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立正，向右看齐？
孔冰欣
眼下这股全球性的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正是由宗教保守主义、民粹保守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三方合力而成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异教邪说”，旗帜鲜明地攻击“世俗精英”，旗帜鲜明地怀疑“非我族类”，恰恰是新保守主义全球通用的“三板斧”，压根不拘北美、欧洲抑或是中东。
对峙：暴力在所难免
被认为是美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仇恨集会”的弗吉尼亚骚乱事件惊扰全球，而“挑起战端”的“团结右派”，参与者包括来自全美各地的数千名白人种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另类右派和其他极右派组织、亲邦联团体，一派齐刷刷“向右看、不回首”的势头，甚至公然祭出了纳粹旗帜，叫嚣白人至上的口号，大动干戈为历史余孽的渣滓招魂。
如果我们上下求索“后9·11时代”的文明困境，就会发现，弗吉尼亚骚乱事件显然绝非孤例，警钟早已鸣响，幽灵一般的阴影隐隐绰绰笼罩了美国与欧洲的上空。粗略统计，近十年来，一次次的恐怖袭击、种族冲突、刑事犯罪点燃了一根根导火索，激化了西方本已矛盾重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由此，全球新保守主义势力开始抬头，且很难保证其不会从“针锋相对、寸土不让”逐渐发展到“鱼死网破、同归于尽”，故而，在此一对峙过程中，暴力在所难免，时有耳闻：
2010年7月17日，法国东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发生暴力事件，数十名年轻人焚烧五六十辆汽车并向警方开枪。起因缘于一疑犯与同伙抢劫赌场后与警方交火，致使1名警官受伤，疑犯本人则被击毙，当地一些年轻人随即举行抗议活动，愈演愈烈。而事实上，法国部分青年早有烧车“前科”——2005年，巴黎郊区两名男孩为躲避追捕触电身亡，引发全国性暴力事件，绵延大约300个市镇，持续20余天，导致数十人受伤，9000多辆汽车遭焚。
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端右翼分子布雷维克先在挪威政府办公大楼前引爆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后又在首都奥斯陆以西40公里的于特岛枪杀参加挪威工党青年团夏令营的人群，共造成7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惨案被称为“二战结束以来挪威境内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同年岁末，比利时东部城市列日和意大利著名旅游城市佛罗伦萨又相继传来尖厉的枪声，造成百余人伤亡。
2011年8月4日，一黑人男性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与警方发生枪战，身中两弹死亡。6日起民众上街抗议，但示威活动突然演变为暴力事件，100多名青年在夜色中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速公路，劫掠数十家店铺。至9日，骚乱已扩散至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英格兰地区的大城市。
2016年7月7日，美国达拉斯爆发袭警案，一名曾在阿富汗服役的退役美军士兵共计打死5名警察，打伤7名警察。这也是“9·11”后美国警方人员伤亡最惨重的一起案件。而这一案件发生前后的24小时内，美国多地还有4起袭警案件。同月17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再度发生袭警事件，3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
“内忧”不断，“外患”更不消停。如2015年-2016年，法国恐怖袭击事件似乎隔三差五见诸报端。2015年1月7日，《查理周刊》巴黎办公室遭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2人死亡。袭击者高喊“真主至大！”“我们已经为先知报了仇。”11月13日晚，巴黎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全国讲话，谴责“伊斯兰国”（IS）组织策划了巴黎恐袭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了所有边境口岸——这是法国自上世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首次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一年后的另一个深夜，即2016年7月14日，尼斯市法国国庆日庆祝活动遭袭，一辆大卡车撞向正在观看烟花表演的人群，造成至少84人死亡，202人受伤。16日，“伊斯兰国”通过其媒体渠道发表声明，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与法国“相爱相杀”了大半辈子的英国也好不到哪去，仅2017年上半年，就至少爆发了三四起恐怖袭击案件，均牵涉“极端主义分子”，造成几十人伤亡。还有2016年“3·22”比利时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2016年“12·19”德国柏林恐怖袭击事件等等，无不揭示了老欧洲现在“十面埋伏”，状似“火药桶”。
2017年8月17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发生货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已造成13人丧生、80人受伤，其中15人重伤。警方尔后又在巴塞罗那西南部的海滨城市坎布里尔斯执行了一次“反恐行动”，5名袭击者身亡——2004年3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上班高峰期接连引爆事先藏在几列通勤列车上的炸弹，造成191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此后西班牙鲜少发生恐怖袭击，今次惨案重演，令朝野再感震惊。
最新乱象是：这边厢芬兰图尔库8月18日发生持刀行凶事件，2死8伤，嫌犯与西班牙“8·17”恐袭案嫌犯一样是摩洛哥裔；“伊斯兰国”宣称实施了8月19日发生在俄罗斯中部城市苏尔古特的持刀伤人事件，该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那边厢英国林肯郡极右翼分子8月19日举行集会，声援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制造骚乱的白人民族主义者，打出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邦联旗帜；德国柏林郊区的施潘道8月19日也有极右翼示威者的集会，名义是“纪念在施潘道监狱服刑的一名纳粹战犯”……
隐患叠加，冲突恶化
纵观近年来北美、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恶性社会事件，以及全球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其表层原因大多出于福利受损、竞争激烈等矛盾；但往更深层看，社会融合受阻、种族宗教冲突、文化优势跌落等问题加剧分歧，特别在债务危机扩大、经济低迷蔓延的情况下，各种隐患叠加共振，使冲突恶化。
保守主义原系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主要政治思潮之一，简单粗暴地概括其特点，大略是政治上奉行本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经济上奉行对本国贸易的保护主义，意识形态上奉行民族、民粹主义。“9·11”之后，全球右翼新保守主义出现了新趋势，土耳其搞逆世俗化，日本搞军国主义化，中东“伊斯兰国”搞政教合一化，英国脱欧搞孤立主义化，特朗普上台搞“美国再次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一幅越来越清晰的新保守主义“逆全球化”運动图景已然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主张全球贸易、门户开放、世界多极化，到主张“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咱应该永远是No.1”，首先就要拿移民、国家安全、贫富不均等问题 “开刀”。极端右翼新保守主义势力充分利用本国那些失望、沮丧、愤怒的民众心态，抛出了解决一切矛盾的“万灵丹”：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工作？因为大量移民涌入，抢了我们的饭碗。为什么社会福利今不如昔，积重难返？因为移民“动了我们的奶酪”。为什么恐怖袭击屡次发生？因为移民里夹杂了恐怖分子，就该把他们统统赶出去，或彻底消灭。为什么荣耀的国土不再荣耀？因为民族“不纯净”了，我们需要“修剪”“清理”移民、少数族裔、LGBT群体。为什么我们自顾不暇，还要为别国“埋单”？OK，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命不凡、脚不沾尘、一味妥协的权贵治理国家？OK，“底层无产者”游行，弹劾，折腾选举吧，让他们“下课”……其思想鼓动、宣传体系也许经过精心设计与层层包装，但内核大同小异。
右翼新保守主义政客、组织站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立场，自诩为草根阶层的代言人，煽风点火，巧取豪夺选票、注意力，且“屡有斩获”。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首次有欧洲极右翼团体进入，拥有合法代表；挪威、法国、奥地利等国的极右翼政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得票率也不断上升。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时，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希腊金色黎明党等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集体“崛起”，仿如政坛地震。2016年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极端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觑准“时势”，将总理伦齐塑造成建制派、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推波助澜迫伦齐辞职。除政治策略上以合法方式染指权柄，欧洲极右翼分子针对政府机构、当地“公知”、同性恋团体制造的谋杀案件也时有发生。此外，经济上，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包括英国坚持脱欧的若干利弊权衡，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其实无处不在。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样与日俱增。2009年，瑞士全民公决反对新建清真寺宣礼塔；2010年4月，比利时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遮蔽全身的服饰；2010年、2012年，法国大规模驱逐罗姆人；2016年，法国决定关闭近20家清真寺并驱逐大约80名伊瑪目，因其发表“反共和国价值的言论”……
“向右看齐”的转变，也与坊间对“政治正确”矫枉过正的反感相关。面对恶性冲突，欧洲国家在社会层面的争论近年来呈现分裂性、对抗性，政府和执法部门一定程度上受到无视客观事实、站在道德制高点逢迎主流价值观、某些“不可轻易违逆”的舆论力量桎梏，尤其让右翼分子满腹愤懑，所以频频“惹是生非”。
“黄灯”亮起。欧洲的当务之急，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纵深层面深刻反思，加快革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穆克一语中的：欧洲不能再沉湎并空享制度的优越感了。
“文明冲突”
历史演化进行时
“一战”“二战”改变了世界格局，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的理念再度确立；后殖民时代，文明与不文明之分看似过时，却出现新的区分，所谓“了解西方价值的民主国家与闭关锁国的专制国家。”站在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你也向右看齐，我也向右看齐，直接酿成双方阵营内顽固的保守派之间迸发“三战”。
既然一方能够以捍卫人权、重建民主之名，“合法”地武装干涉别国主权；那么另一方“礼尚往来”，匕首、炸弹轮番“问候”，也是在其自治的逻辑体系内的。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战争，以暴力手段推行一元价值，与中世纪“唯我独尊”的宗教战争何异？而“9·11”恐袭及其后欧洲遭遇的系列恐怖袭击，不也是价值偏狭不宽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无论将罪恶归咎于伊斯兰极端势力，始终与西方势不两立；还是因殖民史为恐怖行径辩护，号称西方作茧自缚；实则都契合了“极端右派”的宣传策略，利用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大肆散播极端思想蛊惑众生；可是，历史与现实之间哪有线性的因果？
我们不该忽视，思想原教旨化已经席卷全球。异质文明相互启蒙、劝导、驯化、冲撞时，必须开放自身，杂糅异己。遗憾，冷冰冰的现实告诉我们，一边呼唤安拉，另一边高举民主；一边喧嚣圣战，另一边指责人权；一边要回到穆罕默德时代，哪管先知讲经的语境在麦地那与麦加之间，另一边则言必称卢梭、孟德斯鸠，罔顾先贤面对的乃18世纪欧洲社会内部。失控的冒进将鲜活灵动的思想简约成黑白两色，谁都不容价值相对化，更忘了我们已生活在你中有我的多元文化里，伟大的传统被平庸的头脑教条化，如此，麻木兼贪婪地互相攫取与伤害便倍加顺理成章。
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苏联解体后乘势宣告了“历史终结”，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必将是世界发展的终极样板，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姜还是老的辣，福山之师塞缪尔·亨廷顿就敏锐地指出：冷战终结的21世纪，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全球战场的轴心将从政治意识形态转向轴心文明的竞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对老冤家之间永恒的战争仍将延续。眼下这股全球性的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正是由宗教保守主义、民粹保守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三方合力而成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异教邪说”，旗帜鲜明地攻击“世俗精英”，旗帜鲜明地怀疑“非我族类”，恰恰是新保守主义全球通用的“三板斧”，压根不拘北美、欧洲抑或是中东。
著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即使是组织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也必须面对平息生存斗争的潜力同加剧生存斗争的需要之间的冲突。而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期就指出，每个人被关在自己的铁笼中生活，都只熟悉自己所熟悉的，对其他领域不感兴趣、没有精力。西方现行民主制度下的普选和公投不足以打破铁笼的围栏，至多让笼中人惊醒，然后更加厌恶其他的笼子。但是，仍旧希望历史不要偏离理性的轨道，不要纯粹为了疯狂的宣泄，让阴谋家、野心家、投机者在一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笔下那群泱泱“乌合之众”的拥戴下，炮制“希特勒2.0 VS 哈里发2.0”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