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掐了领导的烟头

金雯

控烟是一种文明的潮流。大概只有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才会认为领袖夹着烟出场会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

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现在已经很少出现敬烟、劝烟的行为，那被认为是一种乡村式的礼仪，“控烟”已经成为一种文明的潮流。全世界的大多数烟民会在公众场合配合这样一种政治正确：对禁烟表示支持，尽管烟瘾实在难熬。

不让别人吸二手烟是文明社会的规范，针对一个成瘾的个人行为，控烟在中国显然困难重重。没有严厉的法令，也缺乏有力的执行力，但是，“中国式控烟”在2013年年底却推出了一项重要举措，让领导干部带头控烟——在公共场所不得吞云吐雾。

领导不抽烟才是禁烟标志

那些摆放在领导面前的“天价”香烟一度是腐败的标志，但是，从今年开始，香烟将会从政府的会议桌上消失。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很多领导干部得开始戒烟了，甚至开始引发一些老烟民的恐慌，他们害怕一下子戒烟身体容易内分泌失调。当然，也有积极响应者，比如，河北沧州的“烟民干部”试图通过自身戒烟来提高空气质量，为治理PM2.5作贡献。

2010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广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时候，把办公场所排除在禁烟范围外。而这部控烟条例的用心良苦之处便在于：假设一个单位的领导是烟民，这样是不是增加了禁烟推行的阻力呢？

抽烟通常是男性社会的一种默契仪式，构成办公室政治的一部分，非烟民总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些职场女性常常会抱怨吸烟造成了某种隐形不公。

中国的控烟“话语权”某种程度上是来自烟民的。来自中国控烟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男性公务员吸烟率高达61%，而且，多数是老烟枪。52.7%吸烟的公务员表示从未戒烟，仅有37.3%表示近期有戒烟愿望。

在中国的政府办公场所，判断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吸烟，并不是看是否有“禁止吸烟”的标志，而是在于最大的领导有没有拿出烟来抽，如果领导开始抽了，下面就开始放松地吞云吐雾了。为此，上海的浦东新区还出了这样一条解决办法，想要不抽二手烟，请联系妇联。如果女公务员不便直接向领导提出禁烟建议，可向与禁烟工作合作的妇联寻求帮助。

强制控烟是一个方向

将领导干部推到控烟前线，除了切合净化官员风气，树立廉洁形象之外，让那些对烟草政策拥有话语权的人不抽烟或者少抽烟，或许也可以缓解一下控烟的严峻形势。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经11年，有157个中国城市对“控烟”进行了立法，但是，各地的“禁烟条例”似乎都属于观赏性立法。没有严厉的惩戒制度，更不用说实质性的执行力度了。中国二手烟暴露率最严重的三个场所依次是公共场所72%，家庭67.3%，工作场所63%。公共场所是尼古丁污染的重灾区。

一般而言，对于在公共场所的吸烟人士只能劝阻，如果遭遇蛮不讲理的烟民，参与控烟的卫生局等单位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只能无奈摊手。很少有像不丹这样的国家，控烟直接动用警力，警察一旦发现房间内有人吸烟，可以像飞虎队一样直接破门而入——掐灭对方烟头。在控烟严厉的香港，在街头抽烟可能会被罚款1500港元，还曾因此发生过烟民袭击禁烟督察的事件。对于特别困难的区域，控烟人员还有反黑组警员协助执法。

严格的法令再加上严格的执法必然是有回报的，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香港15岁以上吸烟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有医生会一边看病一边抽烟。

在中国内地，除了顽强的吸烟文化、困难的禁烟执法，控烟还要遭遇强大的烟草利益集团的牵制，近几年，他们在烟盒上的控烟努力只是把“吸烟有害健康”的字号放大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控烟法令。

（艾茉莉荐自《新周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