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边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价值边界是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因素变化而变更着,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的思想认识给价值边界打上深刻印记。国家交往的边界意识最引人注目,它不仅表征着文化和价值的传播功能和凝聚力,也对有关国家的价值体系建设产生巨大影响。价值观中的相对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代表着不同的立场,是边界意识的基本表现。
[关键词]价值;价值观;边界意识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2-0045-06
[收稿日期]2014-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常态化研究”(13BKS075);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观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12KDC041)。
[作者简介]张明霞(1981-),女,黑龙江双鸭山人,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边界意识古已有之,但没有哪一个时期的人们对价值边界的思考和理解会比当今时代更深刻、更复杂。在普遍的交往中,人们的技术联系、经济联系得到多方面拓展,不同价值观都试图向全球领域延伸。一些人认为自己的价值观能够广布天下,一些人担心自己的价值观会在全球化进程中湮灭,一些人把当今的价值现状视为回归最黑暗时代,这些看法都触及价值的边界问题。
一、价值的边界意识
价值边界不同于地理位置上的边界,价值的边界意识是主体、客体以及媒介等影响下的理论形态和结构形式,并显示出对价值形态的排拒性和自身内容的保守性。
(一)边界意识的基本含义
边界意识承认生活世界的相对分离和断裂,它把思想的有限性、认识的相对性和规则的自律性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价值的边界意识是指价值的作用范围和存在空间具有一定的界域,它不同于地理界线、疆域界线,而是在人的活动中造成的意识差别。在文化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性交往中,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交流,使自身的形式和内容发展了变化。但是,全球化不等于一体化,因为全球化既是人类思想的融合,也是人类价值观的碰撞。全球交往并没有促进价值的单一化,它不是变成“美国化”或“中国化”,不是“西方化”或“东方化”,也不是“资本主义化”或“社会主义化”。即使你相信文化似水,可以溶解掉所有差异,但要把西方价值设想成能够将其他价值排挤到边缘的中心价值,也是不合逻辑的。边界意识最明显的表现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分野。斯宾格勒认为,在对西方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加以划分的时候,就给各文明内部的异质性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似性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如果放在恒河流域的话,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特别是第欧根尼的观念中并无任何不合常理之处,然而如果放在西方的大城市中,第欧根尼就会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傻子。”[1](P178-179)这种明显以某种内容划界的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规律,而以某些共同内容来否认差异性也不合常理。柏拉图与阿奎那思想中的权威主义倾向,也不比孔子少,儒家价值观中宽松意向也不逊于西方价值观中的宽容精神。把任何一种价值观说成毫无边界的思想,都会否定思想存在的特殊空间。“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古希腊的选举治理经验对古希腊和罗马以西的国家——如现在的法兰西、德意志或不列颠这些地方——产生过多大的影响。相反,有些同时代的亚洲城邦——在伊朗、大夏、印度等地——在雅典民主兴盛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城邦治理中却吸收了民主因素。”[2](P43)可见,价值的传播与接收往往存在于相似历史背景的区域,在不同价值选择的地方往往存在边界之争。
(二)价值濡化中的边界移动
濡化是价值变迁的一个程序,是在两个或多个价值观的联系中发生的,其中一种价值观吸收了另一种价值观的形式或内容。能否产生濡化现象,取决于其中的共性以及一方内容对另一方的可取之处。如果一种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根深蒂固,并成为人们思维中固定的行为规范,很少有人对此有疑问或产生动摇,价值观的刚性固执显示出保守主义特征并缺少必要的弹性,那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很难发生濡化现象,其中的文化分子与别的文化分子很少往来而显示出孤立主义倾向,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惯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外来的动力造成强制濡化时,其抗拒态度必然发生,当外来价值攻击原有的价值观时,后者经常采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捍卫自己的价值。这种性质的文化,在受到异质文化侵蚀时,保卫核心价值壁垒的决心和捍卫价值尊严的行为,往往能演绎出很多悲壮的故事。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弹性较大,传统规范对行为的约束较为松弛,社会对人的要求没有太多的“后视”倾向,那么,社会分子乐于接受新的价值观。通常情况下,当多数人认可新价值变革能带来益处时,就可能越过原来的价值界域。由于改变的迟速不同,由于混合思维的存在,不同的价值系统造成了“价值双轨”现象,新旧价值观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会大量存在。价值的濡化常常与文化边界的位移相联系,不同的文化经常寄托着不同的价值观,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就有不同的价值碰撞,从而引起边界意识的变化。比如:西方文化与非洲文化截然不同,其中都寄托着丰富的价值取向,曼德拉曾经这样描述地方议会的民主实质:“每个想要发言的人都发了言。这是最纯正的民主形式。发言者的身份也许存在某种等级,但是无论是酋长还是平民、武士还是医生、店主还是农夫,每个人的话都被认真地聆听。”[3](P21)但是,曼德拉所说的民主与西方民主并不完全一致,在一些方面甚至相差很远,其边界意识明显存在。西方世界并不拥有对民主思想解释的专利,尽管现代社会交往使民主具有很多交叉内涵,但要用一种民主代替另一种民主,无异于胶柱鼓瑟。在冷战时期,一些大国对颠覆非洲民主负有主要责任。冷战结束后,仍有一些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对非洲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实际上是将自己的价值边界推延到其他国家,非洲的不少国家接受了这种民主价值,其结果是缩减了自己的价值阵地,却并没有给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想要的好处。在非洲的政治传统中,问责和参与均有重要作用,如果将非洲争取民主的斗争简单地看成引进西方的民主,那是错误的认知。可见,在价值边界的变化中,有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自觉创新和因循守旧都夹杂其中。托克维尔在描述美洲“伟大的民主革命”时指出,它可以被看成“历史中最连续的、古老的和永恒的趋向”,也可以看成文化变迁和价值濡化的过程。在西方化与反西方化的进程中,不同价值观也在变更着自己的形态,为了生存可能会更改价值边界,为了争取主动,也可能作一些退让。
(三)边界意识的传统解释和现代注疏
核心价值的边界意识类似于“和而不同”思想,它不是要用一个观点涵盖生命、存在、思想和语言的一切内容,而是通过承认差异、承认多样、承认个性而达到思想协调;它不是要在价值上寻找普遍适用的准则,而是承认各个领域已有的不同准则,允许各个领域按照自己的准则运行。但是,“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并不是纵容无规则的思想活动,而是承认各自必须遵循的法则,承认每个领域都是人生活的不同“扇面”和“界域”。“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存在结构和价值秩序,其关节点就是对“边界意识”的认同。离开边界意识,“和而不同”的价值秩序将被“同而不和”的形而上学观念所取代。“一旦当前群众文化(其实就是美国文化)的不可遏止的扩张最终在全世界大获全胜,未来‘统一文化思想的单调、贫乏立刻就会显示出来。随着多元文化的消失,对文化对话的需求也在逐渐消失——再也不会有什么可以谈论、争论和协商了。”[4](P381)这种现状不是价值交流的目的。价值的边界意识还类似于“求同存异”,它承认内涵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不强求价值观上整齐划一,而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价值的边界意识是价值的普世性和价值的多元性的统一问题。一些国家极力宣扬自己价值观念的普世性,并把它推而广之,让其他国家“照章办事”,进而以此定亲疏远近。另一些国家力图捍卫自己的主流价值观,以免被外来价值侵蚀,形成各自的价值防区。不能抽象地谈论价值边界,美好的生活,幸福的未来,对不同国度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期待。但具体到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幸福,就有很多差别了。具体到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其价值观念又是有边界的。价值的边界是客观存在的,且经常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殷海光曾把价值边界描述为价值之幕。价值之幕是无形的,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被罩在某一价值之幕中,那么,即使他或他们与不认同这一价值的人近在咫尺,也难以沟通。“全人类价值”不止一次地使人类陷入窘境,各种文化的价值,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寻找统一的价值标准没有意义,因为文明没有优劣,不同价值是难以用统一尺度来衡量的。
在边界意识的冲突解释和现代注释中,也有一些极端的看法。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压倒和吞并其他价值观的解释,甚至不惜挑起全球范围的价值争论。福山的“价值体系终结论”,就是要消弭现实存在的价值边界,以达到资本主义价值观一统天下,实际上是想把预先设定的单一、对立的身份强加给他者。反西方的原教旨主义者从另一个方向极力论证自己价值观的全球性特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强化自身价值观的偏狭性,也显示出普世倾向。这一视角下的价值边界建立在对事实粗糙的描述和对历史的无知上,忽视了价值体系的多元特征,割裂了不同文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二、价值边界意识的主要形态
价值的边界意识有多种形态。话语中的边界意识是价值分界的形式或方式,交流中的边界意识是价值的表达界限,这两个方面既显示了主观意向,又具有客观规定性。
(一)话语表达中的价值边界意识
不同国家的话语权及其表达力量是不同的,其背后有经济、军事力量的支撑。当今社会,西方大国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左右国际事务,甚至颠倒黑白,任意设置自己的价值边界。那些不甘失语或无语的发展中国家,试图以不同的手段获得更多的表达机会。对他们来说,民族是载体,“语言”是徽章,“思想”是通行证,以民族语言表达世界意蕴,以世界意蕴附会民族特质,就成了拓展语言边界的一种手段。比如:“亚洲价值观”的话语表达设定了亚洲一些国家的价值边界,认为激励和秩序是亚洲价值观的神奇优点。他们认为,西方可以保持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亚洲更适合秩序化和纪律化的行为,二者之间的话语界限明显存在。李光耀曾经强调用“亚洲价值观”抵制西方价值观,强调新加坡“不是美国的附属国”。显然,对多元价值观的倡导有助于活跃人们的思维和认识,增加生活中的文化色彩,让不同背景的人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属。在国际舞台上,东西方价值观所强调的内容明显不同,西方社会用普遍主义掩饰多样化的事实,经常遭到亚非拉美国家的反驳。
(二)文化交流中的价值边界意识
一般说来,文化交流几乎都是按照“势差”方向流动,包含强劲能量的文化更容易扩延自己的边界,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麦当劳等把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而非洲丛林中的原始舞蹈、爱斯基摩人的渔猎方式,却很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但是,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张力和弹性,当弱势文化被压缩到一定限度时,总会激起反弹。而那些无力应对全球化力量的国家或民族,只能听任强势价值观的摆布了。一般说来,在内容和形式上接近的价值类型容易超越边界,走到一起。比如:欧盟成员国从民族意识走向欧洲一体化意识,要比世界各大洲的不同国家走向全球一体化容易得多,“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价值边界的进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体用之争,包含着对中西方价值边界的不同解读,其中有价值守望中的“故土之恋”,也有价值交流中的危机感,这就有了不同的态度,即:迎合外来价值的普遍主义态度,拒绝外来价值的保守主义态度,“拿来”与“走出”结合的态度。“变动着的全球力量平衡逐渐远离西方以及更多的声音传回西方,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成了,即现代性将不被普遍化。”[5](P14)“与其说出现了统一的全球化,不如说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强劲的趋势,即全球差异阶段的出现,它不仅开启了‘文化世界橱窗,让遥远的异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而且提供了一个场所,让文化的碰撞发出更嘈杂的音调。”[5](P18)
(三)边界意识中的价值纷扰
价值观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引领作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由于价值观存在差异,在不同层面上的主体行为都会有边界意识。就个人和社会而言,价值观是一种生活导向,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观。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时,人们的行为才能高度一致并符合社会制度规范。当价值认同出现问题时,人们的行为也会偏离制度认同。而当价值观出现问题时,思想上的自贬会使一些人放弃价值坚守。思想涣散造成的价值弥散,导致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张扬,不同个体的利益追求相互冲突而缺乏有效的协调,不同群体在公共资源配置上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这又会激化社会的价值失范,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边界意识的混乱还使人们产生一种价值恐慌,激起人们对社会体制的怀疑,使社会监督失灵,形成监控危机,它一方面引起社会颓废,另一方面呼唤更严厉的制度或政策出台。
三、影响核心价值边界意识的因素
(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对价值边界意识的影响
任何国家的经济状况都是价值变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6](P276)这不仅是经济边界的移动,也是价值边界的移动。经济全球化以及价值多元化,使民族文化固有的矩阵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序列。当今世界,美国文化和价值输出是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欧洲发达国家在价值观上也处于强势地位,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国。经济中心的更移会造成价值影响力的损益,那些经济力量薄弱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价值恐慌。即使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人把美国文化的同化过程称为“全球文化同质化”,芬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用“全球文化地方化”与之抗衡,法国援引“文化例外论”来阐释自己的主张,加拿大以“文化主权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在多元经济的影响下,价值边界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它在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寻求结合点,造成价值边界走向的非线性特征。
社会转型对价值边界影响极大。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价值边界被改划了,一些价值边界消失了,还有一些价值边界模糊了。可见,社会变迁也造成价值的边界移动,它经常在模糊中保持着清晰,在融合中夹带着分离,在同一中保留着多样。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边界意识的影响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文化及其价值试图超越地理界限,形成“全球化”态势。肯德基、阿迪达斯、芭比娃娃等等,都有西方的价值印痕,而航天技术、航海技术、克隆技术等使价值的边界进一步延展,也带来了新的价值质疑。各种社会信息和价值观念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得到迅速传播,将价值内容丰富化和复杂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主动推动对话的价值类型,会因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而具有较多的话语权,对价值边界的坚守也比较容易;那些不愿与时俱进的价值形式就逐步被边缘化。因此,科学技术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行为,造成了价值边界的移动。人们不仅在文化活动中追问价值意蕴,还把人类的主体地位提高到一个崭新界面。现代社会中,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意识形态的技术化和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交织在一起,技术壁垒包含着价值壁垒,技术交流包含着价值交流。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窃听门”,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先进技术,肆无忌惮地窃取别国的秘密或个人隐私,这不仅仅是信息的贯通问题,更是技术影响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或文化安全问题。
(三)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对边界意识的影响
文化交流对价值边界影响极大。在文化交流中,人们的时空观、价值观等都旋转多变,各种互有悖论的原则都在起作用,不同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维持着边界,思想和信仰等在“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脉”的位置挪移中改变着彼此的边界。世界历史上,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等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其价值边界是以各自的地域为中心向外推延的。“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是,精神将萦绕着灰土。”[7](P4)雅斯贝尔斯认为,每种文化都蕴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并以自己的内容构成价值边界。每种价值观犹如被激活的动力点,向外辐射,造成文化延伸的不同步性以及价值边界走向的不一致性。在中国历史上,唐代的文化交流和借鉴是最为典型的,对价值的理解也是开放式的,它吸收了胡文化的风采,加工改造成自己的价值形态,唐文化的价值边界也因此变得模糊了。文明的冲突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边界意识,“压抑的、禁忌的、强求一律的文化政策肆意蹂躏文化健康的生活,窒息它的内在活性。开朗、宽容的文化政策则推动文化在多元扩展和深化中展露新颖”[8](P446)。全球化的社会交往使人们超出特定的价值界限,工业、事业和教育领域改变着文化的边界,因特网则以其超凡功能推动价值边界的更移。
参考文献:
[1]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ed. Arthur Help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印]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M].李风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Nelson 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Boston: Little Brown,1994.)
[4]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全球化的边界[M].赵国顺,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局,2008.
[5][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M].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黄正东,唐少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