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只要觉得是正确的会永远坚持

易小荷

包间小得不能再小了，五六个人就足够塞满了每个缝隙，没有窗户，空气纹丝不动。3月1日，三大门户网站同步推出崔永元赴美国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截至3月8日，该条相关新浪微博收到两万条赞，转发两万，评论过万，随后崔永元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追问农业部关于“转基因农作物泛滥种植”的提案更像是激起千层浪……此刻崔永元坐在这个小房间，以被簇拥的姿态面向房门。位于奥体中心某座公寓的这间茶馆，名不见经传到一个客人都没有，身边的朋友每三五分钟就笑成一团，只有助手的手机不断响起，各种采访的请求此起彼伏时，短暂的沉默才提醒众人，这间位于奥体中心的茶馆包间只是一叶暂时远离汪洋大海的扁舟。

中等个头，51岁的崔永元像是两个分身，一个作为那个被大众所熟知的国民主持人，年年月月陪伴在电视屏幕里，温和谦逊，是邻家大叔；另外一个相当陌生，当他自这一年浮出水面，时时和大众不那么熟悉的“转基因”这样的科普词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呈现出似乎不同的形态：高调、坚决、犀利。

2013年9月7日，方舟子发起活动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方舟子声称“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对此，崔永元回应：转基因食品，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随后崔和方在网上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关于转基因的论战。

崔永元的关于转基因的评论在互联网上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嘲笑。有人说他“科盲”、“文傻”，一篇财经网的专栏文章《小崔考察转基因哪里出了问题？》流传甚广，“崔没有能成功证明转基因‘危害。他只是证明了一个聪明人在采用了错误方法论后，能够在谬误的道路上走多远。只是证明了当你的目标是北方，你向南出发能走多远？”

在这些人眼里，崔永元是一个完全不懂得科学体系的落伍者，一个挑战大风车的堂吉诃德。

从大众追随者到“少数派”

崔永元做《小崔说事》的时候，他的节目期期都盘踞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的时候。崔永元的口语风格和央视大多数主持人的“文工团腔”形成鲜明的对比。央视逝世的著名制片人，纪录片之父陈虻曾经说过，他最推崇的主持人，是拥有“坐标系”的：我觉得崔永元永远不用着急，因为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所以决定了他叫崔永元。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体制中到底能走多远，是一件极其具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崔永元似乎并未刻意去寻找那条底线。对很多人来讲，可以沉默、明哲保身，可以去做摆弄花草、逗弄宠物，世界如此融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日子不该是这样过的。

早在2002年，崔永元就炮轰过“电视庸俗化”，接下来的数年间，他曾经炮轰过超女，炮轰央视某些主持人，曾经就“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提起过质疑。2012年6月11日，崔永元发出一条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厅，“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8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为此，湖南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此微博发出后，网友的评论很快达到数万条。

他的一位前同事说：“崔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喜欢就公众利益发表评论，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时候也会言多必失。说得不一定对，但他还是会执着地按着自己的既定经验，就像在节目里面，即使说错一两个地方，可以靠十句八句地补回来。”

这个体制内明显的“少数派”曾经是个大众追随者。崔永元的父亲是工程兵，他的童年是在工程兵大院度过的，小的时候搬了14次家，都是在北京附近的山沟沟，大院里的孩子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使得崔永元从小到大完全没有任何的“阶级”观念，不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这种天然的亲和力，也许就是维持他几十年电视魅力的原因之一。

崔永元的父辈属于完全没有个性的时代追随者，崔永元从小到大也是个听话的孩子，他从来都是三好学生，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基本上都会觉得别人说的挺对的。直到上大学以后，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81年，崔永元进入传媒大学新闻系学习，他从小到大都喜欢历史课，有一次老师讲南昌起义。他觉得挺吃惊。“这时发现南昌起义是政府军里的起义，不是共产党组织的秋收起义暴动，等于是一帮人反叛了，开始跟着共产党人要开始做事。忽然意识到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就想到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呢？会不会国民党还有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是不是也有往国民党走的？这些以前都没仔细想过。”

崔永元读书的1980年代，恰逢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思想解禁但又有控制，物质贫乏但欣欣向荣，各种海外知识、书籍联系开始海量出现，这十年，大学生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大学里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活动。和许多今天那拔充满理想主义者的文化人一样，崔永元的“理想主义”也正是在彼时慢慢形成的。

很多年以后，崔永元从《实话实说》出来转而去做“口述历史”，这并不是一种偶然，柴静在新书《看见》当中有一段描述这样说道：“他（崔永元）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什么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做《口述历史》前，也是网传崔永元有郁抑症的时候，还有一段崔永元和柴静的对话，“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都是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endprint

传媒大学的同学，《舌尖上的中国》总策划陈晓卿说崔永元是个“对任何人都充满善意的人”，崔永元的理发师从1996年开始给他理发，两个人之间非常熟。崔永元一有好烟就会送给他。“有的人会说，你送他干吗呀？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我不送他我送谁呢？我送台长啊？他也不抽烟啊，他抽也有的是人送啊。对我来说，理发师小刘是我哥们。部队大院里就没这东西。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聪明人办的糊涂事”

2013年，崔永元遇上了转基因，他的声誉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崔永元和方舟子是在微博上展开转基因论战的。2013年年底的一天深夜，崔永元发布了一条讽刺性的微博，内容上升到“问候对方母亲”。该微博引来大量网民围观，有评论称“小崔有点掉进自己的坑了，理性说事很难吗？”随后，崔永元回复表示“不难，我和所有人都理性探讨，‘肘子除外，抱歉！”

有人觉得，崔永元已经过于沉沦于这场论战，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一位新闻传播方面的资深人士说“我尊重小崔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社会关怀，但科学是科学，他根本不懂。”陈晓卿则说崔永元这次的表现有些奇怪。另外一位知识份子则解析说：“方舟子能把所有的好人变成坏蛋。方舟子是一个正确的坏人，小崔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

在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看来，转基因是一项相对安全的技术，被主流科学界和权威机构肯定，代表的是一种思考方式和科学界严谨的评价方法，因此崔永元的所有言论是出于“知识储备不够的自取其辱”；而对于另外一些新闻工作者，则认为崔永元赴美调查的纪录片也有不符合新闻学规律的不够严谨的地方。因此无论这一场对抗结果如何，崔永元已经损失了他曾经无可挑剔的美誉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一个人的评价进行到这里，是那种几乎相当于地裂的时刻，如果慢慢侵蚀，一条浅薄的断层线也有可能会演变成一条巨大的鸿沟。现在的他成了相当一部分评论当中的“科盲”，反对者们说他“骑虎难下”、“聪明人办的糊涂事”，即使是支持者们，也会觉得“他像是堂吉诃德应对大风车”，成为公众名人几十年，这是崔永元“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多攻击”的时候。

在崔永元的自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进入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理智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2011年3月6日，崔永元以美国洛杉矶手机费9.9美元包年为例，在两会的小组讨论会上炮轰国内手机资费“贵得离谱”。随后，众网友留言称他引用的数据不准，国外话费也没这么便宜。崔永元核实后承认引用数据有误，并在微博致歉。

那是他难得的一次妥协。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是令崔永元成名的央视还是做口述历史，他都是独树一帜地孤独。费勇说：“即使是他的方法不对，也算是一个好人做了一件错事。如果不去纠缠具体的细节，他的出发点和姿态是有正面意义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去做这些事情。”

但崔永元不承认自己孤独，他只是不愿意随大流，即使提出质疑会使自己处在少数派的地位“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乐趣。因为所谓的多数派，随大流，跟着很多人混，你肯定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你想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思想独自漂流的空间，随大流的时候会很痛苦。”

就在做转基因的调查之前，他曾经和助手开着车在北京转了15个晚上，察看北京晚上车的情况。发现大货车毫无遮拦，掉下来的尘土砂石比PM2.5更直接。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政府针对私家车是不对的。如果和车有关系，这比小车厉害多了。他们为什么不管呢？那时他还为这个事较过劲，每天晚上在微博上发了好些拍的这些照片。后来还为此和市容委、市政府办公室拉锯了多个回合。

“不小心走到电视行业”的崔永元其实一直都有着自己的梦想，是想要拍几部电影，可是从口述历史到转基因的这个事情，几乎分散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的抑郁和焦虑恐怕只有北京沉沉的黑夜才能承担，助理刘磊磊说崔永元是个“晚上基本不怎么睡觉的人”。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公共道德洁癖”，但崔永元坚持认为只是“举手之劳”。

“我是觉得差不多了，现在家喻户晓，基本都知道这个事，然后大家都有这个判断力了。甚至我觉得有兴趣的媒体自己也可以追下去了。”只是，这样决定“放下”的时刻似乎凤毛麟角，之后很快崔永元又坚定地回答说，“我只要觉得我是在维护公众利益，我只要觉得我是正确的，我的采访调查是正确的，我永远会坚持。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说这话时，他的表情好像他是个命定的使者。

这次采访结束没多久的几个小时后，凌晨两点，崔永元发布了一条微博，就转基因问题再次质问农业部。下面获得了三万多个赞，接近两万的评论和五千多的转发。是他自2014年2月20日开通新浪微博以来，获得关注度最高的一条。（黄明泽荐自《南都周刊》）endprint