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实践，曲折难免但历久弥坚
黄祺
“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前瞻性和客观性，无论对于整个中国还是香港来说，继续实践“一国两制”，是香港可以选择的最好的道路。
1997年香港回归，对当时的中国和整个世界带来的震撼，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们难以想象的。
20年前的7月1日清晨6點，香港大雨如注，但丝毫没有妨碍解放军进驻香港的步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用卡车、坦克、直升机、舰艇，载着解放军驻港部队战士从陆路、空中和海上抵达香港。街道上，挤满了围观欢迎的香港市民。
大雨中的这个场面，后来在电影《去年烟花特别多》中被呈现出来。电影里，几名回归前退伍的香港军人，也在围观的群众中。当解放军的装甲坦克驶过眼前，这些退伍军人本能地向着解放军行起了军礼，以庄重的眼神见证着这一历史时刻。这个细节背后，有太多香港人的故事和情感——无论怎样矛盾、忐忑、彷徨、担忧，香港回归已经变成了现实。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交接仪式。
解放军的入驻，代表着中国正式开始对香港行使主权，代表着从那一刻起，“一国两制”不再只是一个设想、一个理论，而是开始了它在香港的实践。
在“九七”回归之前的几十年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已经预料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必定会遭遇各种挑战，不可能一帆风顺。“二十三条”立法受阻、“占领中环”等事件，只是种种矛盾、挑战的集中爆发。但是，这些挑战与风波，无法否定“一国两制”在实现香港回归和后来20年的持续繁荣上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前瞻性和客观性，无论对于整个中国还是香港来说，继续实践“一国两制”，是香港可以选择的最好的道路。
从未有过放弃香港的念头
“九七”回归之前，为了让普通人理解“一国两制”，有一个通俗的解读：股照炒、马照跑、舞照跳。这个说法生动形象，因此深入人心，但也让很多人以为，“一国两制”构想是一个新的理念，是为解决香港问题度身定制的。不过，历史却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
早在1949年上半年酝酿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香港、澳门问题，就已经摆在了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桌面上。
港澳台问题被称为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三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个说法的由来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和平解放，对舟山群岛、海南岛、一江山岛等的武力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国家统一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就剩下了英国、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非法占领的香港、澳门地区和中国国民党政权盘踞的台湾地区。
1951年周恩来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港澳。后来周恩来把中央对待港澳的态度，归纳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选择这样一个策略，是当时中国现实状况和国际环境所决定的，但第一代领导人从没有过放弃港澳的念头。
从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的30年中，“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被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当时中国对外的公开表述是：香港、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所谓的“现状”，最大的含义就是香港、澳门两座城市的资本主义性质。对此，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表示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容忍。
周恩来1957年4月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涉及了怎样看待“资本主义在港澳”这个敏感的话题。他提出，要尊重港澳自身的经济规律和特点，“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办事”，不能“内地化”，不能“社会主义化”，要同港澳的的资产阶级合作，要“保持和扩大香港这个阵地”，“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周恩来的这段讲话，代表了当时党中央对港澳问题的认识和战略。
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国客人的会见时非常明确地讲：对于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终于拿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1997年。这是1972年10月，周恩来在接受英国记者访问时，第一次向全世界给出的“最后期限”。他说：“当条约到期时，两个国家必须进行谈判。既然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
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以及容忍香港的经济制度，事实上就是“一国两制”构想的雏形，最终，“一国两制”在1979年后被邓小平逐步明确和完善，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全新的范本。
“台湾方案”的“香港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开始重新着手思考和解决国家统一问题。1978年下半年中美开始建交谈判，中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邓小平认为，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在这后面的几年中，邓小平、叶剑英曾在不同场合表述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到1983年，“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已基本成型。但是这个方案并没有得到当时台湾中国国民党当局的认同。
台湾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时间，用“一国两制”来解决相对成熟的港澳问题，成为新的方向。
事实上，中英之间长期搁置的领土和主权争端，最先是由英国方面“解冻”的。1979年英国香港总督麦里浩访华，与邓小平会谈时，询问邓小平：“土地契约”可否续签过“九七”？事实上，这是麦里浩试探中国对香港“九七”的态度。
邓小平回应说：“现在有人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特殊的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间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这次表述，是一次清晰而坚定的表态。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但要知道，在邓小平说这番话的1979年，世界格局与今天大为不同，中国领导者需要面对的困难和压力都要比今天大得多。
1979年，香港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亚洲最为富裕和发达的城市，高速增长的经济为香港带来了发展黄金期。而同时，中国内地刚刚遭遇长达十年的混乱，经济瘫痪，社会落后。在如此大的差距之下与英国谈香港的主权收回，需要大智慧与大战略。
与台湾问题不同的是，香港问题还是一个外交问题，因此，邓小平不得不考虑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如何“香港化”。
从1979年到1983年，邓小平对香港问题进行了四年的调查研究，以“台湾方案”为蓝本，初步形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后来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就是以这“十二条”特殊政策为基础进行的。
从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始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持续了两年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其间，一定充满了波折。特别是关于驻军问题，曾经让邓小平动了“雷霆之怒”。邓小平说：“我们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最终，就像1997年7月1日清晨大雨中全世界看到的那样，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进驻香港，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和底线。
困难早有准备但从不妥协
1984年12月，中英在人民大会堂签署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协议中中国声明了香港回归以后实行“一国两制”的“十二条”特殊政策。这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中国用事实证明，实现国家统一也可以有全新的模式。
从1985年到1997年，香港进入了从“旧香港”到“新香港”的十二年过渡期。
尽管大局已定，尽管有“一国两制”这一颗定心丸，但被占领一百多年的香港，面对即将到来的“九七”，还是有着复杂的心态。
在这一段过渡期中，中国内地对于一部分香港人来说，是投资的乐土，而另一部分人面对未来，却充满了悲观和不信任。
影视剧大概是最能真实反映一个社会中人们心态的载体。
1991年中國内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讲的是一个香港人到深圳开工厂的故事。电视剧中，香港人江生到深圳投资开厂，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丰厚的利润。当时的港商在内地被奉为上宾，不管是经济能力、经营理念，甚至社会地位，都让人羡慕。
现实中，那也是香港投资者在内地最为风光的时刻。上海香港联合会会长姚祖辉回忆说，1990年代开始，大量的香港人来到上海。“大家去淮海路、南京路看到现在很新、很漂亮的大楼，很多都是香港人投资建造起来的。香港商人到内地，带动了上海和全国的房地产、会计、法律、创意文化等等产业。”
香港商会会长李剑锋所在的香港瑞安集团，是最早闯荡内地的香港房地产企业之一，在很多人对时局充满疑惑的时候，这家公司却对未来进行了乐观的预判。李剑锋说，瑞安房地产在上海发展了20多年，1991年就参与了上海旧城改造。后来，瑞安在上海留下了最负盛名的作品——上海新天地。
在一些人开辟投资热土的同时，一种彷徨不安的情绪，也笼罩在香港的上空。1997年前后出现的一批香港电影，如《去年烟花特别多》《玻璃之城》等等，都透露出香港人的这种复杂的情感。
香港人的彷徨也好，国际社会的疑虑也好，最终，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九七”回归这一天的到来。在完全和平的情况下，中国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要实现“一国两制”，必须要有一部保障“一国两制”在香港“五十年不变”的“小宪法”，这部“小宪法”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些年香港发生的几次风波中，都涉及到对这部基本法的认识，如果回顾基本法的诞生原因，那些试图动摇基本法的人就会明白，想要按照他们的想法改变基本法，触及了中国政府的底线。邓小平曾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了4年又8个月，其间有两次逾一年时间在香港和内地各地区、各部门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几上几下反复修改，最后于1990年春推出。
正当中国在为“九七”回归做详尽的准备时，英国却开始“反悔”了。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英国改变了之前的合作态度，强力推进所谓的“代议制改革”，英国打着“民主化”的幌子，目的无非是想在“九七”以后，保留自己在香港的影响力。
对于英国的举动，邓小平表现出非常坚定的态度。他说，“英国人最近要从政治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九七后英国仍然要管理香港。……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最终，中国摆脱了英国的纠缠，基本法从1997年7月1日开始实施。
现在看来，前几年香港出现的非法“占中”活动，“旺角暴乱”事件，“港独”议员宣誓风波以及二十三条立法受阻、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等事件中，仍然能够听到20多年前英国所标榜的“民主化”的声音，这些风波背后，也有着复杂而深远的背景。但无论如何，当年的历史可以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可能遭遇的困难，中国早有准备，但却不可能妥协。
“九七”回归之后的十多年中，香港享受到了内地游客拉动消费和香港投资进入内地带来的经济获益，也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度过了非典疫情、亚洲金融危机。就如“一国两制”构想中希望的那样，香港保持了自己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金融地位，这颗“东方之珠”，至今仍保持着无可替代的夺目魅力。
“香港实践”任重道远
对于香港回归后的“变与不变”，林郑月娥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变的是香港的发展，过去20年，香港经济累计增长82%，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不变的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回忆从总理手中接过任命的那一刻，林郑月娥坦言：自己任重道远。
近几年的几次风波后，香港社会中出现了“港独”这种危险的思潮，对此，无论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都表达了坚决的态度。
对于遏制“港独”思想，为“二十三条”立法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二十三条”指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第二十三条，内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澳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已经率先完成了“二十三条”立法，但是香港的立法工作却从十多年前开始受到阻挠。一些反对人士认为，为“二十三条”立法会伤害香港的民主制度，一些人用极端的方式，制造事端来反对“二十三条”立法。
对于“二十三条”立法的问题，林郑月娥最近回应时重申：“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特区在宪制上的责任。大家看到世界各地发现很多恐怖活动事件，二十三条立法可以保障国家安全、保障香港和700多万市民的安全。但由于过去我们曾尝试为立法而引起极大争议，所以我的立场是在任內需要努力创造有利立法的条件，才能够在香港社会处理这个议题。”
事实上，经过了20年“一国两制”实践，反对者们用来“说事”的司法独立问题，香港处理得非常理想。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布的《2016-2017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在全球所有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和地区当中，香港的司法独立排名第三，在亚洲更是排名第一。
香港律政司司长、资深大律师袁国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回归的20年中，香港确实发生了一些对香港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制度带来挑战的事件。他表示，“无论是‘占中，还是‘港独，我们完全是通过法律和专业的角度去处理这些事件的，才让事件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处理。这也证明了香港的法律制度是非常健全的，能够应对重大挑战。”
袁国强认为，大多数人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治环境充满信心。“我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中发现，很多人都说，如果是要到亚洲来从事投资的话，香港一定是他们首要想到的一个地方，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
香港过去的发展，得益于优良的法制环境，而香港未来的发展，同样要依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优良的法律环境。袁国强认为，未来香港的法治发展，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方向。“我们律政司经常谈到，要把香港发展为一个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在亚太地区也好，在国际范围内也好，香港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我们香港的国际仲裁中心在全球排名第三。” “十三五”规划当中，中央政府明确支持香港巩固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肯定了香港在解决国际法律及争议问题上做出的成绩。他认为，香港要不断强化自己在国际法律仲裁方面的能力，才能继续保持香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法律优势。
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事物，要评价“一国两制”在香港20年的实践，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就算遇到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冲突，“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韧性依然是有目共睹的。
“彩虹总在风雨后。正是因为经历了一些风雨的洗礼，‘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内容才更加丰富多彩，它所闪耀的成功光芒也更加璀璨夺目。”张晓明说。（本文参考了齐鹏飞《“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