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仓健 老马远去

布衣

11月18日，旅日媒体人、日本新闻网总裁徐静波走进办公室，看见一份传真——“电影演员高仓健，在准备新电影中突然体调不良紧急住院，虽然一直进行着治疗，但在11月10日凌晨3时49分，身体突然发生异变，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里走了。直到最后，他都带着微笑。”

徐在回忆短文里，解释消息为何在一周后才对外公布——“在日本也只是品性高尚的人才会这么做，他们不想惊动社会，不给各界添麻烦。所以，等葬礼和周忌都结束后，才告诉大家：他走了。”

演完《千里走单骑》，高仓健曾受邀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讲席上，他建议一干学生，“今天你们在学院学习时，应该好好想一下，想当演员还是不当演员？首先要对这一问题，做以深刻的思考。”

“他在日本民众心中就像一尊神。”提起高仓健，本来表情平静的导演张艺谋“真诚感动地讲了一刻钟”，他们曾在日本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约会。“这尊神”刻意选在僻静角落，背冲外就座。不一会，人们仍认出他。他们站在20米外，仅仅朝他鞠下一躬，尔后悄然离开。

他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一切丝毫未察，同样，他也不曾在意过头顶上的光环。散文集《南极的企鹅》序里，他述说的口吻，与其演戏风格一样，波澜不惊，间透几分朴拙——“我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了。我扮演过的角色有飞机的驾驶员、为父辈复仇的匪帮、警察、国际杀手、剑术高明的人以及乡村的车站站长等等。我在电影中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不少角色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学生们多少知道，他流着眼泪踏入影坛。1954年，他23岁，刚从明治大学商学部商学科毕业。日本处于战后恢复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推翻了他的梦想——做一名贸易商。他只得回到家乡九州岛福冈县中间町——一座堆满矸石与坑木的煤矿小镇。在父亲开创的采矿业，工作不到半年，他便怀揣所收之款，径直跳上开往东京的火车。有说，他深感继续干下去，人生注定玩完。另一说是，他在东京有个姑娘。

“女孩这事没办好。”讲座上，他跟大家坦白，挫折总与青春如影随形。那时，他囊中羞涩，意志倒挺坚定，“绝不沦为大企业带式传送机上的一个零部件。”是他的大学恩师告诉他，新艺制片厂正在招聘剧团管理见习生。

“演员？！”——京桥的东映本社茶店，面对专务牧野光雄的劝说，他顿觉“不是意外二字所能形容，简直是晴空霹雳”。转念一想，没办法，要吃饭啊。赶鸭子上架般，他成为东映第二期新演员。

第一次上装，他哭了，痛恨自己是“可怜虫”。在家乡，人们看不起演员，管他们叫“河原乞食”。第一次去演员训练所上课，他又饱受打击。老师命他想象困在浓烟四起的烧着了的屋里，可他连“哑剧”为何物都不懂，站起来老实承认：对不起，我不会。老师当下断言：作为一个演员，这样说话是很少见的，你不适合干这行。以后的课程，古典芭蕾与日本舞的形体训练，又令他尴尬至极。“同学们，如果你们也被其他老师这么说，请一定不要放弃。因为世事不可预测。”

1956年1月22日，电影《闪电空手道》的海报上，亮出他的艺名“高仓健”。那是他初登银幕，原名“小田敏正”，一度叫过“小田刚一”。

导演佐伯清指摘过高仓健在镜头下最初的青涩——真是笨拙的活样本！“他站在美空云雀身后傻愣着，那张脸似乎在说，我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才好？即便你急得抓耳挠腮，他也没有能耐演出美男子的风韵。”

1961年，高仓健出演电影《花·风暴·强盗》，俨然将这种“笨拙”升华成特色——“他所演的角色是从监狱出来后，与妻子在一起。妻子伸出两只手说，您回来了！让他上床。此时，高仓健难为情地擦着汗，不知所措地保持着拘谨，直到导演喊停为止。这个镜头在影院里大受欢迎。”导演石井辉男由衷赞叹，单凭对角色想象不可能表现出这种内在美的悠悠余韵，细腻与恰如其分地传达主人公的气质，必是人物性格与演员自身融为一体。

从内心的犹疑不定到坚定的“我想成名”，高仓健心路转折产生在电影《第十三号桥栈》，他演绎一名小角色。寒冷的外景地里，见他冻得簌簌发抖，苦候导演的通知，女主角心生怜悯，请他钻进自己的小车，为他端上热腾腾的咖啡。“那天感受的温暖终生难忘。从此，我就痛切意识到，我非当个能挣钱的演员不可。”

1958年，高仓健出演内田吐梦导演的作品《森林与湖泊的节日》，扮演行将灭绝的阿伊奴族奋勇作战的青年勇士。“内田导演指导过我，什么叫表演艺术。可惜那阵子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聆听之后，并未全部理解消化。演员的自觉，或者说追求艺术的欲望，是拍《加可万和铁》这部影片时产生的。”在这部1964年由导演深作欣二执导的电影里，他尽显阳刚硬汉本色。角色需要他在隆冬时节，气温为零下十五六度的情形下，仅穿一条兜裆布，纵身跳入大海——“如果没有追求艺术的欲望，光为挣钱是拿不出那股勇气来的。”

1965年，他又先后出演《网走番外地》和《昭和残侠传》。角色虽然不同，但符合彼时人们对“义侠”的设想——忍辱负重。忍无可忍，才无须再忍，不是杀入敌人的阵营，就是冲出社会组织设置的禁锢。其代表作也是此前一年参演牧野雅弘执导的《日本侠客传》。这一系列与鹤田浩二导演的《赌徒》系列，拉开“义侠电影”的全盛时代。高仓健被视为“肩负时代重任”的“社会的叛逆者阿健”。

“现实中的阿健，既不是酒鬼，也不是赌徒，他完全不具侠客义士的要素。可是只要他外出一步，人们的眼光就投向他。”中学同窗好友八森稔说。一次，高仓健乘坐从京都返回东京的新干线，几名乘客将他围住要签名。“这帮人手中拿的竟是坐席靠背上的罩巾。那是公共财物吧，真让我生气。我恨不得揍他们一顿，可又不好发作。四周旅客都惊奇望着。结果我只得按他们意思签了。”那以后，他再不坐火车。

真正的升华，是在70年代。写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兴起，思想单一的“义侠片”黯然失色。此时，高仓健也不满于“天天扮演雷同的角色”，但麻烦接踵而至。

1970年1月，他准备启程旅行当日，电线走火，他目睹自家房子被烧光光。“我伤心极了。十几年心血筑成的巢，不到一个小时化为灰烬。望着燃烧的房子，悲痛之余我想了许多。烧掉的倒不值得惋惜，但使我感到人生无常。从那时起，我的人生观有些改变。”第二年，他与结婚12年的妻子、歌星江利智惠美仳离。尝试种种角色突破失败后，他于1976年退出东映公司。对此，媒体宣称，一代英雄隐退了。

“你，还是不要当演员。你的眼睛里有种特别的自我。”正式入行前，一位师长对他说。他后来总结这份“自我”，是骨子里不服输。他相继与大映、松竹、桥本、东宝等艺术公司合作。主演《幸福的黄手帕》，在1978年获第51届《电影旬报》最佳男主角奖、第20届蓝丝带男主角奖和第一届日本学术会男主角奖等四项日本最高电影奖项。主演《远山的呼唤》，获第四届日本学术会男主角奖。主演《车站》，获第五届日本学术会男主角奖和第27届亚洲电影节男主角奖。他在《追捕》里塑造的探长杜丘，更在“文革”刚完结的中国，引发轰动。一批男青年将衣领竖起，模仿他的内敛深沉，据说，其中就有张艺谋。大批中国女观众则对他日臻淳厚的“男性魅力”，沉迷不已。讲座互动时，台下的一名学生递上纸条说，当年，自己的母亲就是以他为偶像，找到自己的父亲……

晚年，高仓健愈发离群索居。1998年，他接演电影《铁道员》。为了调动戏中乙松夫妇之间的情感交流，他向导演主动提议，请让女主角哼唱《田纳西的华尔兹》。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谁在唱这首歌，他都会心跳加速，心潮起伏。那是江利智惠美生前走红的成名曲。

在他的内心独白里，有这么一句话：演员，即使非常有才华，也不过是一匹跟随时代脚步跑步的马而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