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为官当做“清官好官、能官德官”

林晓娜

王岐山喜欢看书、强调制度设计，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等书。《大清相国》是作家王跃文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一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余年生涯，体现他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充满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情怀。

王岐山曾说过：“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抗击SARS——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在广东做副省长也罢，到北京做市长也罢，都是历史机遇。……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从1980年代开始，我调来调去，工作经历确实很杂，但我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

王岐山的这番自述，在今日更艰巨、被寄予厚望的历史使命面前，或许仍然适用。

爱读书

王岐山可能是最喜欢把自己的爱好说得极其详细的领导人，一般来说中国领导人甚少在公众面前谈及自己极为私密的个人生活和喜好，大多数谈论的，也都是喜欢的运动，提到阅读，也往往甚少谈到读什么书。

王岐山是个例外。他会说看韩剧、听江南style，还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样追看美剧《纸牌屋》；他推荐的几本书，包括《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和《公正》都受到各级官员们的追捧。

王岐山很爱看书。

1969年，21岁的王岐山到陕西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成为一名知青。知青生活艰苦，白天要干农活，还吃不饱饭。每星期干6天，周日休息一天。很多人会在休息时打扑克，但王岐山却选择了读书。他趴在石板桌上看数理化，有时候甚至读一本外国的经济学书籍。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这本经济学的书是王岐山从习近平那里“扣”下来的。当时习近平在延安梁家河插队。有一次，习近平从北京返回梁家河，中途在王岐山处借宿，两人合盖着一床被子，习随身携带的这本经济学书就留给了王岐山。

插队两年之后，王岐山离开冯庄公社，到陕西博物馆充当一名讲解员，其后又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就读历史系，毕业后再次回到陕西博物馆。王在西安参加了当时青年们组织的地下读书会，“文革”时期，各地盛行这种地下读书会，成为很多年轻人获取知识、得到精神支持的重要途径。

1979年，王岐山回到北京，成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实习研究员。3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看中了他，将他从社科院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其后，王还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没有改变的习惯就是阅读。

即使后来担任政府高级官员，王岐山在公开场合也会谈及看书。在担任北京市长期间，他反对官员讲套话，说，“有这时间还不如省下来读书”。2007年离任北京市长一职，在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前，他也利用这一空闲时间“多读书”。

王岐山喜欢读书，也喜欢荐书。

1986年，他在担任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期间，就开始给朋友们荐书。当时，他推荐阅读的一本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就是一本日本现代化发展史，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到二战后日本重建。当时在所里工作的王振耀说，这本书其实是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需要避免。

2012年，有两本书因为王岐山的推荐而声名大噪。一本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另外一本则是官场小说家王跃文所著的《大清相国》。

这两本书，王岐山早在2007年就推荐过。时隔5年，王岐山跃升中央决策层，这两本书重新一夜爆红。

“超能力”

英俊的外貌，在人际交往中会占有优势，但是要成为领导者，需要的是口才、交际能力和见识眼光。

这点在王岐山早年的插队生活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冯庄公社，王有很强的号召力。知青们有什么问题，都是找他进行调解。不太听话的知青也是由王来负责“调教”。

在中国官员身上，幽默被认为是一种稀有元素。当这种元素被用于外交场合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火花。

2008年，王岐山担任国务院主管金融与贸易的副总理，开始介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经济会谈。在他首次赴美谈判时，他将准备好的演讲稿晃了晃又放回口袋，然后脱口谈起他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看法。 “在全球化浪潮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多新问题，美国存在保护主义也是正常的。”王岐山在讲话中，一面体现出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又开玩笑说，中国存在某些保守思想。“我们国家现在有的学者说，开放存在问题，开放得太大了，华尔街那批人太会赚钱，把我们的钱都赚走了。”

直率和幽默的发言，令美国人耳目一新，连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成为了王的崇拜者。

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评选出的100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中，王岐山占据一席。《时代》邀请保尔森点评这位昔日的谈判对手。“我所认识的王岐山行事果断，好学好问。他还有略显顽皮的幽默感。他敢作敢为，敢于接受任何挑战，接手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并且取得成功。”

而在王岐山老师张岂之眼中，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他，可以令他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一个学历史的人后来去抓经济，把潜在的才能发挥出来了，很投入。现在他抓廉政，最近请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议上做了廉政文化的报告，讲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张岂之对记者说，“看来他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救火队员

王岐山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后来进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担任实习研究员。对王来说，这是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也干得很不错。这段时期，他参与编撰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展现了出色的文字功底和史料处理能力。

“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中国这艘暂时搁浅的巨轮正在试图调整航向，将重心逐渐转移至经济发展领域。

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王离开了历史的故纸堆，逐渐转向了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经济领域的研究，并且开始在官场崭露头角。

四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包括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和王岐山，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由王转交给姚依林。姚又将报告转呈给了陈云。最终这份报告达到了中南海，他们得到了一次与时任总理对话的机会。

这是王岐山第一次担任基层与国家掌舵者之间的联络者。其后几年，他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981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该所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由杜润生掌舵。杜润生赏识王岐山，在1982年将其从社科院调到农研室。农研室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九号院”。

在“九号院”，王的组织能力逐渐展露出来。他很快从联络室成果处的处长成为副主任。他热心、做事勤快，维护基层年轻人与中央的联系。

而王此时的工作模式亦露端倪。他不讲套话，跟杜润生汇报工作极简短。

王岐山在九号院待了7年，曾参与起草中央有关农村问题的多个一号文件，成为一名农村问题专家，从1988年开始，他转入人生的另外一站——金融。

在这一年，王担任了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次年，他进入了银行系统，担任建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副行长以及建行行长。

1997年，王岐山被调往广东担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协助时为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处理广东的“窗口企业”广国投的破产事宜，开始了其最广为人知的“救火”生涯。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广东受到波及。作为广东的窗口企业，“广国投”，即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生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在政企不分的年代，“窗口型企业”享有政府支持，被视为政府的代表。这也成为广国投可以融资的基础。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核算，广国投的负债率超出了政府的偿还能力。为此，王岐山决心让广国投破产。

在广国投的债权人中，有一部分是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他们对王岐山的决定感到愤怒，表示要跟中国打官司。王岐山面临双重压力，既要维护中国利益，又要考虑到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形象。为此，他一方面坚持强硬，表示，广国投的破产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另一方面，他也向国际金融机构解释，窗口企业已经跟政府分离。

王岐山成功处理广国投破产事件，被赞“有理有力有节”。2000年，王岐山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2002年，他又接受另外一项“救火”任务，被调往海南担任省委书记，解决这个房产泡沫破灭后的海岛经济发展的方向。

但王岐山在海南只待了5个月，刚刚提出海南要走“生态立省”之路，2003年4月20日，他就被紧急调往首都北京，处理这座因SARS袭击而深陷恐慌的都市。

王岐山将抗击SARS视为一场战争，在4月24日召开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他直指，“军中无戏言”，要求工作汇报“一是一，二是二”。

王岐山放弃一贯低调的做事风格，主动走到媒体的聚光灯下，接受采访，公开疫情，同时，他切断污染源、火速建立小汤山医院，经过两个月的努力，SARS疫情逐渐得到控制。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消除。

强势反腐

在王岐山身边的工作人员眼中，他是一个风趣而且爱开玩笑的人，只是这些玩笑在涉及腐败议题时会戛然而止，他更多的时间是在谈“党风廉政建设”。

2012年十八大上，王岐山当选为中纪委书记。总书记习近平警醒党内，“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这位铁腕人物如何反腐引起媒体热议。

半个月后，王岐山主持召开了一场与专家的座谈会，会风突变。

中纪委从2000年开始，就组织专家座谈，许多与会的专家曾多次参会。在此次会议上，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刚说了一句“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让其不要讲套话，不要念稿子。

“参加王某人的会议，不准念发言稿。”王岐山说。

其后参会的专家们纷纷放弃讲稿，从各个角度对反腐提出建议。对有些建议，王岐山连连点头。而专家们的讨论也时有“思想的火花迸出”。

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以往参会以刑法方面的专家居多，现在囊括的专家包括各个层面，行政、司法，甚至政治学，反腐有从事后严惩向通过政治制度设计、事先预防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在2013年1月份召开的中央纪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会上，王岐山直接布置了“作业”，让中纪委委员们在下午开会之前先交一份亲自撰写的学习心得，根本来不及召秘书代笔。

运转了10年的中央巡视制度亦发生了改变。2013年5月，中纪委派遣了10个巡视组到地方和企业巡视。与以往不同的是，巡视组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任命。

巡视组巡视之后发表的通报也变得简洁而尖锐，少谈成绩，多谈问题。

5个月后，中纪委又展开了第二轮的巡视，此番重点放在了“一把手”的腐败上。

“己不正，何以正人？”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后，将相当一部分精力也放在了纪委成员本身的监督上。

2013年5月27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要求系统内的所有在职干部和职工，自行清退所有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

王对于自身的严苛不仅仅是在中纪委书记任上。早在担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就表示，“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2013年9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上线，反腐举报又多了一条权威的路线。王岐山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王岐山重视网络反腐，他自己身边还成立了一个网络工作小组，专门收集网络上的反腐信息。而中纪委秘书长崔少鹏透露，网站正是在王岐山的主导下建立的。

“王对于自身的严苛不仅仅是在中纪委书记任上。早在担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就表示，“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