术家是在一个绝对的保障和没有受到市场要求或胁迫的情况下进行创作。大家对今天的文化生态非常痛苦，但我觉得同样痛苦的，也是资本统治一切。实际上中国电影已经不再是导演中心制，而是制片人中心制。而那个时代一度真的是作者电影的时代，一个导演中心制的时代。我觉得恐怕大家的怀念，也有对那个时代的开放和保障的怀念吧。”

与台湾影评人焦雄屏对谈时，吴天明也表达了他对当下电影圈的看法。“不是说娱乐不对，娱乐没问题，好莱坞的片子都是在娱乐，但它都有一个核心价值在支撑，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而我们很多电影没有这么做。”

这种观点和戴锦华对中国电影现状的观察不谋而合。“我确实认为中国电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系统。当然有很多影片跟审查制度发生了冲突，但问题是你根本不是因为有一个强烈要表达的东西，才跟它发生了碰撞。我确实觉得，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决定了你怎么讲故事，怎么建构电影语言。现在我们所有的电影，就是空洞苍白或者是荒诞不经。我很不喜欢他们原来说的‘与狼共舞、‘与资本共舞，但即便这样，也没问题，问题是你不能现在变成了资本的独舞。现在好像根本没有人关心这个商品是什么，而只关心围绕商品的资本运作是什么。所以我让你看看每年排行榜前10部，你简直是无语，真的无语。”

《飞越老人院》是吴天明和观众见面的最后一部作品。公映之后，他很在乎身边的人有没有去看。“天明从艺这一生，从演员开始，经历了导演的辉煌，最后又回归演员，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果。”韩炳杰觉得老同学的表演依然抢眼，极度生活化的表演依然经得起时间检验。

我在西安采访84岁的李耀东时，他一直自言自语一句话，“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一直在看最新一期《西影报》，那上面有讣告和吴天明生平。“我住五楼，他住二楼，这么近，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一生拿了这么多奖。他太低调了，好多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电影人很久没有像在电影学院的追思会上聚得这么齐。第四代导演郑洞天、谢飞，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张会军、何平、黄建新、李少红、米家山等，演员陶泽如、吴若甫全都来了。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在会上表示：我们要举全力，把天明导演的绝唱《百鸟朝凤》在全国做到最大可能的普及和发行。

张艺谋说：“中国电影正是被票房绑架的年代，包括我自己。我们拍了各种各样的片子，当然我自己对于拍商业电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试水，要两条腿走路。这些吴天明导演都看在眼里。我也在某些报道上看到他对我的批评，说得很对。半年前我和他见过一面，我们谈了很多，他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知道他一直看不上。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什么时候，我、凯歌、壮壮，能拍一部他欣赏的电影。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电影做好了，请头儿看一眼，我很希望从他嘴里听到对我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我拍《归来》，也有这个想法。”

“吴天明最后躺在床上，他可能至少会想3件事。”郑洞天在追思会上说，“第一，他在曲江办了第一届免费的全国青年剧作者进修班；第二，他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活着》、《霸王别姬》这样的作品，可惜他没看到；第三，他还有一部作品没有问世，10年前被毙掉的电视剧《牛氓》。”

“他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提醒我们，永远要坚持电影的文化立场，坚持对真实社会和真实人性的表达。电影只有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发生关系，才会有生命力。”芦苇在电话里说。

张杨最后一次见到吴天明时，还从他那里听到他筹备新片的计划。“他像个顽童，永远那么乐观，那么有活力。到这个年龄，还在为自己的事业梦想努力追求。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一生应该不是遗憾的一生吧。因为他和电影相伴了一生，他终生都没有再离开过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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