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子健：中央特科百岁功臣

姜琨

90年前，党的历史上诞生了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中央特科。工作性质决定了绝大部分战斗在隐蔽战线人员的故事从未为人所知。姚子健就是一位默默无名的战士，今年102岁。

周末“度假”，实为传递军事地图

他的父母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开了一家茶馆。小学毕业后，姚子健考入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当局下令解散学校。姚子健很气愤，但也只能回到家乡，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

1933年初，姚子健看报纸发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招生，一切免费。他考了进去。当时，学校分了航测班、地形班、制图班等，姚子健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传，要宣传就要印刷，制图班中有印刷专业，那我就选印刷专业吧！”

当年8月，姚子健得知，同乡好友舒曰信入了党，并且也在上海。姚子健就请他帮忙找党组织。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曰信的引荐下见到中共党员鲁自诚，在鲁的介绍下入了党。

入党后不久，姚子健结束印刷班的学业，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工作，当了第四股的技佐，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他每月能拿28块大洋，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为向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眼疾为由，提出要调到制图科第五股。这样一来，他就能收发、保管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军用地图。

来取用地图的人要登记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记下。来人拿走哪张地图，他就偷偷抽一张相同的自留。“当时，国民党内部规章制度不严格，从成摞地图中抽出一两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姚一群（姚子健之子）说。

每周六晚，姚子健结束一周的工作，就带着地图乘火车去上海。他把地图放在皮箱最里层，上面再放衣服和书。国民党军警见他穿的是军装，知道是自己人，不会盘查。周日一早，姚子健抵达上海，把地图和资料交给舒曰信或其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沈伊娜，汇报国民党一周以来调用地图的情况。地图转交完毕，姚子健便乘火车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

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

这些地图和情报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中央苏区。“比如国民党某部队取走了江西某地的地图，就表明他们可能要对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姚一群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要在第一时间逐级向上汇报，为苏区领导掌握分析敌情提供帮助。”

地图有多重要？姚一群讲了个例子：“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第一次见周恩来，送了三件礼物：几万大洋、几万法币和一本彩色的中国分省地图册，说：‘共同保卫中国。这地图在当时是贵重礼物。如果没地图，不知道地形，怎么行军？怎么判定下一步往哪儿走？”

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往往单线联系，不是一条线上的人见了也不认识。姚子健有次去舒曰信住处的亭子间谈工作，发现有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也在。舒曰信就向他介绍：“这是李先生。”只见“李先生”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1937年，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从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就不必每周乘火车去上海了。“七七事变”后，舒曰信、沈伊娜夫妇调离南京，姚子健也随测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这时，他的上线成了“熊先生”。两人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从未多言。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姚子健向“熊先生”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1938年4月，组织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报站。他向国民党方面请了长假，从此脱离国民党。在香港工作了4个月后，组织上同意他去延安。中共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均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小开”。

姚子健结束了隐蔽战线生涯，怀揣这两张纸条辗转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领导把它们分别交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抗大校长林彪。后来，姚子健便进入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1939年10月，姚子健去了苏豫皖根据地工作，之后就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辗转各地。

“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审查姚子健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历史，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的鲁自诚。鲁自诚说：“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敵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从此，造反派再没纠缠过姚子健。

“我父亲的地下工作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谁也说不清，只有鲁自诚留下了这段评价。那个年代，选择干这个，就得随时准备牺牲，牺牲了也没人知道。”姚一群说。

67年后始知自己中央特科身份

姚子健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特科工作。“什么特科不特科，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姚子健说。如果不是沈安娜的一次讲座，姚子健的故事可能就湮没在历史中了。

1935年1月，沈安娜在中央特科领导王学文的指示下，成了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凭每分钟200字的速记和一手好字，她很快站稳脚跟。1938年5月，沈安娜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指示，潜伏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员，深得国民党上司器重。后来她还成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坚持把开会内容转交给中共。1983年，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安娜和她的丈夫华明之时说：“你（沈安娜）这个小速记员，不是什么官，但作用可大啊！你是打入敌人核心的内线同志。”

2001年，沈安娜受邀到某单位讲隐蔽战线斗争史，讲了姐夫舒曰信、姐姐沈伊娜的特科岁月。当时在该单位工作的姚一群听后想：父亲提过舒曰信夫妇的名字，难道父亲和沈安娜是同志？他回家一问，果然如此。姚子健听了也备感惊讶：“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如果能见到就好了。”

姚一群陪父亲去了沈安娜家。两位同岁老战友和华明之各自诉说着隐蔽战线经历。姚子健发现，自己早就见过华明之——他就是亭子间里的“李先生”。新中国成立后，舒曰信曾告诉姚子健：“‘李先生真名是华明之。那时你们不能发生联系，我就没给你们互相介绍。”姚子健没想到，第二次与华明之相见，已过了60多年。华明之、沈安娜之女华克放说，她听了这段往事后深受触动：“当时他们严格遵守秘密情报工作的纪律和要求，没有讲明身份。那个亭子间，我妈妈也去过。就是在那里，舒曰信转达了王学文的指示，让她打入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

经过一件件事的穿针引线，沈安娜对姚子健说：“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这条线，你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沈安娜马上向国家某部委报告。姚子健这才有了真正的中央特科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姚子健才知道舒曰信的上级是王学文，但也从没见过他。直到1979年，舒曰信问姚子健：“想不想见见老领导王学文？”姚子健一听，满口答应，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上司。

姚子健、舒曰信、沈伊娜、华明之、沈安娜等人投身革命时，不过20岁出头，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正是对中央特科战士们最好的诠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