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艾恺 不远万里寻找梁漱溟

邓郁

1966年，一个美国人发现了梁漱溟的名字，从此，他将毕生精力致力于研究这个正在被批判的中国人。他在梁漱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与他促膝深谈，走访梁漱溟建设的村庄，他认为，梁漱溟对于中国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

“梁漱溟在中国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71岁的美国人艾恺说，“100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从40年前接触中国文化起，艾恺的人生便与梁漱溟这个名字须臾不分。上世纪7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东方历史的艾恺写出了梁漱溟传记，成为第一个系统研究梁漱溟的学者。此后，他对梁漱溟的两次录音访谈为哲学、史学界留下罕有的口述实录。

从上世纪末开始，梁漱溟又一次被中国知识界热烈谈论，但对大众而言，这个名字依然高深莫测。他是个学富五车的老人，是著名的民主人士，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过，但是梁漱溟为什么重要？

艾恺的回答是：“用西方人的话说，梁漱溟具有‘救世主性格。这种‘圣贤之梦是梁漱溟全部人格的基础……他自以为掌握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不仅能救中国，而且能拯救全人类，并且他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将这一秘诀传给他人。”

与胡适、吴稚晖等“五四”时代大多数反传统观念的同代人相比，他冥顽地捍卫着中国的精神主义，对抗西方的物质主义，犹如中国的泰戈尔。

——艾恺

和他崇敬景仰的研究对象梁漱溟不同，艾恺既不瘦削，亦不严肃。他身材矮胖，嗜好雪茄和酒，很爱与人交流。

1942年，艾恺出生于美国哈利斯堡的一个意大利工人家庭。他21岁时对中国史萌生了浓厚的兴趣。1966年，艾恺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舒尔茨。在搜集博士论文资料时，他发现了梁漱溟这个名字和他极具戏剧性的一生。

上世纪伊始，梁漱溟上学的中西小学堂被义和团烧毁。他年仅12岁就去散发传单，上街抵制美货，加入过同盟会，玩“手枪和炸弹的把戏”。但辛亥革命后，他很失望，曾自杀过两次，闭门研究佛学，吃素，甚至一度想出家。后来，由于其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教授，教印度哲学与孔子研究。

经过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观察和苦思后，1921年，梁漱溟高调宣布自己“弃佛从儒”，次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早期的改良、西化思想转为推崇中华文化。他因此成为“20世纪唯一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知识分子”。

在那本书和此后的进一步研究中，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下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暗示“中国文化是唯一真正的人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这部著作恰恰是梁漱溟个人历经虚无，最后产生对儒学的坚定信念的写照。“这就是他本人精神上的迷航记。”艾恺说。

30年代，梁漱溟醉心于用乡村建设来实现民族自救，他在山东省邹平县办了实验县政府，开展民族自救运动。自己也曾当过一县之长，成立邹平研究院，普及教育、引进科技、建立自卫队，用“朝话”形式静思，以乡学村学实行村民自治，靠习诵会这样的机构来进行互助调解，梁漱溟用他超出一般书斋学者的行动力和组织力，把邹平打造成了一个“乡间理想国”。他解释说，农民自己将创立新的“礼俗”，转过来会逐渐造就出新的积极的儒者。

但梁漱溟始终未能解决乡绅和大部分民众在利益上明显的对立。最终，因为日军侵华和军阀韩复渠的逃离，乡村建设历经七年宣告结束。

后来，在邹平，90多岁的村民冯日瑞对艾恺说：“乡村建设，人人是兵，村村是营。强盗土匪，不安好心。这是他（梁）提出的口号。（我们）学识字，学国家的道理。”合作社中的棉花运销社是最为成功的项目，棉田面积从1932年不到900亩，骤增到1934年的4万多亩。老人说，那个时代，是建国以前的最好的时代。

在艾恺眼中，梁漱溟并不适合搞政治，他对权力毫无兴趣，但出于责任感总是会一次次卷入到政治活动中。40年代他发起了民主同盟的前身组织，于香港为该组织创立报纸《光明报》，即后来的《光明日报》。抗战结束后，他作为国共之间的第三力量，为避免中国内战而调停。

时至今日，还有人以乡建运动失败来评点梁漱溟。艾恺直言：“并非任何事情都宜于用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之后，我觉得梁漱溟是对的，他提出的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梁漱溟的人生经历映射了20世纪中国的主要事件，精彩至极。他毕生都是一个反黩武主义者，却又是四名军队将领的朋友和顾问；他是一个“反动分子”，却把蒋介石和袁世凯划为同一阶级，认为国民党过于保守，而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才适合中国的真正需要；他能够作为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亲密朋友，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私人关系，而与国民党新传统主义的理论家陈立夫仅仅是点头之交。越是深入了解，艾恺越觉得“梁受到的评价和冷遇太不应该”。

说到底，梁漱溟骨子里还是一位孔子那样的圣人，而不是诸葛亮那样运筹帷幄的儒雅谋士。

——艾恺

冷战时期，艾恺来不了中国，他甚至不知梁漱溟是否活着。他只能到香港拜访梁的学生和同事，如牟宗三、唐君毅等。

1973年，艾恺终于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他正着手撰写《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他就多方打听梁先生，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那一次的收获是找到了梁济先生的“梁巨川先生殉道碑”，但已经被砸碎。“那时有谁敢带你去看呢？”

传记在美出版之后的1980年，艾恺突然接到一个陌生老人的电话。一位梁漱溟曾教过的学生带来口信说，梁先生听说了他写的《最后的儒家》，希望见面。

1980年的夏天，38岁的美国人艾恺来到北京，与87岁的梁漱溟促膝深谈。

“还没有进楼，他已经在楼下等待，毫无架子。那时候他快90岁，记忆力简直比我还强。”艾恺说梁认真看了传记，还在很多地方做了标签。但他在作者面前一个字的意见也没有提，“他说他不想对史学家的评价和印象施加影响。”endprint

“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艾恺说。

梁漱溟对政客和权术的厌恶感使他永远不能真正理解政治和权力，以致他后来作为一个乡村改革者和政治调解人时亦无法用其治术。

——艾恺

“在艾恺之前，没人出过父亲的传记，没人敢研究……在台湾，认为他附共；在大陆，认为他反共。”梁培宽曾这样说。

对大众而言，更多的人了解梁漱溟，是因他上世纪50年代顶撞了毛泽东，成为毛时代的“知名受害者”。

“我看你满身臭气！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野心家，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1953年9月某天的北京怀仁堂，身材瘦小、穿旧式长袍的梁漱溟因为说“农民生活太苦，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被毛泽东夺去麦克风，遭到痛骂。此后梁漱溟受到全国大批判，终生再未与毛泽东见面。尽管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仍然“舒适地”生活在北京，但国内对于梁漱溟的评价和研究显然成了禁区。

艾恺谈到，梁漱溟钟爱的乡约构想与共产党的学习小组有雷同之处。乡建运动中，他既要求民众自发地积极参与，又要求“尊贤尊智”的精神，这两项要求后被共产党发展出来的制度所证实。而他关于至高无上、魅力非凡的领袖的思想似乎预示了毛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

“邹平的合作社和毛领导的土地改革很接近，当然，它没有斗地主这项重要内容。”艾恺说。

艾恺认为，梁漱溟最大的特点是他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不过，梁的直言不讳让革命领袖很难喜欢上他。1937年他就问过张闻天，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掌握国家政权吗？

在毛梁“一聊钟情”的延安会面中，艾恺生动地描绘了两人风格上的差异：“毛泽东吸着烟，喝着酒，谈起话来风趣盎然，满口民间的谚语；梁漱溟犹如一个定心坐禅的僧人，以他庄严的腔调吟诵着古圣先贤的教训。梁永远坚持穿长衫，毛在天热时则漫不经心地脱下裤子，即使在正式场合也敢这样做。”

1953年的冲突缘何而起，史家们一直没有给出定论，梁漱溟的后人也希望相关资料能被进一步公开。艾恺分析，梁漱溟始终固执地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规划好了与后来共产党改革相近的计划。他总是自命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饶有意味的是，20多年后，梁漱溟告诉艾恺，周恩来是他眼中的“完人”，而他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国人仍是毛泽东。

在80年代那次访谈中，艾恺还问到了梁漱溟的消遣和嗜好。老人轻声笑了，说那就是思考。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长寿和健康，就在于面对那些使世人心烦意乱的飞石冷箭时能泰然处之，无论和毛的绝交，还是对他的批判。有人认为他在历史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梁告诉艾恺，他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

“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他对艾恺说。

（黄淑惠荐自《壹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