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 要]延安新哲学会的成立，掀起了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风。以艾思奇、杨松、和培元为代表的延安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中国化之路径，同时他们批判地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结合提供历史文化的根据。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引领了抗战时期的学术中国化和文化大众化运动。

[关键词]延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11-0040-06

[收稿日期]2014-05-2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2SJB710016）。

[作者简介]蒋明敏（1982-），男，江苏溧阳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胜利结束长征，使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客观上为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前后，大批怀抱救国理想和革命激情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作为学者，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哲学教科书；他们身为教员，指导党员干部理论教育活动；他们成为战士，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投身大众化的生动实践。延安知识分子在与政治领袖、革命群众的良性互动中，塑造出伟大的“延安精神”及其行为模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逐渐让共产党人懂得，“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但由于过去“注意的太不够”，“理论活动仍很落后”，毛泽东告诫党员干部“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1]（P193）。1936年夏，他发起了第一次“理论攻势”，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鼓励、支持下，知识分子以各类学校和研究机构为依托，编译、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并积极参与学术论争和思想论战，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其中，艾思奇、陈伯达堪称延安新哲学研究的“旗手”。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艾思奇在上海编辑《读书杂志》时就已经享有盛誉，其代表作《哲学讲话》（后来改名《大众哲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教材”，该书在解放前曾再版32次之多。到延安后，他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讲授哲学，兼任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等职。稍晚到达的陈伯达先后参加中宣部、中央军委、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期间，他还经常到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授课。此外，杨松、和培元、张仲实、陈唯实、张如心、吴亮平也是新哲学研究的重要骨干。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杨松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宣传家，曾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941年初，在协助博古创办《解放日报》后，他又出任该报总编辑，分别与邓力群、吴亮平合编了《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社会科学概论》。“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家和培元曾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他“思想进步极快”。为纪念新哲学会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论新哲学的特性和哲学中国化》，被认为是新哲学“很重要的力作”，“贡献了极宝贵的意见”[2]。

延安新哲学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1938年6月，由毛泽东倡议、在哲学学习小组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是年9月，《解放》周刊第53期刊发了新哲学会的纲领性文献——《新哲学会缘起》，总结了抗战以来进步文化界在理论建设方面的成绩和缺陷，例如针对成果数量很多但内容贫乏，缺少专门化的哲学理论等问题。宣言明确提出理论工作担负着“应急的实际应用”的任务[3]。延安新哲学会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体，也是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学会32位成员大都有在大城市从事文教、出版工作的经历，他们大多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其中有海外教育背景或考察经历的达18人，但学会成员的学科背景比较复杂，哲学专业色彩并不突出，甚至没有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4]，体现了新哲学会将“旧的、新的、中国的或外来的各种派别都能加入这一个共同的研究”的旨趣[3]。

1940年6月21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茅盾等50余人参加了在大砭沟文化俱乐部举行的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主持人何思敬致开幕词，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称之为“中华民族再生的旗帜”。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先后致辞，他们分析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成绩和不足，指出新哲学会的基本任务，要重视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使之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并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5]。而抗战时期新哲学会工作的重点是“多到前线去，帮助和推动研究新哲学”，“多作些简短通俗的哲学小丛书，供给前方的需要”[6]。

在延安新哲学会的带动下，根据地普遍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风。1939年春，毛泽东组织艾思奇、陈伯达、和培元、何思敬和杨超组成六人哲学小组，他们每周学习一次，先后持续了三个多月。次年初，中宣部成立张闻天担任组长的哲学小组，大家研讨指导员艾思奇草拟的研究提纲，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受这股学风的影响，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纷纷组织学习、研讨活动，影响较大的有中国问题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自然辩证法讨论会等。他们主动联系其他根据地，甚至重庆等地的社会团体，确立业务上的指导与合作关系。这种日益高涨的集体学习氛围，推动了辩证法唯物论的传播，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

综观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及其活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非只是出于个人的理论兴趣，或树立革命领袖声望的需要，而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即在中国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党，“要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应用”[7]。作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不只要为自己“正名”，更是致力于领导全党去“求实”，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总之，延安新哲学会蕴含着党中央、毛泽东建构党的意识形态体系，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普遍行为准则的深刻题旨与宏阔构想，它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其规范价值超越了一般的认识意义。

二

延安时期，针对叶青等表示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于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并非内在的必然等言论，以艾思奇、杨松、和培元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民族化的社会依据、阶级基础，从学理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有力地驳斥了各种错误观念，廓清了党员干部的认识误区。

第一，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艾思奇表示，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完全是中国本身的需要，由于在社会发展中有其基础，也就是完全从中国自己本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出发的[8]（P767）。在近代，中国孕育出民主主义力量的基础，产生了具有高度觉悟性和组织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锻炼了广大能够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农民群众。总之，进步阶级基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进行艰难求索和反复甄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还在于理论“一般的正确性”。作为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联系着最先进的革命阶级的实践，是无产阶级客观地具体研究、解决问题的指南。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地域又因客观条件的差异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一切它的特殊的表现的存在，正证明它的一般的适用性，正证明在各种特殊的条件之下都能发现它的规律的作用”[8]（P765-766）。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既“能够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指明社会必然要向共产主义的前途前进”[8]（P721），又能指导不同时代、国家、民族制定出不同的革命斗争路线[8]（P36）。

杨松结合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程，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中国化之必然。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说明了中国有着适合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包括马列主义本身的科学性，苏联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民族抗战的实践，此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及无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也造成了接受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客观环境和经济条件。尽管中国无产阶级理论准备不足导致“革命初期在战略策略指导上的许多严重错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方面的学术研究之比较低的水准”[9]（P52）等问题。但在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实际应用的需要，这就为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实践进一步结合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杨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发展特殊性及其与世界发展的一般性的关系，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培元则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突出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的实际结合的过程，进而揭示出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使新哲学成为“强有力的生气勃勃的”思想武器。

艾思奇进一步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首先是运用“真正”“正确”地分析特殊性的科学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他强调中国化决不丢开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叶青等夸大“特殊性”而忽视普遍、一般和共性[8]（P772）。其次，依据中国的特殊情形，将理论应用于具体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9]（P250），用理论去研究、把握自己的现实材料，使之成为改造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锐利武器。再次，通过思想斗争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重点批判了叶青等借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错误，批驳向林冰将辩证法法则与科学方法对立的倾向。最后，强调在“理解”“精通”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他严格区分了两类理论创造活动，指出要适应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特定环境的具体活动，“在不变的正确基础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8]（P775）。

第三，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艾思奇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向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是领会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为此，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做到循序渐进：第一步，从书本知识入手，重点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者们的名著”[8]（P724），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第二步，尽量就事物本身作具体考察，“研究活的事实时的线索和引导”[8]（P723），可以“暂时丢开哲学公式”，集中精力把握对象的特点、内容。第三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指导实践，“分析事实材料的各方面，并把握这一切方面的联系”[8]（P724），乃至“依据事实材料来充实和发展辩证法唯物论”[8]（P726）。

杨松通过对马列主义中国化历程的考察，全面检视了其中的成绩、缺陷及一般和具体任务，进而提出推进各项实际工作的方法。他在深入批判“中体西用”和“国情论”的基础上，强调应以承认中国社会、经济和历史的特殊性为前提，引导中国化的不同主体担负起各自的任务：文化人、理论家要加强对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等问题的研究，积极参加中国抗战的实际斗争；革命者、专门家要重点夯实理论，强化对辩证法唯物论的学习和研究，推动“中国各门学术的马列主义科学化”，“以发扬和光大中华民族的文化，以获得中国文化在全世界之中的地位”[10]。

和培元提出着重从四个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是要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反对离开现实的纯学理研究、抽象教条与名词的堆积，或是庸俗的“辩证法的游戏”。二是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新哲学研究者应具备必要的历史知识。三是从哲学视角系统学习经典作家的论著，分析其中蕴含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想，进而总结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四是要系统研究和深入批判“中国目前各党各派的哲学思路”。[11]和培元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只有通过思想斗争才能充分彰显理论的科学性，并不断从中汲取养分。

总之，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探讨各有侧重。艾思奇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出发，分析了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意义，他长于作冷静、细致的学理探究。杨松从“中国学术马列主义化”的视角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任务，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理论旨趣。和培元突出哲学服务于实际斗争的政治价值，勾画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进路，展现了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坚定信念。

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想，挖掘、整理中国固有思想文化资源并从中汲取养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既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结合提供了历史文化的根据，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国人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在政治领袖的鼓励和启发下，陈伯达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清算”中国传统哲学，从中揭出一些“片断”“零碎”的辩证法唯物论因素，以证明它为中国所固有，绝非凭空移植的。首先探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问题。1939年，他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中指出，周代人“对天存疑”“无常”的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对人的发现”，是古人最初思想解放的功绩，也是“中国古代唯物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发展最原始的序幕”[12]。他强调，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战斗的、实践的，展现了民族发展的内在活力，可以增强人们战胜逆境和开创历史的意志，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就恰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12]。为此，在抗战时期要重视发掘、弘扬民族文化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传统，使之具备较为明确和完整的形式，真正成为民族复兴的战斗思想。

同年，陈伯达发表《老子的哲学思想》，着重分析了老子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老子称“道”是世界的本源，万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或否定的方面，社会秩序（礼）也不是固定和永久的。与“天之道”不同，“人之道”通常“损不足以奉有余”。陈伯达认为，这是老子辩证法观点在现实中最重大的结论[13]，老子是站在没落的小封建主的立场上，分裂和倒置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此后，他又通过《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深入探讨了“名实”“知行”关系和“中庸”思想。陈伯达指出，哲学史上的“名实”之争实质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了当时社会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老子认为概念后于存在，符合唯物论的基本精神；而孔子视“正名”为建立和巩固封建秩序的基础，试图以“君臣父子”等纲常伦理建构概念世界，是把真实世界倒置为概念世界，结果就成为无生气的、极抽象的东西。[14]

在陈伯达看来，墨子的“知行”观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渗透着辩证法思想，它代表社会底层阶级的意识，彰显了生产劳动的意义。墨子认为，“实”是第一，“名”是第二，“名”从“实”中摄取来的。同样，“行”对“知”具有优先性，“行”是“知”的来源和基础，人们通过感官获取“知”，但不仅限于感性经验。由“行”而证明“知”，“行”又是“知”的目的。陈伯达指出，人类获取真“知”，不在于“名”，而在于“取”，不在于“荡口”，而在于“迁行”[15]，他号召把墨家的伟大精神在有组织的行动中再现出来，在“坚实地踏上了展开了墨子的‘迁行的道路”[15]。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阐释“中庸”思想，是陈伯达以新哲学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他认为，“质”即是孔子所谓的“中庸”。“一定的‘质就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

“过犹不及”说明孔子发现了规定事物“量”的界限的“质”，“过”和“不及”都偏向事物对立的两端，“‘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15]。因而，对于一定的“质”要恰当地估“量”，取其“中”，不要“过”。他批判“中庸”思想夸大了事物“质”的规定性，不知道经过历史的发展，事物自身发生的根本性质的变化。[14]而儒家的“中庸”思想，到墨子就被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

这些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他审阅后曾致信张闻天，肯定了陈伯达以观念论阐释孔子思想体系的合理性，指出必须辩证地看待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孔子的哲学思想总体上是唯心论的，但是，机械唯物论却忽视主观能动性故而不能战胜唯心论。孔子的“名实”观，“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近似于“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所以，如果改为“实不明则名不正”[16]（P130），就符合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他表示，同是在做“正名”的工作，“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是实为主”[16]（P130）。毛泽东的见解被陈伯达所接受、吸收，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延安知识分子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审视并改造旧道德，他们批判地吸收传统伦理中的合理因子，塑造出无产阶级的新道德观。艾思奇的《共产主义者与道德》通过对唯物论哲学发展历史的考察，明确区分了唯物主义与庸俗物质主义。他主张“从社会的物质经济的发展状况中去找道德的基础”[8] （P525），着力提高和改造民族传统精神，“使旧道德中的积极内容获得进步”[8]（P531）。陈伯达在《新道德观》一文中强调，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领域，道德不是固定的而是历史的，“在一定的民族斗争条件下”，改造旧道德是有意义的。[17]道德具有显著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无产阶级不仅要看到一切剥削阶级旧道德的虚伪性，更应该在历史发展中创造共产主义新道德。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延安知识分子摒弃了坐而论道式的抽象思辨，将哲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转化为指导社会大众开展革命实践的有力武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引领了抗战时期的学术中国化和文化大众化运动。

第一，突出新哲学指导实践、服务现实的社会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明确地把阶级党派的政治任务作为理论研究的任务，坚决维护和发展彻底的唯物论。艾思奇表示，“在中国，无产阶级是属于坚决抗日的党派的，无产阶级的哲学，也是抗日的党性的哲学”。和培元也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古典著作和哲学史作更为系统、深刻的研究，更要努力于使新哲学真正成为“我们的”，成为行动中的东西和生动的思想上的武器，变成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工具[11]。

在研究中，延安知识分子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倾注了强烈的现实观照意识。首先，从文本选择上看，他们主要选取俄文译著和苏联哲学著作，反映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其次，从翻译方式上看，他们较多采用编译或者摘译，更多考虑如何把理论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和规范价值。最后，从实际效果来看，他们在吸收、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民族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前后开列了22个干部必读文件，只有后来增列的4个文件具有明显的“翻译”痕迹。毛泽东也曾感叹“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16]（P182）。

第二，通过思想论战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相联系，新哲学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和培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斗争不断彰显自身的科学性。根据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方法，坚定、严肃地与各种思想学派作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要求。艾思奇指出，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把握正确的看事物的方法，作建立正确理论的基础，同时要反对不正确的看法，从基础上来暴露敌人所利用的不正确的理论的错误”[8]（P542-543），他声称“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在对于一切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过程”[9]（P51）。

在现实中，延安知识分子通过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较量，不断扩大自己的思想阵地。艾思奇、胡绳等从政治、文化多个层面深入批判陈立夫的唯生哲学、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阎锡山的“中”的哲学，以及复古派思潮和法西斯主义，他们批判“狭隘经验主义”、“机械决定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批驳“主观唯心论”，揭露盲动主义“对事实不负责任的任性胡为，对科学真理的不信任”的主观主义表现，批判“二元论”哲学的折中主义偏向及其在当前抗战中的危险性，以及客观唯心论滥用社会科学的教条、公式的思想[8]（P561）。通过思想论战，捍卫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

第三，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延安知识分子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入社会实际，贴近大众生活，把握群众的认知水平和接受习惯，同时联系中国历史和现实，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灵活多样的形式，借助历史典故、生活实例等，深入浅出地阐释和论证抽象的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气派和作风的话语风格。如和培元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如果遇到深奥的地方，他通过列举生活实例加以说明，用质朴话语表达意蕴深远的哲学思想，让许多学员受益终生[18]。“通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思想方法论》及《哲学选辑》等论著都是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教材，毛泽东也多次表示从艾思奇的哲学著作中获益良多，这些思想成果启发了他创作《实践论》、《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学理支撑和哲学依据。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主体的认知偏差，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存在明显的缺陷，如研究视野较为狭窄，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苏联哲学的正统性，而对其他语境的经典文本和哲学派别缺乏关注，在研究中存在“一元化”、“程式化”和“概念化”取向。著名哲学家、法学家和翻译家何思敬曾专注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他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时就主讲“黑格尔的逻辑”。这个“另类”哲学家逐渐发现自己脱离了延安主流社会和现实需要。在整风运动中，何思敬为了摘去“教条主义”的帽子，一度放弃哲学经典文献的编译工作。这种过于“一元化”的研究取向，不仅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且限制了多维视角下的文化融合，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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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