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二号首长”：秘书是门技术活

王姝

“二号首长”这个既被仰望又被俯瞰的群体，在很多人眼中拥有延伸的隐性权力，离权力中心最近，也是腐败的隐患区。有的春风得意显耀一时，也有的打杂拎包恪守本分。

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那么，国家对于秘书配备，秘书权责有何规定？秘书的腐败如何产生？又通过哪些形式？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习近平这番谈话给那些所谓“有靠山”“有背景”的人敲响了警钟，更给那些信奉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靠着大树好乘凉”官场哲学的人敲响了警钟。

近20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四川曾半年内清理两千秘书

按规定，正部级以下领导配专职秘书属违规。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虽然分工不同，但组织任命时统称为“机要秘书”。1980年，中办发布《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解读说，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今年3月，“曲阜市级官员不配秘书”的新闻引发关注。3月20日，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

曲阜市是县级市。按照此前中央的规定，该市领导不应该配备专职秘书。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

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

早在2003年，四川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

其后，安徽、内蒙古赤峰也出台了相同规定，赤峰市红山区取消了区内11个县处级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

中央层面秘书配备很正规

在中央层面，被选为领导人秘书前一般并不知情。

对于挑选秘书的标准，1980年的《暂行规定》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挑选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担任。”

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则明确，“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曾任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吕聪敏曾给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当过10年秘书。其被选为李鹏秘书的过程，就体现了上述组织配备原则。在回忆文章中，吕聪敏写道，当时他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被选为李鹏秘书前，他并不知情。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通知他：“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刘华秋还特意告诉他，“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意见。”

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的龙永图做客央视《对话》时曾透露，“秘书都是勤勤恳恳，讲话很少，做事很谨慎，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许耀桐介绍，中央层面秘书配备很正规，但地方层面有时是名义上由组织配备、审查，实际上由领导自己挑选，领导看上谁，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

如陈希同的秘书陈健，河南社科联主办的《领导科学》期刊曾发表文章称，陈健起初只是一个机要通讯员，学历不高，但乒乓球打得好，经常陪陈希同打球，加上办事机灵，被陈希同选为秘书。

“河北第一秘”可左右官员升迁

国家某部委领导秘书介绍说，高层领导秘书的能量远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代替领导做决定。比如有人来京拜访领导，我们都是先汇报，见还是不见，都是领导自己决定。如果该见的没见到，不该见的反被我们引见了，那么就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时间长了就是拿自己的仕途冒险”。

对于秘书的操守，1986年的《规定》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协助领导同志处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秘书工作人员不得违背组织原则插手人事问题。要维护领导机关之间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不得传播、泄露领导同志讨论工作过程中的各种意见和尚未正式作出决定的问题”。

但实际生活中，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不仅表现得有所依仗、有恃无恐，甚至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最典型的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半月谈》曾撰文指出，李真可“分享”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的升迁。有位老干部揭露，李真在位时，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

不少落马秘书都是“贪腐掮客”，如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央视《新闻调查》曾披露，当年，成克杰和李平的不正当关系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周宁邦安排二人在自己的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还为李平出谋划策，“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

为个人谋取私利的秘书更不在少数。新华网的报道指出，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他将两个原秘书蔡建辉和张焱分别安排到了深圳市规划国土局规划处处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正处级干部岗位。以他为靠山，二人为开发商审批“排除障碍”，收取“关照费”。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秘书、司机等“身边人”在近几年的反腐斗争中逐渐暴露出来。“落马官员”走向贪污腐败之路，往往离不开“身边人”的影子。

对此，刑法曾专门进行修改：将受贿罪的适用范围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官员与秘书常前后脚落马

近年来，官员与其秘书前后脚落马的例子也时常见诸报端。比如陈希同秘书陈健、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陈良宇秘书秦裕、谷俊山秘书乔希君、刘铁男秘书王勇等。

持续多年接连发生的高官秘书贪腐案件，引发了对“秘书腐败”的关注。不少学者撰文指出秘书成为“升迁捷径”等乱象，不少领导将提拔秘书作为对其服务多年的奖励，而提拔过程则采用“空降”，规避组织审核、监督程序。

“上海第一秘”秦裕就是“空降”，2006年7月6日“空降”到上海市宝山区，任区委副书记，7月25日正式就任该区区长。但正式上任后就被调查、免职，被称为“一个月区长”。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也是“空降”。2010年10月，冀文林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岗位，“空降”海口，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正厅级），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时年仅46岁，而10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正处级秘书。对此，许耀桐表示，与其他岗位相比，秘书岗位接触面广，很能锻炼干部。因此不少秘书出身的官员，转型后都在所在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秘书出身的现任高层领导干部有山东常务副省长孙伟（曾任吴邦国秘书）；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丘小雄（曾任温家宝秘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曾任朱镕基秘书）等。

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伍绍祖就曾当过国家副主席王震的秘书。他撰文回忆说，“虽然在这个岗位（王震秘书）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零两个月，但受到的锻炼却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会老师，也是政治老师。1975年，张爱萍同志回到国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荐给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让我去了以后不要当大官，要从最低的职务干起”。

许耀桐强调，早些年秘书腐败不在少数，十八大后反腐力度超过以往，但秘书群体并非腐败多发、高发群体，“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也会淡化，得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