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一个新时代的唤醒
王泠一
香港从世界进入中国的单一桥梁变成了中国走往世界的其中一个中转站;香港从“英国的香港”真正地变成了中国的香港。而在我看来，更深刻的变化将是“一国两制”将彻底融入中国梦和香港公民意识，香港将和内地一起谱写“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蓝图。
香港，曾经是中国南方区域珠江入海口的一个普通渔村;居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之一。自她被割让的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民就没有停止过收回其主权的斗争。只是清王朝的极端腐败和民国政权的风雨飘摇，收回主权成为奢谈。新中国诞生之后，香港的回归才有了具体的时刻表。我的父辈，总是认为“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奠定了“新中国最初的国际地位”。而我坚定地认为20年前的“香港回归”，才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新时代的大国尊严。
回归：曾经的滞后
如果没有发生朝鲜战争，1950年末或者1951年初已经抵达深圳河（界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先锋部队，就会按军事计划接管香港。因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拒绝承认帝国主义所谓的“在华权益”，并庄严宣布“废除一切旧政权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当然包括涉及香港的“中英南京条约”和“新约”等清政府时期的“和约”，尽管英国人称之为“通商条约”。
香港，曾经是中国南方区域珠江入海口的一个普通渔村。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迅速溃散;美军和韩国军队（当时称之为“南朝鲜伪军”）兵临鸭绿江，越境轰炸波及我新中国国民经济赖以生存的东北重工业基地。主动挑起意识形态之争的西方阵营，又叫嚣着“推翻北京的红色政权”、配合“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在此严峻态势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集全国人民意志，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拒战火和武装干涉于“国门之外”。同时，根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和基本信念，积极支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此时，香港的战略地位以及北京看待回归的战略眼光迅速得以调整。而现在年轻的读者很陌生也很难相信：朝鲜战争及其之后国际战略环境要素的变化，是奠定香港日后半个世纪国际地位的开始。
整个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人口增加到250万（一度超过上海），其中包括从内地迁往香港的75万人口。如果细细分析的话，当时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和四川等地的私营企业主和资产者，约有7万余人;他们既对国民党腐朽政权失望而不愿投奔台湾，也不愿意离开祖国而远赴海外。于是，寄情落户香港就成为最好的选择，他们的家族以及同乡会的财富也就成为香港经济的原始积累。他们从实业开始，改变了香港的面貌。而其他非资产人口，开始成为香港经济工业化的劳动力来源;他们吃苦耐劳，后来还成为香港城市的建设大军。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友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朝鲜战争为由，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禁运政策;这种敌视和禁运一直维持到70年代初期才变得宽松。也是在这个长达20年的时间段里，香港在国际贸易上的优势超越了上海。而北京的中央政府从破除西方禁运的战略角度考虑，暂缓了收复香港的步伐;并转而利用香港（自由贸易港）的条件，同国际社会进行尽可能多渠道的贸易往来。于是，解放军只是守卫界河，但在宝安县（深圳的前身）和九龙之间筑有拦截偷渡的铁丝网。在港英军也取消了撤往新加坡的计划，相望无事。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香港除了成为新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贸易渠道，也是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主管新中国经济全局工作的老革命家陈云，就特别善于利用香港市场，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落子布局香港的华润公司则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华润公司从香港进口回内地大量的粮食、棉花和紧缺西药，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而祖国母亲也依然照顾着香港这个“游子”，给予了直接的民生关怀和物资援助。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从根本上解决了香港居民的廉价水源问题，东江水库供水至今都是中央政府投入巨资加以维护;否则，香港就得像卡塔尔一样花巨资进口居民饮用水。还有活鸡、活鱼、蔬菜、水果等，保证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所需。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心中的伟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终于亮剑。他先是石破天惊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接着以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提出“届时无条件地收回香港”，并且以驻军体现国家主权和意志。而刚刚打赢马岛战争的英国内阁最终明白——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
香港：曾经的优势
香港，之所以被称之为“东方之珠”，是因为经济的繁荣和投资的自由。香港，也曾经集聚着内地迁港的商界精英，积极把握着时代的发展脉搏。在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有两次经济转型是被写入国际主要商学院案例的。第一次是工业化，即1950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从50年代起香港开始工业化，到1970年，工业出口占总出口的81%，标志着香港已从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实现了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其间，香港接受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符合当时城市禀赋的制造業开始兴起;出现了港资跨国公司。
之后的70年代初，香港开始推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方针，香港的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迅速发展。而特别是从80年代始，内地因素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香港的制造业考虑成本因素大部分转移到内地，各类服务业得到全面高速发展，实现了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经济转型。在其第二次经济转型中，香港的经验、香港的资本、香港的管理成为基本优势。
香港经济的繁荣、以及亚洲整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继续得以维持。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经济成绩单的峰值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时的香港作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以不及内地千分之六的人口与约万分之一面积的弹丸之地，创造了相当于内地近20%的GDP。以李嘉诚、邵逸夫等为代表的香港企业家，既善于创造财富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北上，还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特有模式。即香港利用订单、结算、转口、标准等优势，内地利用劳动力、土地、运输等成本优势，强化了香港在亚太地区的领袖地位。香港经济逐渐以服务业为主，与服务贸易有关的主要行业包括旅游和旅游业、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运输服务、金融和银行服务及各类专业服务。至2005年，香港有85.3%的人从事服务行业，其中从事批发、零售、进口与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的占34.4%;运输、仓库及通信业占10.5%;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占15%;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占26%;从事制造业的只占5.3%。农业方面，香港主要出产少量的蔬菜、花卉、水果和水稻，少量地饲养猪、牛及淡水鱼，日常需要的农副产品近半数需祖国内地供应。
而不少唱衰香港的西方政客，其表面上似乎很清晰的理由就是香港的上述优势在“一国两制”体系下不会得以保持。香港回归前夕和最初的一段时期，也有不少香港的中产阶层因不了解内地的善意和发展趋势，选择“用脚投票”即离开香港落户海外。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加拿大为了吸引“香港中产移民”，提出每位移民只要将19.5万美元长期存款于其指定银行，就能获得多伦多等城市的居住权;这样，在1996和1997这两年间，就有10万香港中产人士移民加拿大。然而，20年过去、虽有风雨和磨難，但香港持续繁荣稳定的局面又促进了中产移民的不断回流。各类统计数据也表明香港回归以来，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一直被有关国际机构评选为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地区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与祖国内地在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互利共赢的趋势更加明显。香港回归20年来，内地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香港与内地合作共赢的政策措施。最直接的举措就包括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开放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开放香港人民币业务试点，推出“沪港通”“深港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深化粤港区域合作等。香港仍是内地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同时，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呈现方兴未艾的局面。
内地：曾经的老师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香港曾经是内地的老师。除了吸引香港的资金，比邻设置的深圳特区，还是学习和借鉴对方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平台。当年红遍长城内外的流行歌曲《春天的故事》，一方面是抒情改革开放的活力，另一方面就是以深圳为案例、提供了万千变化的春天烙印。有意思的是：按照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四个特区分别有对应的学习对象。即深圳-香港;珠海-澳门;汕头-侨资;厦门-台资。后来，上海被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学习也成了第一要务。
我很早就担任了“学习资料信息员”的角色，最初的记录重点则是香港的经验、案例和其对内地某些做法的批判性建议。当时，为了更好地了解包括香港在内的亚太经济体系，上级批准上海社会科学院新成立一个机构——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这也是我最早任职的一个机构。按照机构（智库）运行的惯例，不久就刊印定期的交流刊物《亚太论坛》;我必须把有关讨论和接待的新鲜思考和最新信息整理出来。同时，上海市政府高级官员出访之前，我也得提供相关背景资料。
记得第一个市政府交办的课题是“亚洲四小龙的人力资源研究”，我负责着重剖析香港;这是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994年。当时发现：上海和香港一样，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禀赋，工业原材料都是依赖外部市场输入。两个城市最珍贵的以及可持续开发的资源其实都是人才，于是就提出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说法。区别也很明显：上海集聚的是国家级（基础型）的科研、教学人才;香港集聚的是国际化（市场型）的经营者和专业服务人才（如律师、医师、分析师等）。
上海，随即调整自己的人才结构。首先选拔去香港培训的专业人才是会计师和审计师，上海社科院也办过专项学习班、就请香港行业高手来具体讲解。一开始，分歧和碰撞很多。如会计师应该对谁负责？即对上级领导负责还是对股东负责？后来比较接近的结论是——如果是上市公司，会计师得依据法律对股东大会负责。审计方面，则明确突出了“设备折旧”的概念。即香港方面强调无论多么昂贵的设备，每年都要以一定的折旧（换算成具体金额）计入企业或开发区的发展成本;但当时上海国有企业是以保证资产增殖为考核前提的，结果是老旧设备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还是当固定资产登记，而在中外合资时的评估中则往往被列为负资产。过了好几年，设备折旧率和相应年限允许报废，在上海成为普遍意识。
1992年之后，上海兴起了城市开发的高潮但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同时，居民住宅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经过辩论，思想上终于解放了;内地城市开始承认住宅是商品，上海也开始由住房分配福利化向市场商品化转型。那么，当时老百姓眼里的天量资金从何而来呢？在和香港智库几番讨论之后，筹资方向基本明确为：1.以“熟地”商业化出让换取资金，来安排“生地”再开发相应比率的住宅配置。如淮海中路、南京西路的沿街（熟地）进行商业开发，筹措到足额资金后开发南北高架;在南北高架原闸北区域兴建一批商品房。2.商品房按市场价格出售给上海市民，银行提供贷款和分期偿还业务（即“按揭”）。3.商品房在兴建之初就可以根据具体规划进行先期销售以筹集后续开发资金（即“卖楼花”）。
香港回归前半年，我还应邀给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累计做了26场专题报告，和听众互动的最多的话题是“香港是否文化沙漠？”我当时认为文化表现力方面，香港电影和电视历来就是华语电影的先驱;而且文化的影响力和经济能量是想呼应的。如有意思的是，上海人了解30年代的十里洋场，最初就是通过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和周润发来实现的;港式粤语、早茶在上海也一度时髦化。
弟子：不必不如师
香港回归之后，上海和其他内地城市一样一如既往地学习和借鉴香港。我曾经随考察团在2002年观摩过香港的公共交通，发现香港的地铁系统密集而涵盖所有的居住区域，市民通勤十分便利，就连我这种外地人在香港地铁内也不会迷路;同时地面交通压力不大，私家车并不是香港居民的必备选项，公共汽车的数量和道路通行条件都优于出租车。后来，我还考察过香港的义工制度以及慈善惯例，也比较过沪港两地的社区服务、社区教育;世博会之后，发现已经难分伯仲。
近年，各类数据表明——以上海、深圳、广州为代表的祖国沿海城市正在强势崛起。其大背景当然是整个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划时代的突飞猛进，香港经济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占内地经济总量的比例目前为3%。正可谓，弟子不必不如师。
就珠江三角洲区域进行具体比较的话：2017年，广州、深圳各自提出本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为8%和9%，而香港的目标则为2%-3%。再以深圳、香港两地比较，基于目前人民币0.88的汇率计算，按照这一增速，香港2017年GDP为2.52万亿港元，深圳为2.41亿港元，两地经济差距已缩小至仅1100亿港元。2018年，广州、深圳如果继续维持这一增速，且港元兑人民幣汇率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加之香港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速，深圳、广州GDP将达到2.63万亿港元、2.6万亿港元，香港则仅为2.57万亿港元，广州、深圳即将正式超越香港！
如果拿香港和目前的上海相比，香港学者和有关智库人员则更不淡定。上海在先行先试国家战略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20年，上海全面建成国际经济、贸易、航运和金融中心的目标指日可待。特别是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已经基本提前实现，我很清楚地记得香港回归之前上海港的吞吐量进不了世界大港的前十位，现在已经连续五年稳居世界第一。自贸区的新试验和负面清单举措的有力推行，再度为上海注入拥抱世界的活力。还有一个香港媒体喜欢比较的具体案例——迪士尼;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仅运行一周年就实现盈利、游客就达1100多万。而在会展领域，上海曾经努力地学习过香港;如今的上海已是亚洲第一会展之都。自然，上海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如航天、深海、能源等领域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面对这样一个20年唤醒新时代和经济新版图的态势，融合才能蓄势！
我和社科院的智库专家曾经多次讨论，香港和内地更加紧密的融合会更有后发价值！如香港这座“东方好莱坞”在回归以后，与内地的文化互动合作自然更加频繁。香港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融贯中西文化的传统，有大批高素质的文化经营人才与文化管理人才，对国际文化市场情况、运作规则的研究，对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开发和管理已具有很强的优势，是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和桥梁。而内地也有其优势，文化资源十分丰厚，艺术人才众多，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发展建设的潜力巨大。内地与香港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对促进两地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强大推动力。
最近，一位多年研究“一国两制”的内地学者这样评述：香港事实上也在转变！一是香港已经不再是殖民地，即使殖民地的思想还影响着一些机构和社会的某些方面。二是香港再不能与内地隔绝。即使出现部分情绪化，每天来往边境的人数只增不减，两地的移居、婚姻、就学就业也只增不减，香港越来越与内地融合。三是香港的发展只能依靠内地。回归前后是港商在珠三角的投资，2000年后是内地游客、内地金融服务需求和内地人才与投资的崛起。香港从世界进入中国的单一桥梁变成了中国走往世界的其中一个中转站;香港从“英国的香港”真正地变成了中国的香港。而在我看来，更深刻的变化将是“一国两制”将彻底融入中国梦和香港公民意识，香港将和内地一起谱写“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蓝图。（作者为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