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这事，不糊弄人
张襦心
虽然这份工作有寂寞、无聊、厌倦的时候，但那样一种吸引力依然存在。就是在这样有爱有烦的纠结中，慢慢地爱又占了上风。
一重宫门，两个世界。
故宫西三所，传说中“冷宫”所在之地，每天早上8点，吆喝着连开七道大门，伴随最后一扇“啪”地关上，你就来到了旅游胜地故宫的另一面。在那里，一群人一辈子只琢磨一件事，几十年如一日用双手让原来躺在地库发霉、残破的国宝“焕彩生辉”，他们就是故宫文物修复师。
这里时间流淌的速度，似乎都和外面的不一样。用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青铜组王有亮师傅的话说：“30多年其实很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外面的世界不停地变，但是在故宫里，好像又没什么变化。”
这里面的故事，故宫从未示人，亦鲜有外人能踏入。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橱窗中，已经修复好的《万寿屏》《游春图》……俯身几眼，不明所以地走开。直到2016年春，在各种因缘际会的合力下，人们才得以跟着摄影师的镜头，一睹这种“穿越古今与百年前进行对话的特殊职业和特殊生命体验”。有网友说，看完这部纪录片，哪怕以后再去故博看展览，都要走得慢一点，仔细多看一看。
此番《新民周刊》特意请到这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出品人萧寒，跟随他的讲述与镜头，再次触摸“故宫工匠”们的温度。
2015年春，一个满城尽是柳絮翻飞的时节，萧寒第一次见到闭馆的故宫。他看着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前广场，突然觉得自己与历史从未如此接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觉得皇帝住这么大一个地方，也真是挺孤独的，感叹百年世事三更梦。“最关键的是，当你走到一个故宫不开放的区域，你可以有一个机会，去了解这些未开放区域的内容，跟他们的人接触，内心肯定是很激动的，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想去了解这一切。”
带着这样一种对时空非常奇妙的感觉和好奇，他见到了此行想要采访的王有亮与高飞师徒，初一接触就让他感到很兴奋：“这些修复师们真是太有特点了，每个人身上都特别有魅力。”这段拍摄，后来出现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第一集，并加上了一段旁白：“古代中国‘士农工商唯一传承有序延续至今的便是‘工，文保科技部现在仍然沿袭着师徒制。”
比如青铜修复，起源于仿古作伪技术，从春秋那会儿就有了。当时鲁国珍藏着一只名为“谗”的鼎，有一次齐国讨伐鲁国，索要谗鼎，鲁王舍不得，就弄了个“高仿”送过去糊弄事。
这门手艺虽始于春秋，但盛于唐代，北宋达到鼎盛，元明渐衰，清代又重新兴盛起来。
到了清乾隆年间，青铜仿古这行，渐渐形成了四大派别：北京造，苏州造，潍坊造，西安造，其中的“北京造”，便是以修复闻名。一件铜器刚出土时，散在土中，完全看不出是鼎是彝、是斝是尊。这些锈迹斑斑、七零八碎的铜片铜块，经修铜器技师 “妙手回春”，整旧如旧，神韵再现，手艺之妙令人叫绝。
“北京造”的创始人，乃是清宫造办处太监“歪嘴于” （清宫艺人八怪之一）。 “歪嘴于” 会修铜器，手艺好被内务府看上了，请他到造办处传艺带徒，专事修复宫廷古玩。辛亥革命以后，歪嘴于走出紫禁城，开了个“万龙合古铜局”，以修复青铜、金银、陶、玉石等器物为业，高超精妙的铜器修复技艺，开始从深宫大院走向市井平民。“歪嘴于”共收了七个徒弟，最后由排行第七的张泰恩继承了衣钵。张泰恩先后又收了多位徒弟，如张文普、贡茂林、王德山等人。他们教出的弟子，解放后进入博物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文物修复人员。比如著名的青铜器修复专家、上海博物馆的王荣达先生，即是出自王德山门下，从北京荣宝斋转到上海博物馆工作后，也将本派的铜香炉铸造技艺，从北方带到上海。到高飞这里，从“歪嘴于”传下来的这门青铜修复技术，已经传到了第六代。
但王有亮与高飞这对师徒，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传统师徒关系，却又有所不同。
“这对师徒挺打动我的。他们师徒感情非常深厚，很有点父子的感觉。王师傅接受的是最传统的修复工序，而高飞又是一个受现代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他不是师傅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是学习师傅的那一套手艺，他也给师傅带来很多新的思考，比如他十分关注高科技的修复方法，会运用很多新的手段，反过来给师傅提了不少建议，说我们来试试，然后两人一起向前走。这种关系特别棒，师傅倾尽所有教徒弟，徒弟任劳任怨帮师傅，那种温情和现代科技的结合特别和谐。”
织物组就没有青铜组这么幸运，如今年轻人都不愿碰缂丝这个工艺，一个熟练工，一天也只能织出几寸缂丝来，实在太费时、费力、费眼睛。但文文弱弱的陈杨，声音里却有着一种笃定：“我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
萧寒自言是带着一名普通观众的视角，去拍摄这么一个特殊群体。那种我们以为应该是怎样，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两者之间背离的张力，带来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观影体验。
比如修复国宝的现场，我们都以为得屏气敛息、高度紧张，但镜头中的王有亮师傅，一边画笔在调色板里熟稔地调色，极其轻快地在青铜器上点点画画，挥洒自如；一边不紧不慢地跟拍摄组聊天：“你看这上面是绿，其实它里面包含着红，包含着蓝，现在我们调色一下能调出来，那会真调不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王师傅在那里随便画两笔写意呢，殊不知人家早已到了“修国之重器不纠结”的境界，用萧寒的话说，技艺“熟练到跟人融为一体为止，它就长在你身体里了”。而对年轻的学徒来说，王师傅随手就调出的颜色，他们可能花一个礼拜都调不出来。
整个故宫文物修复部门的“颜值担当”，则是王津师傅。萧寒导演的助理程薄闻跟记者说：“我们的摄像机，就在王师傅的头顶上方。一般人被这么盯着拍，都会紧张。但王师傅只要一拿起他手上的活儿，很快就能进入非常专注的状态，等他忙完告一段落，这才又想起来：哦，你们来了。”
王师傅在钟表组工作了几十年，他在镜头里正忙活的，是一座破损严重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去修复。
这座钟是乾隆皇帝的珍藏，用王津的话说：“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制造和工艺水平，但修复它，就不是欣赏时的心情那样轻松愉悦了。”
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对大型钟表之一。据王津的徒弟亓昊楠介绍，此钟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三套系统的走时打点打刻的计时仪器，每隔15分钟，钟表都会自动打刻。到整点打刻报完之后，随即开始报时打点。下层则是整个机器的核心部分，分为两个动力系统。左侧是音乐动力机芯，它负责运转时所发出的各种音乐以及底部双道门的自动开关，同时还负责中部的自开门装置。右侧的机芯为总动力系统，主要负责底部五面水法与前左右三面跑船与跑人表演。与此同时，还带动中部的纺车旋转、水轮风车运转，两部分多排水法，以及转鸭、狗叫、大小鸡啄米扇动翅膀的各种动力表演。机械之复杂、表演之繁多，堪称世界上极其少见的复杂钟表之一，极品钟表中的极品。”
但“极品”刚出库房的时候，已经非常残破，生命精元早已被岁月剥蚀殆尽。要经过反复调试，达到一个精确的位置，才能做到音乐起，中下部门开启；音乐关闭，门也关闭，分秒不差。为了让小鸡翅膀能随着音乐重新动起来，王津反反复复的调校每一个细节；自制一个齿轮，就花掉了他一周的时间，用小细锉在齿上“找”点，让它能跟原件严丝合缝。最终每个零件都重新活了过来。用萧寒的话说， “从一堆满地散乱的齿轮，变成了一台崭新的座钟，鸡在啄米，水在流动，人在跳舞，那个感觉太奇妙了。”
拍摄组跟修复师们，在一起待了4个月。这4个月中，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一个“慢”字。
据导演叶君回忆，他们第一天进故宫拍摄，看到王有亮在磨一把青铜剑，两只手反复来回擦一个位置，两三个月还在擦，一直在擦。第一天拍摄的素材，到第五天一看，还是这些：铜器室在擦高丽刀的刀刃，木器室在擦佛像的手指，漆器室在擦盖满灰尘的瑟……
其实真正的修复工作就是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惊喜，没有趣味，每天就是摩擦摩擦摩擦，雕琢雕琢雕琢，需要无限耐心。
哪怕是玩，让你用一年时间去玩一个拼图，估计所有人都会疯。但一件青铜鉴，几乎被腐蚀了一半，王有亮跟两三个同事，就能花一年时间，将散落的青铜碎片剥离锈斑，一点点重新拼上去。
王津做螺丝就更不用说了，一点点儿锉，能一气锉两小时。
在故宫库房里，还堆着1000座钟没有得到修复。王津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多修几座。如果说他是天生的“故宫修复人”，温文尔雅，痴迷其中。木器室现任科长屈峰的反差就有点大了。萧寒对他印象最为深刻，形容其为“外表有点糙的汉子，内心却十分细腻”。
其实搞艺术出身的屈峰，原本内心也是颇有些狂野的。
他2006年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之后进入故宫。那年他这个专业，全国只招了八个人， 屈峰的创造潜力可见一斑。他原本心潮澎湃地以为，这是一头扎进了外人一辈子连见都没见过的稀世瑰宝堆里，艺术修养能得到很大提升。没想到每日分配到的活计，跟自己当木匠的老爹一样，都是磨磨锉锉、敲敲打打。更要命的是，修复追求的“境界”就是整旧如旧，绝不能“涉嫌”创造性发挥。而自己修复的那些清宫留下的装饰繁复的木制品，他也看不上眼：“他们是在不厌其烦地做一个东西，这样的东西让人觉得技术真好，但格调不高。”
这种熬日子的心态，直到2008年发生了逆转。当时一件摆在文渊阁的十二扇围屏，其中一扇，破得只剩下部分屏心，边框和底部的雕龙版都需要补配。屈峰领到的任务是补全一块方形的小雕龙版，发现自己这个学雕塑科班出身的高材生雕出来的，就是不如另一位老师傅雕的顺畅有劲，他这才有所触动，明白了“它所表现的这种东西的美感，恰恰是隐藏在技术里的，同样是刻一道线，你没有体会，就是照猫画虎，大概差不多，但没有生气。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条线，你能知道它从起来到收，这中间轨迹、力度和律动的变化”。理解了自己的师傅，为什么要让他磨性子、慢慢来。
磨性子，给萧寒导演的感触也特别深。
“王老师跟我们说，他们当学徒的时候，师傅先不是教手艺，告诉你颜色怎么调，断的怎么粘上。而是给你一块生锈的青铜，让你拿块砂纸，把它给打亮了。可能他就是花了俩月，才把这块生锈的青铜打磨得很亮。”
当时正值“活蹦乱跳”的年纪，王有亮他们觉得工作太枯燥了，而师傅还要求他们“要磨到跟剥了皮的熟鸡蛋一样”，搞得几个年轻人苦不堪言。
“可能他得花两个月，才把这块生锈的青铜打磨得很亮。为什么要让他们做这样一件从现实上来说没有意义的事情？师傅告诉他三个字：磨性子！让你习惯坐下来慢慢地做一件事，专注于一件可能很乏味，会让你没那么兴奋的一件事。你会着急，恨不得急忙火燎地一天给打磨成光的。后来你发现做不到，就是一天一夜不睡觉也磨不光。两个月之后，他们的内心、性格和对这个工作的认识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常提到的三个字，就是磨性子。有时候想想，我们的性子也需要去磨一磨。不是把自己变得圆滑、没有棱角，而是把自己放慢下来，磨掉浮躁，让性子能沉下来。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让你专注，让你沉静。”
所以《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在人们能够想到的“师徒传承”这一主题之外，最能打动人心的，反而是这种“想让生活更慢一点”的祈盼。
“我们拍故宫这部纪录片，其实最早的名字想叫《故宫心传》，因为这是一个师徒相传的手艺，用心在传承。中国的士农工商，只有工，也就是手艺人的类别，是一个完整的传承的体系，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千年之前是怎么做的，现在还是怎么做的，这个特别值得我们去考证和研究。
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思考。那些特别打动观众的点，其实和打动我们的点是一样的，即快与慢，生命与时间的关系，包括对选择、对职业、对自己人生、对未来的思考，这是我们更想去探讨的层面。在当下速度这么快的社会，你突然发现，有一群人，他们过着很慢得生活。在大家都急吼吼的时候，这种慢特别难能可贵。就像木心的一首诗《从前慢》，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情感。那个时候时光过得慢，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情，一生只爱一个人。那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但现在人几乎做不到。就是因为大家做不到，才难能可贵。现在一年跳三次槽也是正常的，但王津师傅，从16岁当学徒开始，到今天他成为一位师傅都快退休了，39年连办公室都没有换过，甚至他自己的家都没搬过。你突然就会想，真的是有人过着这样的日子，真的是有人这样面对自己的和工作，这是非常打动人的，它一下子触动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萧寒说。
在故宫做修复，待遇并不高。一月几千块的工资，却要耐得住寂寞，日复一日做着既乏味又高难度的事。
漆器组的闵俊嵘，为了得到合适的漆，和采漆师傅一起大半夜地去郊区割漆，一晚上采60棵漆树，才能集到八两优质漆。而他很多从事设计的同学，工资是他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总觉得此处，他们的内心应有天人交战，修复师们的流失率应该不低吧，但在赋予文物新生的过程中，修复师们有自己的幸福感。
一件篮球大小的青铜器，就有几十公斤重，要把它反反复复地捧在手里琢磨，根据切口、颜色、形状、曲线、弧度对上每一片碎片，日日夜夜琢磨。时间长了，王有亮对这件东西每一个肌理都非常熟悉，都琢磨出感情了。每次让它们从一堆残片重新活过来，他都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萧寒说：“我们目前来看，年轻人留下来的比例还是蛮高的，这个流失率没有那么大。我们一开始也认为，是不是年轻人会坐不住，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有落差。年轻人一开始抱着兴奋来，真的做起来，发现跟最初的想象不一样，你会有些纠结、迷茫。但故宫有它天然的魅力。这里能看到太多太多，别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上手的好东西，如果你喜欢这个专业，这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
就像我能拍这部片子，我都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故宫的《石渠宝笈》，我看过师傅在手上修它的样子，后来展览的时候，我又排了四个小时的队去看。当我在橱窗里看到它，我心里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我会想，我曾经跟它很亲近过，那种感觉很棒。那些来做修复的人，他们内心也一定有这样一种力量在支撑。
虽然这份工作有寂寞、无聊、厌倦的时候，但那样一种吸引力依然存在。就是在这样有爱有烦的纠结中，慢慢地爱又占了上风。很多人跟我说，1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坎。那些进了故宫多年、已经真正融入的修复师跟我说，此刻反倒觉得，我真的爱上这门手艺，爱上这份工作，离不开了。
我觉得这可能跟人的情感、恋爱、家庭，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两个相爱的人，一开始都是想象对方是怎样的，接触以后，发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但因为一个初衷，我们要努力地去磨合，后来发现，我们相处还真的挺好，最后变成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其实工作和手艺也是这样一种情感的体现。”
修复钟表，王津是从骨子里就喜欢， “经常是一干活儿，怎么这样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痴迷”这行，但经历过躁动期过后，他们磨了自己的性子，也磨出了对宫里这摊不赚钱的事的独特感悟。他们不仅仅是在机械性地修复，他们与文物相遇更相知。忘记是谁所说：世世代代传承千年的修复师们与手中的文物，永远在进行着一次穿越时代的对话。
闵俊嵘说：“做漆器、做琴都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器物里面能体现出造物的精神。看他做的东西，就知道人的状态。这跟画如其人一个道理。”
屈峰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很少说故宫的事，却晒过一张自己刻的佛头，配词是“不能奸笑也不能淫笑！”末尾是一串捂嘴笑。
同样的话，在纪录片中也能看到，却把很多人看得泪目。当时他一边刻着佛头，一边悠悠地说：“每个人对佛的理解，还都不一样，这也跟人的性情有关。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得愁眉苦脸的，很难刻。佛像一刻就知道，那个味道很难把握。怎么能刻出那种神秘的、纯净的微笑，那是最难的。
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
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上面已经把自己也融入到里头。”
萧寒也说，拍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很触动他。“书画组组长杨泽华在修复的时候，觉得每次修复字画都很有趣。因为修的时候，会发现前人修的痕迹，能够感知那个人修的时候，心境是怎样的。比如他甚至在修复郎世宁为乾隆慧贤皇贵妃画的朝服像时，发现上一代修复师用偷懒的修复方式欺瞒皇上，找了块色调差不多的旧画残片贴补上去，这修复师也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啊。他其实是在和几百年之前的人在对话，琢磨他为什么这么处理，是有意的，赶时间对付，还是心情不好？ 这里面特别有意思，能读出一种生命的感知来。”
这部纪录片拍完，修复师们跟摄影组生出了感情，依依不舍。他们之间有很多共通的东西，正如程薄闻跟老师傅们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是手艺人。”
拍摄、制作《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过程，亦是一次 “匠人精神”的体现。
“早在5年前，梁君健和叶君就开始做田野笔记，一趟趟地游故宫，采访修复师，调查故宫文保科技部的背景资料，光是调查资料便写了10万字。”萧寒说。
开拍之后，导演叶君得名“叶问”。因为拍摄涉及到十个工艺组，每个工艺组都要构思一个文本，很多问题要问，他就老是在各个工艺组串来串去，问来问去，得了这么个雅号。
片子定下“跟踪融入式的纪实拍摄”的创作基调以后，摄影组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和这些师傅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他们上班我们上班，他们下班我们也下班，一起去吃饭，晚上去树林里割漆，他们出差我们也跟着去……到最后我们团队已经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了，很要好，到现在还经常约出来玩、去吃饭。”
萧寒说：“如果我们不是用4个月时间去拍，每天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用4天，你能感知到这些吗？而且我甚至觉得，4个月还不够。因为这个机会非常特殊，故宫就给了我们 4个月的机会。如果我能拍8个月，我想会更棒。拍纪录片的人真正就是手艺人。你投入多少，你就收获多少。你花了多少心血，投了多少情感，它会回报你的。说白了，手艺这事，不糊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