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名师的夫人们
章诗依
清华名师的夫人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她们的命运与丈夫紧紧系在一起，更与国运息息相关。难得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在人伦崩坏的千古劫难面前，这些夫人们普遍无畏地与受难的丈夫们站在一起，与苏俄时期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她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苦 难 风 流
抗战爆发前，他们在水木清华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那时的清华园，在清华子弟的回忆中，许多地方草高林密，灯影稀疏，夏夜里蝉鸣蛙叫，孩子们或上树粘知了，或下河摸鱼虾，充满田园野趣，绝非今日高楼广厦的城市所能比拟。
然而，日寇入侵，山河变色，清华与北大、南开大学一道撤退到大后方，组成西南联大。整个八年抗战中，西南联大弦歌不辍，教学与科研不但没有停顿，相反取得许多成就。这背后，教授夫人们的贡献非同小可。
抗战末期的1943年，物价飞涨，为了弥补家庭开支入不敷出的局面，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潘光旦教授夫人赵瑞云、袁复礼教授夫人廖家珊，合作生产小食品出售。三人的分工是这样的：米粉、食用色素等原料由赵瑞云经办，廖家珊家为作坊，韩咏华负责销售，她提着篮子到廖家取货，视销售情况，每周一两次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卖。她们把产品起名为“定胜糕”，喻抗战一定胜利之意。
“定胜糕”为二三两重的米粉糕，形状仿如元宝，浅粉红色，中间放红豆沙，表面嵌有数块核桃仁和两块糖腌的猪板油，味甜。由于没有专门的生产工具，只能在日常做饭的红泥小炭炉上做，一锅只能蒸两个，日生产量仅有三四十个。产量很低，除了偶尔糕点在脱模时损坏，小孩子们才能吃到一点。“定胜糕”持续生产了两年，直到抗战胜利，对三个家庭显然在经济方面有所补益。
清华工学院创始者顾毓在抗战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身居上层，但清廉自守，加之子女众多，家境同样紧张。他的妻子王婉靖出身书香世家，是王羲之第67世女孙。她精打细算，不但种菜、种花、种玉米、养鸡、养鸭、养羊以补贴家用，还在老乡的帮助下养起了猪！
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周先庚1931年到清华大学心理学任教授时只有28岁，妻子郑芳，出身于江苏盛泽镇著名的郑氏家族，毕业于燕京大学，中英文水平俱佳。西南联大时期，周先庚任心理学系主任，要讲授六门心理学课程，同时在昆华师范学院兼课，同联大其他教授家庭一样，家庭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妻子的身上。
郑芳很快就显示出了“文武全才”。当时，生了孩子后的她没有奶水，为了保证几个孩子的营养，郑芳在胜因寺外的一家农户保养了一头母羊，周家的几个孩子都是喝羊奶长大的。
从1944年开始，郑芳还开始给报刊写稿，主题集中在婚恋与家庭及儿童题材上，在当时颇受好评，稿费则补贴了家用。
令人惊叹的是，苦难不但没有击垮教授夫人们，相反，她们都是相夫教子的好手，且普遍都有一手好针线活。她们对于丈夫、孩子的爱，还能施及于亲戚。她们普遍的持家能力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1950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的谢义炳，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气象系，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气象系副教授。其妻李孝芳，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土壤地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在美国读书时，李孝芳用第一个月的奖学金买了一架电动缝纫机，用它做了许多衣服，她自己在硕士典礼上穿的白色长纱裙，就是自己做的。一家人的衣裤，包括窗帘和被里，都出自其手。孩子们回忆说，母亲是持家好手，家中从来不缺吃、穿和用的东西，即使在物质贫乏时期，谢家也有萝卜、白菜馅饼或团子吃。
像李孝芳这样的持家好手，在教授夫人中比比皆是。
低学历者的奇情
但是，学历低的教授夫人同样不乏光彩，甚至更富奇情。杨振宁母亲罗孟华、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就是如此。
20个世纪20年代，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当时，“五四”新思潮冲击正劲，许多留洋归来的都毁掉了幼小时父母给订下的婚约。杨武之在美国时，罗孟华带着杨振宁住在合肥。她是旧式女子，只念过几年私塾。在住处的不远处，有一间天主教堂，里面的修女，都是一生不结婚或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合肥话把这种活法叫“吃教”。
罗孟华已经打听了，可以带孩子进教堂修道。她的打算是，如果杨武之回国后抛弃她和孩子，就带杨振宁去天主教堂吃教。
然而，回国后的杨武之，历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等职，但并没有抛弃发妻。
这位文化程度很低的母亲，是杨振宁一生最亲爱的人。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好友、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在回忆中说，杨振宁一生对母亲感情至为深厚，非比寻常。他说，1992年夏，天津南开大学为杨振宁70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当杨振宁自己报告他的生平，配以幻灯片，回忆童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往事，回忆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当说到母亲时，杨振宁嗓音突然哽咽了。
熊秉明回忆，当时，会场上的空气凝滞了几秒钟，他自己的心则一紧。“这样一个极端灵敏、多功能、储存了大量信息的头脑，因为‘母亲这符码的出现，忽然发生故障。显然，‘母亲不是一个一般的信息单位。”熊秉明这样写道。
确实，对于杨振宁，对于杨家儿女，母亲罗孟华绝非“一般的信息单位”。
杨振宁回忆，在清华园中，杨武之的同事的妻子，大多大学毕业，甚至留过洋。尽管杨武之待她很好，但罗孟华压力很大，她应付的办法很简单：尽力把家管好，少去交际，不去打牌。一两年后，罗孟华在清华园中有了治家整洁有方的声誉。
杨武之在回忆妻子的文章中写过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学校打网球，而振宁上学去了。学校校工来通知杨武之开会，结果罗孟华只记得开会的地点，忘记了开会的时间，杨武之很不高兴，抱怨妻子文化低。事过几天后，杨武之发现妻子曾用牙齿咬手臂直到出血。他很吃惊，询问之下，妻子说自己恨父母家穷，没有钱给她读书，恨她父亲经商失败使她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这使杨武之受到很大震动。其实在他心中，妻子坚强而有毅力，极能吃苦耐劳，是自己比不上的。
杨武之比不上自己文化程度很低的妻子的地方，不只是毅力品质，还有其他。
《书边恩仇录》一书的作者胡文辉在书中曾引用杨振宁写的《父亲与我》，里面的细节耐人寻味。说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在大陆的父亲带着统战任务几次出国跟他见面，最后一次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都是“形势一片大好”的套话。
结果，母亲打断了觉悟高的父亲的话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熊秉明对这个旧式妇女的见识也有同样的观察。他回忆说，1972年他回国，到上海看望杨武之，振宁的母亲和自己说了不少话，都是一些生活的点滴，不时用浓重的合肥口音插入一句：“不能说，不能说。”他说，杨振宁的母亲浸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可以说生存在寒暖饥饱的层面上。与杨振宁父亲偏于理智的训导的讲话不同，对于社会，她自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和判断。
让熊秉明诧异的一件事是，600页的《杨振宁论文选集》，杨振宁在扉页上亲笔题了四个汉字：献给母亲。雪白的版面上只印着这几个黑字，十分醒目。他为何不献给数学家的父亲，而献给母亲呢？熊秉明的结论是：这是属于生命的事，不待分析的。
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也有奇情。
王桂荃是四川人，从小做丫头，被转卖过四次，最后随梁启超第一位夫人李蕙仙来到梁家。梁启超给她起了这个名字。1943年，18岁的王桂荃在李蕙仙的主持下和梁启超结了婚。
王桂荃出身贫苦，没机会读书识字，但她聪明伶俐，又勤奋好学。与梁启超一起流亡日本后，接触到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李蕙仙逝世后，王桂荃一力承担起了梁家的重担，她长袖善舞，把这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照顾得很好，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李蕙仙所生的几个孩子，对王桂荃也极其敬重，梁思成说她是“不寻常的女人”。
王桂荃生活十分简朴，自己的吃穿极为节省，对儿孙和亲友却极大方。虽然文化程度很低，但王桂荃却很幽默，常讲各种故事和笑话给孩子们听。当年梁家老二梁思成学建筑，老三梁思永学考古，老四梁思忠学军事。王桂荃曾经非常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她的幽默，显然是长期与梁任公相处熏陶而来。
令人痛心的是，王桂荃晚景凄凉。“文革”时，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王桂荃的全部财产被抄尽，手帕胡同房屋被侵占，她被赶入阴暗的小屋里，85岁高龄的她还要每天出来扫街。此时，她已患肠癌晚期。1968年，王桂荃孤独离世。儿女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无一幸免。
（摘自《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