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相国》看从严治吏
张文敏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向下属推荐《大清相国》，这本历史官场小说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清代大臣群相，再现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陈廷敬为官54年，先后任职于礼部、吏部、户部、刑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文渊阁大学士，73岁时病逝于相国任上。作者评价陈廷敬为清官、好官、能官、德官，同时作者又说，“历史小说的写作应不止于还原历史，而更在于为当下提供借鉴……历史中有很多值得现代人借鉴的好东西。”这就道出了王岐山书记推荐《大清相国》的目的：一方面希望官员洁身自好，提升官德修养；另一方面昭示从严治吏、铁腕治吏的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围绕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等思路，我们以史为鉴，思考《大清相国》里的治吏，能得到一些对今天从严治吏的有益启示。
从严教育：
心系百姓，修身戒躁
陈廷敬秉承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官为民，讲究忠义、仁爱、清廉，实干而低调。从个人修养角度来看，有不少值得同时代和后世官员学习的地方。
百姓利益记心间。陈廷敬曾说：“所谓打江山坐江山，这天下江山是什么？就是百姓。”他做官后更是时时以百姓为重，阻拦地方捐粮食、建龙亭，并立誓“有志官场就做个好官，体恤百姓，泽被后世”。
修身齐家养正气。康熙帝评价陈廷敬“几为完人”，他胸怀宽广，公道正派，不端架子。他严格约束身边人，为政敬业清廉，《清史稿》给他以“清勤”的评价。他光明磊落，生活简朴，还多次上书康熙帝要以儒家的伦理教化吏员。
常怀敬畏戒骄躁。《大清相国》写了不少落马的官员，虽然落马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相同：无所敬畏、肆意妄为。浙江总督阿山在康熙南巡时大规模地造行宫、修路桥，甚至购买青楼女子“供皇帝和随行人员消遣”，康熙为此大怒。陈廷敬却常常劝诫官员“君子有大畏！成大事者，必须有所敬畏”。
对官员从严教育的重心，其实就在心系百姓和修身戒躁上。依靠群众是共产党人的普遍共识，是革命和建设时期制胜的法宝与传家宝，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今天各级领导干部都应铭记和落实群众路线，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加强党员干部的群众意识，反省自身存在的不足，以提高干部群眾工作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系百姓”在任何时代都是为官者的基本职业道德。
为官的根本是做人，即所谓的“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各级领导干部修身以约束自己的各种欲望，汲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为家人做好带头示范，修身、齐家才能更好履行治国的责任。自我修身的诸多素养中最要紧的就是敬畏，古人讲“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说的就是为官者要畏惧苍天、畏惧百姓、畏惧律法、畏惧历史。今天领导干部依然要常怀敬畏之心：敬畏百姓，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敬畏律法，自己的言行不违背道德法律为人民做出表率；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心有敬畏而行有所止，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致的。
从严管理：
远离朋党，严而不苛
陈廷敬为官54年，在权力斗争错综复杂的康熙时期，他洁身自好，虽然严格治吏却并不苛刻，避免成为一个官场酷吏。
圈子文化应远离。康熙时期党争激烈，最典型的就是索额图和明珠，他们吸朋引类，各植私党，形成了闻名天下的“索”党和“明”党。两党都想把陈廷敬拉拢到自己圈子里，但他坚持不入任何圈子，只埋头干事。
官场作风禁奢靡。陈廷敬曾三次上书康熙帝禁止官场奢靡之风。他说：“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俭。”康熙晚年奢靡之风日盛，陈廷敬建议在官场禁奢靡，以官风带动民风，否则“奢靡之风日长，会人心不古德。朝廷官员奢靡成习，就只有贪银子了”。
选贤荐能重考核。陈廷敬以公心举荐人才，举荐者多颇有政声。他曾任吏部尚书，要求不同官员考察重点不同，关于如何看待官员政绩，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做官的贪利是小贪，贪名贪权才是大贪。”“对上邀功请赏，对下假施德政。这样的人官做得越大，贻祸更是深远。”
严而不苛有激励。陈廷敬治吏很严，曾主办富伦案、王继文案，对那些损民敛财、违法作奸的官员从严惩办。但他严而不苛，他认为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俸禄过低，多次恳请康熙帝为基层官员增加俸禄。
官场圈子的实质是官场的内耗，位高权重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了私人物品，大搞权钱交易，官官勾结，最终会导致国家在内耗中丧失发展机遇。我们党历来就对党内的拉帮结派现象非常警醒和重视。邓小平曾说：“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是从这里出来，过错就从这里犯起。”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对于十八大后落马的“大老虎”及背后的利益集团，新华社首次公开给这些团伙命名为“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人民日报》曾刊文《清正官场须远离圈子文化》，指出官场圈子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寄生、利益输送关系，甚至是由一群掌权的腐败分子组成的小团伙、一群依靠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利益共同体，清正官场必须远离圈子文化。
如何选拔和考核官吏，在任何时代都会直接影响到官员的工作重心和积极性。当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既重视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又合理使用其他年龄段的干部，以更合理的机制选拔出好干部。考核干部方面逐步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中组部下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从具体制度上明确传达出新的用人导向，目的就是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主要精力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上来。
从严治吏的目的是最终形成不敢违规、不敢专权、不敢失责的官场氛围，但严不等于苛刻。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合理的激励制度也是必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职务晋升”与“职级晋升”并行的“双梯”制度，拓宽了公务员的晋升渠道，建立了正常阳光的工资福利增长机制等，这些激励机制都给了各级领导干部以合理的政策期待，调动了公务员的积极性。
从严监督：
预防腐败，威慑地方
陈廷敬任左督御史期间对贪腐之风进行治理，他的一些从严督吏的想法、做法值得思考。
预防腐败重证据。为了对官员形成震慑，宋仁宗时开了“风闻奏事”的先例，即谏官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进行举报，不必有真凭实据，甚至也不必署名。康熙帝也允许官员以“风闻之事”上奏，陈廷敬却说，“风闻言事，恐生冤狱。”他还“怕有人借风闻之事，罗织罪名，打击异己。”他以身作则，到山东、云南巡视都是以铁证来证实地方官的违法行为。
巡视地方有威慑。中央对地方定期巡视是西汉以来较为常用的监督官吏的方式，清代继续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定期巡视，对地方官员形成一定威慑。
异体监督有奇效。陈廷敬到地方办案希望摆脱地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和线索，他想借助皇权来惩戒或处罚，却几次都被绝对权力（皇权）所干涉，不了了之，没了下文。绝对权力的存在，对监督来说未必是好事，从严监吏应避免绝对权力的出现，实现异体监督。
在今天，预防腐败的理念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腐败官员的惩罚固然重要，但结果再严厉都无法改变已经腐败的事实，所以“预防腐败重教育”一直是我们党的反腐理念。2013年底，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懲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从个人思想和制度防范两个角度来预防腐败。
中央对地方的巡视监督之所以有力有效，主要得益于监督者比被监督者具有更高权威性，监督者可以较好地避开地方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完成对地方官员全面而真实的考核评价。当前我国的巡视制度也正在日益完善中，十八大以来，实现巡视全覆盖，巡视组长“一次一授权”等巡视制度的改进，都对更好巡视地方，发现贪腐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从严督吏，“苍蝇老虎一起打”。
异体监督是现代政治体制比古代的优越之处，即监督者在人、财、物等方面都不受被监督者的领导和约束。具体来说就是保证纪检、监督、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也在人、财、物诸方面割断对地方党政的依赖性。在陈廷敬时代，他无从考虑也无法实现异体监督，而今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些对于监督有效性的作用，有信心实现完全的异体监督，来实现从严督吏的目标。
从《大清相国》中，我们可以借鉴到“治国必先治吏”的理念。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在新形势下，以新的方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必然能实现从严治吏，为国泰民安打下坚实基础。
（责编 / 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