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海龙：用相机改变了553万孩子的命运
益美君
还记得那张照片中的“大眼睛”女孩吗？最近，她当选团省委副书记了！
1991年，作为希望工程的标志，全国人都记住了这个8岁的安徽女孩苏明娟，和那双清澈黑亮、充满渴望的眼睛，她可能是中国最特殊的“名人”。
这26年来，她上了大学，进了银行上班，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她生命中每一次重大的时刻，都会吸引全社会的关注。
2017年12月15日，在共青团安徽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34岁的她当选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再次走进我们的视线。
她的命运因为一张照片而改变，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摄影师，一个在中国公益摄影和纪实摄影界如雷贯耳、备受敬重的男人。
26年前，正是他的眼睛，发现了“大眼睛”，作为希望工程背后的摄影师，他改变的何止是一个女孩的命运，更是553.6万中国孩子的命运，他的名字叫——解海龙。
从1991年起，为了替农村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解海龙走遍了中国26个省128个贫困县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的照片，行程2万多公里，堪比红军长征。
他拍摄的每一个孩子都得到了救助，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建起了希望小学！
当20世纪末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轰轰烈烈，人人都忙于歌功颂德时，他是第一批将目光投向中国农村的人，并用影像的力量推动了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他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一个时代的良心！
人生的第一部相機
1951年，解海龙出生于河北。17岁参军，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20岁，分配回北京工作。1984年，进入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宣传部。
解海龙真正迷上摄影，是因为“四五影展”。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因为“四人帮”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清明前后，上百万学生和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献花篮、贴传单、作诗词，进行悼念活动，这就是著名的“四五运动”。
事后，一批群众被捕，那个年代有相机的人还很少，几个拿着相机拍照的人，也都被抓了起来，直到1978年平反，当时拍的照片才以影展的形式被公开。
解海龙去看四五影展，第一次被纪实摄影的力量震撼到了，回家后，他几天睡不着觉，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都要买个相机，我也要拍这么好的照片！
那之后，他就天天寻思着攒钱买相机，1979年，第一次涨了工资，每个月涨7块钱，一次性发下来一年的钱，他突然有了一笔80元的“巨款”，妻子寻思着用这钱给他买一件大衣，解海龙却说：“你看咱孩子现在才几个月，我从这时候开始给孩子拍照，一岁、两岁、小学、初中，等他长大了咱给他出一本画册，多有纪念意义！”
妻子一听，问道：“那我呢？”解海龙：“那，那，那当然也给你拍！你现在二十多，我拍到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那成！”就这样“连哄带骗”，人生第一台相机到手了——海鸥牌的，87块5毛钱。
获奖专业户
相机有了，解海龙又买回来一堆教摄影的书学习，并且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每个月至少要发表3张作品！
到1984年，他已经拿下了三个全国摄影大赛的一等奖，到1989年，获奖作品就有400多幅了，其中100多幅还是国家级的。得的奖多了，解海龙总结出一个套路：要想在报纸上发表，你拍的东西一定要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鲜花啊，生活美好啊，妇女儿童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主旋律、正能量！
那几年，因为得奖多，解海龙听到的都是溢美之词，直到遇见一位部队转业的摄影老师刘加瑞，看了他的作品后，刘老师直言不讳地说：“你拍的这个片子有点浅，不深。即便是赞扬一个事，你也不要这么肤浅地去表现，藏则深，露则浅。比如说我要拍你，直接这么拍，和我在镜子里反光出来你的影子都不一样。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摄影有歌颂的，但它更大的作用是传播、记录，更多是传递一种信息，给人一种感染，一种思考。”
一席话彻底击中了解海龙。事后，他翻阅了世界上经典的战争摄影，再反观自己拍的，只想说两个字：甜俗。
解海龙迷茫了——“摄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他要去寻找一个答案。
“什么是摄影？”
1987年，这个答案浮现了，这一年，解海龙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广西融水，他本来是去拍少数民族过节的，偶然听到广播，说那里的基础教育非常薄弱，解海龙一下子敏感了起来，既然薄弱，我就去看看怎么个薄弱。
于是走了80多公里，去了一个寨子，进到寨子的学校里，听到一个教室传来朗朗的书声，慢慢推开门，一眼看到一个女老师，背着一个孩子正在上课，解海龙一下子激动了，立刻换了个广角镜头抓拍下这一幕。
后来，解海龙打听到，女老师名叫戴红英，28岁，有两个孩子，大的2岁，拿绳子拴在家里不让跑远，小的5个月，就背着上课，在南方，很多女人都这样，要照顾孩子又要干活，所以到哪里都把孩子背着，教书也是，干农活也是。
另一张照片是在唐山拍的，1987年，唐山大地震恢复后，举办了一场大型的伤残运动会，来了很多大地震后的伤残运动员，解海龙在入场式上，看到一个没有腿的小伙子，用膝盖在走路，还挥动着帽子向看台上的人致意，那种精气神一下子抓住了他，解海龙拍下这一幕，为之命名为“雄壮的入场式”。
广西女老师和唐山运动员的照片，后来都拿了全国的一等奖。这一次，大家对解海龙的评价是“有深度了！”朋友们都说，他总结了很久，终于明白了老师对他说的话——摄影的本质就是记录。
好的摄影作品会提出问题，会让人迫切想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尤其是想知道这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将来会怎样？最好的摄影作品会推动社会去解决问题。那一刻，解海龙开始向往当一名记者。
一边拍，一边哭
1990年代，北京的发展正轰轰烈烈，解海龙却做了一个决定：要去拍中国农村！
他向文化馆馆长请假，说想去农村调研一年，课题都想好了：中国农村20世纪末叶基础教育现状调查。馆长说：“想法不错，经费怎么办？”解海龙：“经费我自理！”馆长想了想，大笔一挥就批了。
1991年4月，解海龙上路了，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哪里穷就往哪里钻，吃饭买一毛钱的饼，一毛钱的鸡蛋汤，一顿饭两毛钱搞定，晚上就找老乡家寄宿，运气好能搭到拖拉机或驴车，运气不好只能靠腿，一天走几十公里是常事，一年下来，他跑了12个省，28个国家级贫困县去寻访那些最渴望知识最需要帮助的孩子。
解海龙为自己拍的一系列照片定了个主题——“我要上学”。
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跟着当地的小孩一起去上学。
到了学校后，再去“参观”他们的教室，如果不是亲见，解海龙做梦都想不到，“教室”还能是这个样子——
1992年3月，山西省静乐县神峪沟乡杜家庄村，由于雨后教室坍塌，孩子们只能借村民的窑洞上课，棺材便成了课桌；
1993年10月，贵州省水城县花嘎乡天星村，这是一个条件极差的民办教学点，尽管如此，有些孩子还要走上10多里山路才能来此上学；
1991年4月，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周七家小学，一场春雨教室便一片泥泞，孩子们仍在这泥水里继续上课……
很多照片，解海龙都是一边拍，一边哭，冲洗出来的时候，还要再看哭一遍。
1991年4月，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小学，解海龙来到一年级教室，想拍一张“上课聚精会神”的孩子。一抬头，一双大眼睛陡然映入眼帘，一下子让他的心揪了一下，解海龙毫不犹豫按下了快门，这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大眼睛”。
1992年，解海龙把这一系列“我要上学”的照片，交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项目，“大眼睛”那直勾勾盯着人看的眼神，几乎打动了青基会所有人，一致被选为希望工程的标志。
靠着这一组照片，“希望工程”一炮打响，照片发表后第8个月，捐款已达到一个亿。
各大媒体都整版整版地发表解海龙的作品，邓小平亲自题词，影展从国内各大城市，一直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
1994年，希望工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义演，解海龙的56张照片，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展出，他也因此成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实摄影展的第一人。
“大眼睛”这张照片也注册了专利，一度贴满全国大街小巷，几乎成为20世纪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2006年，在华辰秋季拍卖会，中国第一个影像艺术拍卖专场上，“大眼睛”以30.8万元，创下专场的最高成交价格，这笔钱，解海龙全部捐出，在西藏捐建了一座新的希望小学。
截至2016年底，希望工程总计接受捐款129.5亿元，资助学生553.6万名，盖起19388所希望小学，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失学救助项目，并最终推动了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当初，这些照片公开的时候，也有不少批评声，有人说他拍的东西非穷即苦，都是社会阴暗面，影响国家形象。解海龙每次听到这种声音，都会特别激愤：还他妈废什么话啊！孩子连学都上不了了，还要那个面子干啥？你现在少盖学校，将来省下的钱就得盖监狱！
在他心中，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如果亲眼见过这些孩子的生活，就绝不可能坐视不管。
他们的缘分
1992年，解海龙进入《中国青年报》，如愿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做记者的10年里，张家口大地震、阿尔山大火、98抗洪，他都第一时间冲到第一线，更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摄影记者”。
他一直没有停止希望工程的拍摄，每隔5年，都会回访一次曾经拍过的孩子。
1996年，他回访一所河南的小学时，看到一个躲在角落里一言不发的女孩，解海龙走过去询问，女孩竟哭了起来：叔叔，我再过几天就要辍学了，家里没钱，没法再读书了。解海龙问了她的名字，和她拉勾，约定一定会让她把书读下去。回到北京后，他立刻联系人帮助这个女孩，女孩名叫高慧媛，后来一直读到了美国芝加哥的博士后。
26年来，解海龙和许多孩子都保持着联系，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尤其是对大眼睛苏明娟，一直像父亲一样关爱，因为希望工程，苏明娟突然成为了“名人”，这对她其实造成了很多压力，解海龙一直在耐心引导她。如今，苏明娟也经常做公益，每年都会资助别的孩子，成功完成了从受助者到捐助者的转变。
曾经在一次节目中，白岩松问解海龙和苏明娟，“你们俩人是谁改变了谁？”苏明娟说：“我和叔叔都改變了。”解海龙却说：“她把我改变了。”
在解海龙心中，如果不是大眼睛和这些孩子，他可能不会走上纪实摄影的道路，20多年过去了，他庆幸他拍下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们没有把一个城里的孩子弄过来，穿一件破衣服，喷一点眼泪，喊我要上学，他说：纪实就是纪实。
用影像去纪录一个时代，用影像去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他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最崇高的使命！
（王博远荐自益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