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多年家暴后的致命还击
程曼祺
面对丈夫周德军近20年的虐待，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的许林芳没有还过手，没有向外界求助，也没有别人帮她。直到在2014年年底的唯一一次反抗中，她掐死了周德军。151名村民随后写联名信为许林芳求情，妇联、公安局、司法局和法院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了这个贫困的家庭。但在未出人命前，许林芳难以从外界获得这种支持。不识字的许林芳，对自己经受的家庭暴力至今仍浑浑噩噩，她认为“不出血就不算受伤”。“他本应该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这是许林芳最大的愿望。
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调查，有24.7%的受访女性在婚姻中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有7.8%的农村妇女明确表示受过配偶的殴打。这意味着，在中国的3.3亿乡村妇女中，有一个绝对数量十分庞大的群体像许林芳一样生活于恐惧中。她们散落在广袤中国的各个角落，把伤痛掩藏在屋门后。
一个逆来顺受的妻子
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许林芳，家中排行老二，她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
1995年，许林芳嫁到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就一直和丈夫周德军住在一座土屋里。
父母看中周德军家的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地比许林芳家的更平更好。但团结村的土地也不十分平整，这里是四川东南丘陵山区地带，与贵州省接壤。
土屋是周德军的爹周老头年轻时盖的，现在被3座两层的砖房环绕，其中两座分别是周德军的三哥和五弟的。在周围砖房的映衬下，土屋像一个放错了时代的异类：从公路上俯视，一半的瓦已没了；进入房屋，墙壁上有许多纵向的裂缝，有的可以塞进两三根指头；凹凸不平的墙上有不少洞，许林芳的小女儿晚上写完作业后，会拿着电筒照进洞里，找老鼠玩。
多年来，自己的土屋一天天破败，而兄弟门的新房陆续将土屋合围，这让周德军心里很不平衡。五弟修房子的时候，周德军因为老五的新房和土屋的间距很小，气得拿着刀赶兄弟，镇上的警察来调解了好几次。
周德军在修房这一农村男性最重要的活动上的无力，有部分身体原因，他常年患有肺气肿。由于贫穷，周德军没有好好治过病。他虽读过几年书，但具体读到几年级，家里人都说不清。这样一个身体孱弱、文化知识贫乏的农村男人，几乎没什么挣钱的门道。周德军平日里在镇上跑摩的，但出车并不勤，时常在茶馆里打牌或看黄色录像。
虽然身体虚弱，但周德军不能停止喝酒。他对许林芳说，喝了酒后，就舒服一些，胸膛没那么痛。因为不停地喝酒，周德军便不断地“酒后发疯”。喝高了之后，他有各种妄想，其中之一是兄弟要来抢他的房子。有一回，喝了酒的周德军坚持认为老五要来霸占土屋里的石仓。平时瘦弱的他，竟然气得把石仓上的隔板砸了下来。周老头过来劝，周德军对着老人的腿一阵乱踢。
当无法通过“修房子”来树立地位和声望后，周德军找到了别的渠道。在大儿子8岁时，他让许林芳摘了环，给他继续生孩子。周德军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钱，我有人！”
于是，在这座全村最贫穷的土屋里，又陆续诞生了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他们现在分别11岁、10岁、8岁、7岁。周五不到1岁时，被抱给了另一对夫妇。
然而土屋依旧拥挤，6个人只有两间卧室。周德军和3个儿子睡一间，4人挤一张1米5宽的床。许林芳和小女儿睡在另一间，这间卧室连着猪圈和厕所，由于没有门板相隔，房间里总有一股猪圈的味道。
多年来，许林芳一个人承担着一家人2亩地里的农活。丈夫周德军是从来不干农活的。
即便已经年过40岁，许林芳仍对自己的生活懵懵懂懂。自己到底是在18岁还是19岁遇上周德军的，许林芳说不清楚。因为她不识字也不识数，对很多时间、地点记忆模糊。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多高、多重，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打工的那些工地、塑料花厂、耳机厂、电子厂、手袋厂、皮鞋厂……在哪些城市。
也许正是这种懵懂，成就了许林芳对不顺心和痛苦超人的承受能力。大概19岁的许林芳第一次见到周德军，他很瘦，穿着一件松垮垮的灰色西服，烟不离手，走起路来甩肩摆袖。婚还没有正式结，周德军就开始威胁她：“你再出去打工必须和我一起去。你要是不跟我一起，我见到你就下你胳膊，下你腿，看不到你就打你妈。”
除了屈服于威胁，许林芳想不出别的办法。在和周德军一起打工的第3年，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1995年，她回乡生下了儿子，和周德军领了结婚证。
“话不多，老实。”这是亲戚、邻居对许林芳的印象。在接触过她的人扩大到律师、法官、妇联工作人员后，对她的形容词还多了农民不常使用的“木讷”和“麻木”。
对难以想象的家庭暴力，许林芳没有失声痛哭过。在近20年的婚姻中，她很少对周德军的打骂还嘴、还手。
许林芳还具备常常和“老实”并列出现的“勤快”。周德军在家就是吃饭、喝酒、睡觉。许林芳包揽了所有农活和家务。她一般6点起床，给周德军和几个孩子做好早饭，然后下地干活。有稻子的季节种稻子，不忙稻谷的季节照看地里的蔬菜。不论是怀着孩子时，还是在生下孩子3天后，许林芳都要干活，给周德军烧火做饭。
但许林芳的老实和勤快，却无法从丈夫那里换来怜悯和基本的尊重。只要周德军喝完酒，就无端打骂她。想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就跑到许林芳屋里，许林芳说女儿还在这儿，周德军嚷着“你是我婆娘……”又是一阵拳头。只有在喝到不省人事的时候，周德军不会打人。他烂泥一样瘫在床上，有时会小便失禁。许林芳就给他换裤子、换被褥。
回忆起过往的生活，许林芳说自己没有哪一个阶段是快乐的。只有在一些瞬间，心里感到稍微的满足：比如孩子好好吃饭或写作业的时候，比如丈夫没喝酒，安静地坐在那儿，甚至帮自己添一把柴火，或给她夹一些瘦肉的时候。
一次次忍耐换来丈夫家暴升级
在近20年的婚姻生活中，许林芳只是以一次次忍耐，纵容着周德军的暴戾。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也不知道如何反抗。
正式结婚前在外打工的时候，周德军就经常打许林芳。有天中午，两人正吃着饭，周德军毫无预兆地把碗往下一摔，正打到许林芳的膝盖上。当时血就流了一腿，3厘米长的伤疤至今可见。
最凶的一次是6年前。一天夜里，周德军喝完酒回来，一进门，就把一条烟重重地甩到桌上。他走进许林芳的卧室，大叫了一声：“今天晚上，杀死她！”同时打开柜子要拿某样东西。许林芳马上反应过来是刀——这把刀，周德军在广东捅过人，工地老板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报警。许林芳意识到丈夫是冲着她来的，慌忙夺门而出，一下子磕到了门口的米舂上。顾不得碰破的膝盖，她冒雨拼命往山上跑，逃到了山后的表嫂家。
两个多月后，许林芳的腿刚好，周德军又喝了酒发疯。他穿着皮鞋，一次次踹许林芳的腿和胳膊，一手抓着她的头发，一手用巴掌掴她，逮着她往门上和墙上撞。
即便如此，许林芳也没想过报警。最初是不知道有找公安这回事，大概5年前，她才第一次听人说可以去公安局报案，但她连报警电话是多少也不知道。她也没想过离婚，她认为离婚后，自己就见不到孩子了。
周德军的五弟家与周德军家离的很近，但因修房子的事与周德军结怨，两家不来往。所以，五弟虽然知道许林芳经常挨周德军打骂，但也无能为力。“哎，他拿刀追我就好几次，我有什么办法？”老五无奈地说。
至于其他亲戚和邻居，就更不会管周德军家里的事。他们提起许林芳，都说虽然知道她常年被打，但也做不了什么。“他是关起门打的，外人怎么管？”许林芳的邻居说。
压抑了近20年她终于爆发反击
在多年的压抑后，从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许林芳，终于在2014年12月26日凌晨爆发。
一个半月前，周德军跑摩的时翻车摔到了田里，断了一根肋骨。他那段时间在家休养，不能挣钱，还欠了一堆医药费。
2014年12月25日吃完晚饭后，周德军难得的没喝酒，守着几个小孩写作业。大概晚上8点多，大儿子从镇上打工回来，周德军忍不住，又去附近小卖部打了2斤酒。
许林芳做完了自己的活：洗碗、洗衣服、扫地、喂猪，还给周德军熬了一碗油渣下酒吃。当夜不到11点，她就和小女儿一起睡下了。
但喝了酒的周德军睡不着，开始满屋转悠。他收掉了大儿子的手机，让他赶快睡。然后又来到许林芳和小女儿的卧室发酒疯。
起初，周德军辱骂的内容是他平日酒醉后的那番妄想，指责许林芳生活不检点。这会儿，睡在隔壁的大儿子还醒着，但他懒得去看一眼。周德军一边骂，一边用拳头打许林芳的头，许林芳就用被子把头蒙起来。持续不断的响动中，4个孩子都睡着了，他们的“摇篮曲”常常是这种打骂声。
下半夜1点多的时候，周德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要求。许林芳事后回忆，这是她最想不通，也最生气的地方。在被拒绝后，周德军气急败坏，他一边叫嚷“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一边用拳头捶打许林芳的头。
一瞬间，许林芳气急了，她掀开被子，抓起靠在床边堵老鼠洞的木棍，对着周德军的后脑敲了两下。血顺着周德军的头流到被子和地上。这时，周德军还要继续打许林芳，被许林芳掐住了他的脖子。突然，“砰”的一声，周德军的身体栽倒在床沿上，脸朝下，双膝跪地。小女儿被这个声音惊醒，睁眼时，看到被子上是血，妈妈跪在床上。
“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小女儿的叫声打破了人死后片刻的寂静。
周德军已没了鼻息，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许林芳，吓得头脑空白。片刻后，她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道德意识认定了要“一命偿一命”。她开始翻找家里的农药——这是农村妇女最常见的自杀方式之一。但农药瓶子是空的，她没自杀成。
隔壁的3个儿子随后也跑了过来。二儿子和三儿子吓得忘了哭。大儿子说，看到父亲的尸体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只是感到一阵解脱。
在大儿子的帮助下，许林芳给周德军的大哥、三哥和五弟打了电话：“我把周德军打死了。”她对死者的兄弟说。老大和老三都在外打工，住在隔壁的老五马上赶到了现场。
凌晨2点10分，周德军的大儿子帮母亲拨了110；2点半左右，警察赶到了案发地，拷走了许林芳。
凶案发生后，平时不好过问“家事”的亲戚邻居们又展现出了热心肠。周德军的几个兄弟希望许林芳能判得轻一点，她家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如果许林芳入狱，养育、照顾这些侄子侄女就会变成兄弟们的共同负担。
合江县公安局给周家出了个主意：写联名信求缓刑，找村民帮忙签字。最终，团结村的151名村民纷纷签了名。
合江县妇联也对这个案件和许林芳高度关注。在庭审之前，他们专门组织工作人员到团结村走访村民，形成给法院的一份建议函，希望能考虑缓刑。
最终，合江县法院在考虑到许林芳长期遭受家暴，悔罪态度良好，且死者家人谅解凶手等因素，判处许林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执行。
她对失手打死丈夫怀有极深的负罪感
2015年7月中旬，被判缓刑的许林芳回到了家里的土屋，继续和周德军的父亲和兄弟做邻居。
在血迹被时间模糊后，那些多年来同情许林芳的遭遇却难以过问的村民，那些在她被抓后热心地签名并按上红手印的村民，在和这位“凶手”一起劳动时，毫无异样。
在宽容之外，村民也为一个贫穷的带孩子的寡妇设定了应有的形象。在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许林芳必须当好“母亲”，把孩子拉扯成人。这是周德军的兄弟、父亲为她求情的重要原因，也是她得以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小孩要读书，房子要倒塌。家里开支那么大，你说怎么过啦，这个生活。”许林芳常常觉得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但想到孩子，她又只能活着。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房子。她不想让孩子们在这个布满裂缝和地洞的土屋里睡觉、吃饭。在公安局、妇联等的资助下，新房的地基已经平出来了，但她还缺盖房子的钱。
另一个问题是户口。二儿子、三儿子和四女儿还在上小学，由于是超生的，又没钱交罚款，这3个孩子都是“黑户”。她不知道他们以后该如何上中学，如何买火车票，如何出门看外面的世界。
至于“教育”，则是一个更加奢侈的问题。因文盲而羞愧的许林芳，希望儿女们能接受更多教育。但在贫穷面前，蒙昧正在被继承。她的大儿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这在村里的90后一代中极为罕见。
对3个未成年的小孩子，许林芳在努力为他们解决温饱、凑足学费外，也难以提供更进一步的照顾。2015年9月的乡下，天气已经微凉，两个儿子睡的那张新床却仍铺着席子，席子下就是木板。他们睡觉时，相互依偎着斜躺在宽阔的床上。
以常理难以理解的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羞辱和折磨后，许林芳并不怨恨周德军。她甚至对自己失手打死丈夫，怀有极深的负罪感。
现在，许林芳还会怀念周德军零星的好处：没有喝酒的时候，他会把饭桌上不多的瘦肉夹给自己，偶尔也会看着几个孩子写作业。
即使这个男人在世时几乎什么活都不干，还打她 ，许林芳觉得那时也比她现在一个人好。至少，她还抱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期盼：“我希望他脾气能改过来，我想的是家里面团团圆圆、和和气气的。”对她来说，比暴力更可怕的是孤单一人承受家庭的重担。她没有和大儿子一样感到解脱，而是感到更加烦闷。一想到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她心头就一阵“毛焦火辣”。
许林芳来不及可怜自己。打死周德军后，她为他整理衣衫和头发，她想让周德军最后走得体面一点。现在，去地里种菜时，她也偶尔去周德军杂草丛生的坟头看看。“他本应该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这是许林芳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