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迁都”传言30年

虚实与幻想

中国“迁都”传言30年雾霾、拥堵、高房价，不论以何种硬标准来衡量，总能找到北京不再适合担任首都“一职”的理由。

等着“接盘”的城市也就排起了长队。

因此，古城强调历史，新贵强调富庶，中部强调中心，沿海强调开放，西部强调平衡……每一座与“首都”二字传过绯闻的城市都有一串充满诱惑但又不足以打动人的优势。既便如此，每一次新的迁都流言传出，总会让相关的城市躁动起来。

搬离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首都，意味着什么？

一篇发表在《生态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测算，在其他地方新建首都只需700亿元人民币的投入，“仅仅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投资的三分之一”，或者说，只相当于宗庆后的全部资产。这个数字乐观得有些幼稚。700亿，只够修建四条地铁。

显然，只迁移一部分首都的职能是更好的选择。3月26日，河北省颁布新的规划方案，保定——一座此前被传言可能成为“行政副中心”的城市，最终确定的定位是承接首都的部分功能。简单来说，它将成为首都的一块“飞地”。

其实，不单单首都，中国的城市们争抢的称谓还有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甚至“较大的市”。这一个个称呼背后，代表的其实是政策倾斜、财政支持等各种或明或暗的福利，甚至还代表着领导干部们拔高若干级的待遇。因此，便不难理解在这些称号面前，每一座城市的热切与执着。

部委也要开始当“脱北者”。

这在3月26日河北省公布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中写得很清楚，《意见》中有关保定将要“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的描述，实际上也回应了稍早前保定将要成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

它就像一个小一号的“迁都”方案，而且确实是从上世纪80年代由首都经贸大学学者汪平提出迁都议题以来，30年间由官方首次对外袒露同一思维方向的计划。

最干脆的建议是 “迁出中南海”

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编的《北京城市设计的演变与发展》一书中，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干脆建议中央“迁出中南海”，在这片区域兴建新的办公楼办公。

总之，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北京日渐狭小的城市空间里，也体会到了“北漂”的压力。这也正是为什么庙堂与江湖之间，30年来周期性出现“迁都”提议，而且成为一个常谈常新的国家谈资——

比如，即使完全不熟悉政治的人，每一次看到有关“迁都”的新闻时，也可能会意识到，“又到了两会代表去北京开会的季节”；

陌生人之间只要观察彼此谈论“迁都”话题时的倾向，就可以清晰地划分出各自的省份，或者具体城市。因为在河南信阳、湖南岳阳、湖北襄阳……都常年流传着“迁都”到当地的说法，许多人会虔诚地想让你相信“这不是谣言”；

在学界，有的科研人员甚至已经大致估算了一下“迁都”成本，他们发现无论用哪种计算方式，得出的结论都是：作为首都来说，北京并不是最佳选择。

而现在，部委用“脱北”的方式，来“保定”了保定这个城市，在这个话题中的位置。

保定早已转移一批部委直属单位

保定与北京、天津呈现三角相倚态势，相距都是140公里。其中保定与北京之间现在的动车组到达时间间隔在20～25分钟。实际上，如果从保定的县级市涿州出发，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为55公里，比从北京密云到天安门广场的距离还要近一些。

话说回来，保定也可能是北京各部委最不陌生的城市。

倒不是作为直隶总督府，以及多次成为河北省省会然后又被“拿下”的政治渊源，而是关系密切的权力条线接触——许多部委的直属单位早已“转移”到了这里。

据不完全统计，25个国务院部委（含国家局和国务院直属机构）共在保定设立了至少四个直属单位序列的机构，提前“脱北”。

他们分别是司法部直属的“央字头”学校——中央司法警察学院，这所院校后来同时挂上了另一个国字头的牌子：国家律师学院；“中字头”的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二勘探局（国资委管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涿州校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以及工信部下设的一个通信实验室。

在地方出现“央字头”的院校已经罕见，更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驻地就在保定，而且是保定治下的县级市涿州，堪称所有“中字头”单位当中驻地级别最低的。直到2006年总局进京办公，其在涿州的机构才降为总局第二勘探局，成为一个干部学校、报社、勘探队都一应俱全的“分号”，这个“分号”现在还直接领导“北京地质勘探分公司”。

有意思的是，北京市直属以“北京”开头的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也在保定设立了校区。

实际上，关于小规模“迁都”到保定的可能性，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被讨论过。

1992年，时任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高级经济师刘纯彬撰文提出，北京周边城市“可以分担首都部分功能”。

1993年出版的《城市问题》杂志，刊登过一篇《从京津冀更大的地域空间研究北京城市的发展》的文章，作者系首都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研究人员，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京新建扩建企事业单位的问题同样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并非必须建在北京的科研设计单位、高等院校等也千方百计往北京挤”，“对于那些不该建在北京的部门，也应有计划地疏散到北京周围的城市”。

作者点明了两座城市是合适的疏散地点，一个是保定，另一个是廊坊。

迁出北京的潜在名单

其实，在北京城内可供部委“搬家”的潜在选择也不多。

长安街延长线最西端，首钢在2008年搬迁到河北曹妃甸之后，留下了一块8.56平方公里的空地。《京华时报》报道说，石景山区政府留出了其中的一平方公里，未来供中央部委迁入。按照规划，这个中央办公区的周围将簇拥着工业主题公园、文化创意产业区。

长安街延长线最东端，通州区政府2006年已经在靠近河北的地段划出了3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中央以及北京市政府机构的办公预留地。现在看起来，那里还很荒凉。

从天安门广场往南走十余公里，丰台区政府在2006年也预留出了一片“暂不安排投资项目”的区域。加上前面提到的新华门对面的“规划预留地”，这几乎就是部委搬家的全部选择。经过以往数次大部制改革的机构增减，许多部委直属单位并不和部委在一起办公，分散在北京七八个不同地区也是常有的事，处于一种见缝插针的状态。相对而言，如果迁往保定，选择面可能会更大一些。

那么，哪些部委机构可能会迁入保定？

尽管目前这个名单还没有确定，而且在可见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媒体竞猜的话题，但它也有一个可供揣摩的范围。

按照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的设想，会对位于旧城（即北京二环之内）的“部分行政办公、教育、科研、医疗等设施”实施搬迁。这与本文开头有关保定将要“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的描述一一对应。

也就是说，那些位于二环之内的此类部委直属单位，迁入保定的可能性更大。

北京在理论上从来都不是最佳选择

无论如何，此次保定从“功能”上变成首都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也“粉碎”了在中国周期性出现的“迁都”学说。

换句话来讲，就是以往的“迁都”学说从来绝少将保定纳入观察视野。因为他们认为，从每一个数值上来看，保定，包括北京都偏离了中国的重心。

比如一项由中山大学副教授钟晓青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我国生态中心计算方法及定迁都生态安全损益分析》，从技术角度拆解分析了定都北京的利弊，以及未来迁都的可能性。

这里稍微提一句，回顾定都北京的过程，当时的决策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时的内政外交情况。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另一方面，《北京档案》杂志刊载的《毛泽东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重要决策》披露，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询问王稼祥新中国定都何处，王稼祥答北京，“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

而简单来说，这项研究建立在假设中国的首都应该位于“重心”的位置——版图的重心、人口分布的重心、经济总量的重心等基础上。

按照钟晓青的计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迁都”可能产生以下七个备选地址，它们分别是——

陆地重心，甘肃定西，一个去年发生过6.6级地震的地方；

版图重心，重庆石柱，革命老区；

人口重心，河南桐柏，一个1984年就被河南省省政府确认为老苏区的县城；

经济重心，江西高安，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生态重心，湖北十堰，山沟里的汽车城；

水资源重心，重庆涪陵，“中国榨菜之都”；

粮食重心，河南杞县，以出产大蒜闻名。

北京与这些备选地址相比，都有从600公里到近1500公里不等的距离。研究认为，时下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也与北京所处的位置有关。比如“偏离人口重心，不利于民族团结；偏离经济重心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导致地区差异，贫富悬殊；偏离生态、水资源及粮食重心，增大运输费用，增加成本，加大了土地负担……”

以往的“迁都”学说从来绝少将保定纳入观察视野。因为他们认为，从任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