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美德的时代和本土化吁求
王明霞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镇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道德调节也从私人生活领域向着公共生活领域转变，亟需提升民众的公共美德品质。但是我国无论是历史发展还是现代化的转变及文化发展都异于一些西方国家，因此必须找到适宜中国发展情景的公共美德价值及其外在形态。传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德性精髓，适应中国发展情景，体现本土的发展脉络，以制度促美德，创新公共美德养成机制是进行本土化研究，提升公共美德的必要路径。
[关键词]公共美德； 公共社会生活；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2-0037-05
所谓公共美德是指个体在公共活动领域中呈现出来的德性和品质，具体包括个体对平等、正义、宽容、尊重他人等公共理性品质的追寻以及对公共善的维护。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信息化发展带来的公共活动领域的扩大，人们从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既松散又不可分离，公共交往日益成为每个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生产及生活方式，伦理主体生活的场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伦理调节方式渐渐失去其原有的约束力，因此社会的发展要求个体具备现代社会的公共美德，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精神支撑。另一方面，最早的关于公共社会的研究起源于西方社会，现有的关于公共美德理论大多是来源于西方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共美德培养在土壤、性质、目标、具体路径上还是有别于西方社会，因此中国的公共美德问题研究不能脱离中国本土已有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适合中国现代化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的公共美德精神品质。
一、公共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和延伸期盼着公共美德素质的提升
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它为基础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镇化及网络信息化快速发展，我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道德调节也从私人生活领域向着公共生活领域转变。
1.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瓦解了私人关系网络，形成新的社会公共交往场域。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波及到中国经济生活的深层价值内核，而且促使社会伦理调节的变革。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简单，生产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局限于家族、亲属、邻里等伦理关系，商品的交换存在于一定的狭小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囿于在以“三纲五常”及风俗人情维系的所谓私人社会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是一种指令性经济，在这种体制中生产产品的种类、数量及销售都依赖于相关的国家政府机构的计划，经济主体（包括个人和企业）缺乏独立性，受到国家相应法律、制度的限制。国家政府机构相当于家长或者保姆的角色，它包办了经济主体生产、就业甚至婚姻等私生活，个体之间的交往局限在社队、工厂等单位的闭合经济系统之内，缺乏开放性、流动性，人们依然生活在特定的熟人环境中，主体的行为被高度政治化，国家与社会没有完全分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掺杂在一起，伦理关系追求“崇公抑私”、“大公无私”等道德品质。20世纪7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我国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取代了国家政府机构的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经济主体可以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及自身的物质利益自由支配自身的行为，调动了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解放了生产力。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变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经济生活超出了家族、乡村及单位的范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由许许多多的陌生人组成的公共生活领域，道德调节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一方面，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或者个体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出发点和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主体之间的种种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的一种发展态势。在经济交往实践的不断发展中，经济主体逐渐意识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形成的交往领域中要获得个体的某些利益和发展机会，不仅需要参与到这个新的公共交往领域中，而且应该遵循一定的制度及道德规则，促使一些经济主体觉醒并形成主动提供服务的意识。在这个新的公共生活领域中如果大声疾呼“崇公抑私”的道德，已经廖无几人跟随。生活在现代公共生活领域中，必须尊重每个个体的利益，但是随着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发展，个体会越来越意识到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是个体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新的公共道德规范需要重新确立并需要通过新的培育途径和方式得到发展，保证大家共同活动的公共领域秩序得到维护。
2.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传统的生产、生活领域及伦理关系，逐步融入到新的都市状态活动领域和新型交往关系。
随着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向城市中发展，再加上近几年来“村改居”社区化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发展报告2010》中指出：“今后 20 年， 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也就是说， 到2030年将有4亿农民进城，中国城镇人口中有一半是农村移民。”[1][P95-113]城镇化过程不仅带来人们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而且带来了人们精神生活及伦理秩序和关系的变化与转型，呼吁新的伦理价值和规范的融入，维护新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伦理关系。“随着社会主义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外出务工员工的增多，以宗族血缘关系和乡土邻里关系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逐步向以地缘、业缘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转变；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协作，既讲效率又讲人情的新型人际关系，开始在农村社会逐步形成。”[2]（P74）现在中国农村中青壮年大多都已经转向都市状态生活，交往领域不断扩大与延伸，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由许多陌生人或是与自身极为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公共生活领域中，原有的以血缘、乡土风情维系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和规则已渐渐不再完全适用于新的活动领域。我国的城镇化过程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展开的，现在两个转变交织在一起，更是加速了我国公共交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一种互惠互利共同体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伴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主性的增强，人与人之间关系又变得疏离而独立，传统的伦理、家族、血亲、等级依附性在减弱。城镇化的过程是一种社区化发展的过程，更多的乡土农村人口将转变为在社区中居住的城市居民，他们也拥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如大家依然喝着一样的水，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拥有着共同的楼道、交通，享有着社区或者街区的公共设施、绿化及服务。这将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亟需调控公共生活的伦理关系的德行品质的整合，形成新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新需要的道德规范，因此产生于公共活动领域的公民美德成为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有序、稳定发展的必要伦理基础。
3.信息化进程中，随着网络在我国的高速发展，让更多个体从狭隘的私人交往关系中解放出来，衍生了一个平等的、多向度的虚拟公共交往领域，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进一步分化。 互联网及其诸多的终端产品以惊人的速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活动领域，改变了许许多多的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及交往方式，他们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甚至语言的限制发出和获得各种信息，同世界各地的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进行着不在场域的交流，为更多草根民众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广袤的、便捷的公共领域生活。随着以用户创造性发挥为特征的Web2.0形态和终端工具的使用与普及，网民参与以虚拟互联网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生活、表达权益和个体意见的方式更为快捷、影响范围也更为广阔。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化过程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虚拟、不在场域的交往导致一些破坏正常秩序的、不道德的极端化、违反公共道德及法律行为的出现，如肆意侵犯他人隐私、造谣诋毁他人、恶搞成风、散布虚假信息甚至诈骗等，因此如何建构一种新的、适用的、可行的公共网络德行规范和制度将是我们当前社会发展必然的要求。
在公共活动领域中，个体之间交往的身份是由所处的公共领域的特性决定的，而不再是由个体私有的属性所界定的。这种交往是一种平等的并有着公共目的的交往模式，不论你在家里是父亲还是儿子，在单位是领导还是普通职员，在公共领域中都是相同的身份，在社区或者商区中都是“业主”，在公交车上都是“乘客”，在旅游景点都是“游客”。特定共同体中的成员有着共同利益和目的，应该遵守共同的伦理规范。当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快速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公共利益问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如生态环境、食品安全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最美教师”、“最美战士”、“最美妈妈”、“最美护士”、“最美司机”等“最美人物”的“最美事迹”涌现，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赞美和推崇，反映了人们内心对良好社会风尚和价值导向的一种企盼，对社会公共道德和良知的一种期许。公民美德是现代文明社会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也是提升人们幸福指数，建设和谐、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社会发展中公民美德缺失的现象却时时在叩问着我们的良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成为一些年轻人的口头禅，对公共事业漠不关心，对一些社会丑恶和违背道德的现象缺乏批判精神；生活环境涉及到公共的部分就呈现出脏、乱、差，如公共楼道垃圾不断、公共设施遭到破坏、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违反交通规则、翻越栏杆、马路上飙车；诚信缺失、商品质量低劣、造假售假现象屡禁不止，致使公众不能够放心消费。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公众公共责任的缺失，公共良心的沦丧成为我们快速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桎梏。因此，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公共美德的提升。
如何在越来越扩大和延伸的公共领域中推行新的、适合的公共伦理关系和德行品质，是解决当前道德难题及道德滑坡现象的必要途径，培育和提升公共美德亦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伦理基础。现有的公共美德理论很多是来自西方社会，虽然文明在某些程度上可以借鉴，但我国无论是历史发展还是现代化的转变及文化发展都异于西方国家，因此必须找到适合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公民美德价值及其外在形态，进行本土化研究，而不能一味引进，否则将水土不服、流于形式。
二、回应本土化需求，吁求和培育适合中国发展特质的公共精神品质
马克思曾指出：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的历史形成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3]（P554）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制度等差异，属于意识范畴的公民美德的发展脉络、内在价值及外在形态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中也会有所不同。中国的公共品质培育和提升既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更需要回应本土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及现实的诉求。
1.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体现文化发展的延续性。
一方面，文化是深深地沉淀在人们的灵魂中，具有一定发展延续性，虽然现实的发展与历史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但是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实中个体日常行为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新的德行品质和价值的培育发展只有找到与“已有”或“已在”思想文化的对接，它的认同感和生命力才会更为加深与强大。“任何公民意识的理论都不能割断与本土的传统文化的联系，公民生活于复杂而悠久的文化网络之中，传统文化无论是作为一种‘在先的价值凝结，还是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的物化实体，都会随着其载体的传递影响着公民主体。”[4]（P171）对于传统文化应该一分为二地扬弃，虽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体制中形成的某些思想意识不利于当今民主政治社会的发展，如官本位、人伦等级关系及人治等思想确实不利于个体平等、主体意识的确立，但是传统文化中一些精华思想经过历史的洗礼与积淀，依然是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特征的，如爱国主义思想利于培育公民对共同体责任意识，仁、信、礼、勇等思想对于培育公民诚信、关爱、文明礼貌、责任意识，克服市场经济中过分利己等亦有积极意义。在公民美德培育过程中一味全盘西化，割裂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血脉联系是不可取的，这样会降低个体对德性品质与规范的文化内在认同感，增加推广和普及的难度。属于文化意识范畴的道德有自身相对稳定的历史继承性，体现在口口相传的处世警言中，传统美德更是前人几千年积累的维护社会人际关系及实现自我价值的经验总结。历经时代和社会物质发展变迁的不断洗礼，传统文化中部分内容会逐渐被淘汰，但是每个民族总会把最适合本土发展和维系本民族关系需要的文化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延续下去。美德作为内化于心的精神品质不可能完全是由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直接“制造”出来，更不可能把西方社会相关理论直接嫁接进我们的意识范畴，它离不开历史传统的精神底蕴。因此，应该吸取传统历史文化中的智慧和养分，稳步、有序地提升中国人的公民美德品质，培育出既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特质又适应现代化语境全球化发展的有卓越德性品质的社会个体，以促进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2.适应中国发展情景，体现本土的发展脉络。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美德已经凸显出来，这也是中国国民素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标志，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有赖于一定的社会发展情景和适宜的条件。我国公共美德的生长与发育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就其共性来说，我国公共美德产生与发展有着和其他国家共有的特质和价值理念，如都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都倡导平等、宽容、责任等价值理念；就其个性而言，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美德的成长和发育总是有其自身的发展情景和脉络，我国的公共美德品质的逻辑起点、价值理念和发展过程有着特殊的形态和机制。首先，西方很多国家市场经济和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离不开浓郁的宗教背景，而我国虽然有宗教传统，但是宗教一直都不是民众的主流生活方式。宗教是西方民众精神品质形成的重要背景和条件，“宗教通过不与它对立的一切民主本能，并利用其中的一部分，便可以顺利地抵制它的最危险敌人即个人的独立意向”[5]（P545）。宗教信仰利于民众精神中的文明礼貌、责任感及对共同体的维护等品质的形成。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自律，宗教是他律。他律在公共美德发育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在西方社会发展初期，宗教可以分担部分他律的责任，让他律促进自律。由于宗教不是我国民众的主流生活方式，我国公共美德的发展必然和西方有着不同方式和脉络。其次，西方大多数现代国家形成于单一民族或者是移民国家，而我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身明显的特色和发展状态。爱德华·希尔斯甚至断言：“无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成为市民社会是多么的可取、多么的需要，其间的障碍都是巨大的，殊少能克服。”[6]（P247）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历史都源远流长，虽然在现代化建设中，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小，但是还是存在诸多的不同。在一个多民族的缺乏宗教主流生活传统的社会培育公共美德，我们完全照搬西方公共精神品质发育和成长模式肯定不合适，我国公共美德的成长和发育只有体现和走出适宜本土发展特质的道路，才能有生命力和发挥其约束力，实现价值，这也是中国学者在探索我国美德教育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3.创新公共美德养成的保障机制，发挥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
公共美德是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卓越品质，关涉的是公共利益生活，外在形式上似乎和个体切身利益相关性不大，因此个体自觉实践公共美德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在最初之时一般比较欠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提到过：“他的个人利益对他所说的话，可以完全违背公共利益；他那绝对的、天然独立的生存，可以使他把自己对于公共事业所负的义务看作是一种无偿的贡献，而抛弃义务之危害于别人会远远小于因履行义务所加给自己的负担。”[7]（P28）在卢梭看来，由于人的自私而导致的对公共利益的蔑视最终将会导致政治共同体的幻灭。公共美德虽然是个体卓越精神的体现，它的形成离不开个体的自我修养及自我提高，但在形成最初时期离不开外力的约束，即他律的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在公共场所和公共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文明礼貌等美德精神，一方面来自他们文化中宗教他律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于法治建设的重视与完善。随着中国公共社会生活与交往的不断发展，提升公众公共美德修养也迫在眉睫。如前文所述，我国民众文化中缺乏强力宗教的外在约束，因此在公共美德建设的初期就应该强化法制及相关制度的外在约束力，用公平、公正的刚性的制度建设为公共美德的养成保驾护航。在加强学校、社会教育的同时，健全相关公共场所行为的制度约束是当前创新美德养成机制的一个有效途径。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有诸多的不完善，民众的公共道德约束力在各种纷扰复杂的利益面前显得有些脆弱，更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个体在公共场所及公共事业中的行为进行制度约束，长此以往，个体的规范行为就会成为一种习惯，逐渐内化于心，形成自律，自觉提升公共德性品质。新加坡能够从一个贫穷国家发展成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对个体道德建设尤其是公共道德建设的重视。在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机制中特别强调制度建设，以法律促进道德，加强自律和他律的结合，共同发展。这是值得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公共美德建设中借鉴和学习的。
随着社会公共生活场域和交往的扩大与延伸，提升个体公共美德品质是时代发展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吁求。在培育公共美德过程中应该立足于我国现实，充分考虑本土发展因素，除了传统文化、宗教生活、民族构成的不同，还要探讨和研究其他不同于西方的构成条件，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等因素。只有适应中国发展脉络，传承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把时代特色与本土发展有机会结合起来，以制度促进德育，不断寻找和创新德性培养的有效路径，才能切实提高我国民众的公共理想和美德品质，这也是当前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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