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席地而坐，跟你有什么关系？
年轻导演试图在他的第一部电影中说尽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人如何看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似乎是电影作者为自己命运设下的隐喻。如果痛苦和你没有关系，那么梦想也和你无关
特约撰稿 草西 发自柏林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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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流程来的”
大象席地而坐。一头失掉尊严的庞然大物，纹丝不动地坐在马戏团，一点不轻盈，甚至有点蠢。可是这个跟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场景，却具有谜一般的魅力。在《大象席地而坐》（简称《大象》）被宣布获得6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及和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之前，它已经成为这届柏林电影节的“爆款”之一。通常情况下，当我报出一部影片，售票人员需要重复一遍片名，再开始翻箱倒柜查询余票。这次，我才刚刚说出“大象——”，工作人员就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微笑：“没有票了。”
于是我按照流程，提前45分钟去现场排队，如果有空位，便可以成为幸运的补位观众。然而《大象席地而坐》的“世界首映”被安排在了周五晚饭后一个不太大的影厅，最终只有排在队首的两张西方面孔补位成功。剩下包括我在内的部分无票群众仍不愿就此散去，来自土耳其的检票人员极富人情味地劝退：“生命短暂，不要再等待。请大家另找地方享受人生。”
对有些人来说，在短暂的生命中，一小时的等待不算什么。对另一些人来说，将近四小时的影片在漫长的生命中却显得太长了。没人确切知道《大象》的导演胡波为何自杀，据《深焦》报道，“胡波四个小时的剪辑版遭到了出品方的抗拒”，在出品方看来，如此长度是“反市场、反观众”的，他们建议胡波把影片长度缩减到两小时之内，否则就将剥夺他的署名权。在摄影师范超看来，这可能就是压垮胡波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出品方是出于职业“理性”得出“反市场”的评价，而被“主流”院线电影叙事模式培养起来的观众，似乎也熟悉了所有电影该有的“流程”，即使还没看过《大象》。市场意识形态被资本从上而下塑造之后，开始自下而上生长，最终内化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有机的文化逻辑：对大众美学规范的捍卫即是对自我身份的辩护。大众文化“代言人”不断取悦大众，作为回馈，消费者主动替资本考量。
我最终看了《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的第二场放映。将近四小时的影片讲述了四个主角一天中的故事：中国北方县城，高中生韦布被粗暴的父亲赶出家门，在学校倒闭的最后一天为朋友打抱不平时将校霸误伤。韦布的暗恋对象黃玲和已婚的副教导主任暧昧，只为逃避歇斯底里的母亲。韦布的邻居老金睡在自家阳台上，在儿子处心积虑劝其去养老院的时候，惟一陪伴他的狗被恶犬咬死。校霸的哥哥于成是一个街头混混，被心仪对象拒绝，勾搭了最好的朋友的妻子，并目睹朋友跳窗自杀。四小时的故事，完整地细述每个人怎样一步步走向绝望。
“为什么打他？”
“我刚刚才知道，我爸是因为受贿才回到家里的。”
“跟你打人有什么关系？”
“我听到这些，就觉得应该动手。就跟流程似的。打人我不觉得什么。李凯偷没偷手机我也不觉得什么，他是我朋友。我按流程来的。”
这是韦布打伤校霸之后，逃亡去满洲里看大象之前，和黄玲在县城动物园“猴子笼”的对话。这看似顺理成章的“流程”，既是人性本能的自然生发，也有个人行为之后的集体助推。影片中，一条白色恶犬宛如社会戾气的象征，幽灵似的在街上游荡，随意附着在路过的人身上，人们的气息相互叠加相互摩擦后顺应而发。这时候几乎不能分辨，谁才是始作俑者了。但正如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到的一个电击实验的隐喻，谁都以为自己只是按照流程间接按下了一个按钮，仿佛不见按钮另一端受电击折磨的人，自己便不是直接作恶的人。
2016年，胡波带着还在剧本阶段的《大象》参加了First青年影展创投会。剧本最初的名字叫《金羊毛》，当时发布的概念海报上，少年的面孔让我想起另一部将近四小时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的《牯岭街》有着相似主题：少年杀人了，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是凶手，甚至连被害者也是杀害自己的凶手。这部电影1991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以及东京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即使已被部分影迷及业内人士推崇为台湾影史经典，但去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237分钟的修复版时，当少年杀人那一幕上演，观众席上竟然发出了笑声。试图在电影中找乐的观众如果找不到痒痒挠，便试图将快感建立在嘲笑比自己更弱的弱者身上。
“当时我看到一个人在用石头砸一只猫，问他为什么砸，他说砸猫让他感到很快乐。我本想制止，但是就这么看着他砸，我也觉得好像快乐起来。”
电影《大象》中副教导主任说着这些台词的时候，表情并不快乐。影片中的人物从头到尾没有露出过笑容——人与人之间和动物之间的相互欺凌一点也不好笑。放映时间在正午，观众有睡着的，有中场走掉的，也有人出去买了咖啡或者啤酒又回来。大部分观众全神贯注，没有人笑。
巧合的是，《牯岭街》里的“小四”张震因《绣春刀2》获得“亚洲璀璨之星”最佳男演员奖来到了柏林，而《大象》却没有任何主创团队前来，只有导演胡波的母亲出现在聚光灯下。看过首映的观众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她（胡波母亲）表示能来柏林电影节既高兴又悲伤，悲伤是因为儿子为了这部‘大象失去了生命。简短的发言后，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向观众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被搀扶着下了台，有人为她献了一束花。”
这不是按照流程来的。
“你哭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和胡波同名小说中的单线人物叙事不同，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是糅合了众多内核的一个寓言，年轻导演试图在他的第一部电影中说尽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和爱人，和家人，和朋友，和动物。电影用一种独特的语言视觉化了这种关系：极浅的景深将人物隔离在自我被极度压缩的空间里，环境则虚化成模糊一片。只有当人物关系互相牵动，进入（闯入，融入）主角的世界时，“他者”才有了较为清晰的面孔。这种隔离和进入又是通过精心调度的运动长镜头实现的：平均七分钟一场戏，一場戏基本只有一个长镜头。
镜头语言强化了影片的压抑气氛。人物局促于阴暗狭小的空间，空间之外更是毫无气息的存在。“我的世界是一片荒原。”片中一位被校园恶霸欺辱的学生从韦布身边走过时念了一句，念诗者的脸仍然没有进入焦点。《荒原》是美国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1922年创作的诗歌，百年之后，世界依旧寸草不生。
“他不是因为我才跳楼的，所以我不会感到愧疚。”
“因为你不见我，所以他死了。都是你的错。”
“学校出了事，最后都会变成我的问题。”
“你哭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到底在难过什么？难过之后会遇到的麻烦？”
一旦出现麻烦，《大象》中的人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将自己从中抽离出来。冷感和孤独互相成就，世界最终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荒原。正是这样一种普遍的孤独感，而非所谓的中国奇观，引起了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共鸣。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FIPRESCI）此次在柏林电影节的评审之一Teresa Vena 对《大象》评价如下：“近四小时的运行时间超过了传统的影院格式，但没有一分钟厌倦。电影让观众深入沉浸在一个外部情感世界中，因为这个外部世界提供了使观众产生自我认同的接触点。他以极大的同情心追踪角色所遭遇的冷漠、忽视、拒绝和暴力，似乎这几个角色是他自我的几个分身，用电影对环境进行悲观的盘点。故事的严肃性和悲剧性融于利落而不矫情的对白中。摄像机轮流紧贴每个角色，静态地捕捉动态。《大象席地而坐》是导演留下的非凡遗作。”
“我要去满洲里了。”
“为什么？”
“那里坐着一头大象。”
“和你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大象》获得国际好评后，国内从之前的冷眼观望转向对集体荣誉感的想象。《大象》中的主人公自语：人如何看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似乎是电影作者为自己的命运设下的隐喻。如果痛苦和你没有关系，那么梦想也和你无关。个人只顾自扫门前雪，满洲里就不指望有生机勃勃的花园。
“我会想我还能做什么”
所以，为什么要去看大象？“动物坐在动物园里，拒绝进食或移动，仿佛试图否认自己的存在；对于这四个角色来说，这似乎是回应了他们自己异化的存在。”前《南华早报》电影编辑Clarence Tsui在《好莱坞报道》中如此解读。
物伤其类。校霸的哥哥于成最后找到韦布，他这样问：
“如果让你从这里跳下去，你会想什么？”
“我会想我还能做什么。”
听说韦布要去满洲里看大象，于成眼神漏出了光。“我还能做什么？”他叫手下替韦布买来火车票，不再计较弟弟的恩怨。
中年教导主任和黄玲约在咖啡馆，念叨“人是不会好的。”少女露出一脸不屑。当她和主任的关系公之于众，面对上门的羞辱，她拿起铁棒，痛击成人世界的规训，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车站。
被儿子的冷漠伤透心的老金下定决心去养老院，却看见黑洞一般的格子间里一个个垂暮的黑影，生命尽头已经毫无尊严可言。“我还能做什么？”经过黑暗中的静默的超长凝视，老人决定加入看大象的队伍，和韦布交换了衣服，像是一次生命的转世。
金基德携新片《人，时间，空间，人》（Human，Space，Time and Human）在柏林首映时介绍说，我的故事很简单，除了残忍就是残忍。对人性之善尚有残念的观众质疑：人物太极端了，社会哪有那么阴暗？金基德抱以狡黠的微笑。成年人可以坦然与恶共处，但胡波的少年气就在于，他不能。他一直在想他还能做些什么可以站在恶的另一面。胡波最初在First创投时解释，这部作品不是关于绝望，而是关于爱的：“爱是沉默的行进与牺牲。”少年的牺牲无法撼动受伤的庞然大物，但他却用有限的轻盈搅动了那摊浑浊的死水。被父亲赶出家门的韦布将唾沫黏在火柴上，再将点燃的火柴抛向狭窄楼道里低矮的屋檐，屋顶上，蜘蛛一样张牙舞爪的纹路像一朵朵黑色的花。
《大象席地而坐》在主人公听到大象叫声时戛然而止，而小说结尾比电影更加残酷：“等我贴着它，看到它那条断了的后腿……说实话我很想抱着它哭一场，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气真大，然后一脚踩向我的胸口。那几个动物园的人跑过来的时候，我还能看见他们嘴里骂着什么呢。”
但这已经是電影之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